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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影忍者疾风传究极忍者风暴革命(他带出的部队多次被毛主席表扬,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师长却成为开国中将)

作者:佚名 来源:4889软件园 时间:2023-01-22 10:23:16

火影忍者疾风传究极忍者风暴革命(他带出的部队多次被毛主席表扬,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师长却成为开国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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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影忍者疾风传究极忍者风暴革命(他带出的部队多次被毛主席表扬,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师长却成为开国中将)

他带出的部队多次被毛主席表扬,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师长却成为开国中将

文/陈守凤 杜俊峰

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因为出过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而得名皇村。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皇村村民们津津乐道的已不仅仅是两千年前的那个皇帝,而更多的是这里出了一位共和国的开国中将——田维扬。田维扬于1906年11月出生在皇村一户破落的农民家庭,21岁参加鄂北秋收暴动,22岁离开家乡寻找“党先生”。他始终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事业当作毕生使命去完成,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生。

终于找到“党先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在鄂北枣阳地区席卷开来。21岁的田维扬毅然参加了赤卫队。他手持红缨枪,时而参与调查土豪劣绅的罪行,时而为赤卫队通风报信。此外,田维扬的父亲和四个兄弟也都参加了赤卫队。鄂北秋收暴动有力打击了当地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而领导这场暴动的共产党组织则被尊称为“党先生”。

由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坚持一年多的鄂北秋收暴动最终失败了。此后,鄂北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量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惨遭屠杀。田维扬的父亲竟被“清乡军”活活打死,他的二哥、三哥和弟弟都被抓进了牢房。

◆田维扬

然而,鄂北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深信:“不怕敌人狠,只要‘党先生’在,有朝一日我们还要干。”1928年10月,田维扬和王愚等参加暴动的六名年轻人相约离开家乡,前往江城武汉,想在那里找到“党先生”,继续革命。由于武汉的中共党组织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清洗,田维扬等人在武汉迁延一月有余,却始终没有找到“党先生”。身无分文的他们为了挣点活命钱,只得在长江边上干起了修筑江堤的苦活。这种工作极其劳累,工钱却又极少,几乎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为了活下去,他们后来又选择去国民党军当兵。参军后,田维扬和王愚被分配到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2团3营9连。王愚早在鄂北秋收暴动之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行以来,在王愚的耐心帮助下,田维扬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暗暗下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9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员程子华的领导下,独立第15旅第2团2营在大冶地区举行起义。田维扬和王愚找到程子华,参加了这次起义活动。起义成功后,3营9连被编为红5军第5纵队教导队。就这样,田维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红军。穿上红军军装的那天,他拍着王愚的肩膀,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终于找到‘党先生’了。”从此,田维扬开始了他一生追随“党先生”的光辉历程。

红3军团的开路先锋

1930年春节前后,红5军第5纵队在鄂东南地区发动大规模游击作战。田维扬表现突出,相继被提拔为班长、排长,后来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田维扬所在的第5纵队扩编为红3军团第8军,次月就参加了攻打长沙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田维扬表现突出,被火线提升为3连连长。

从1930年11月到次年9月,田维扬率领3连在上级编成内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广东南雄水口向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发起进攻。红军用土硝、硫磺、木炭和生铁块制成炸药,装在形似棺材的木箱里,推向国民党军。“棺材炮”爆炸后,田维扬带着全连冲向前去,与敌人拼死搏斗。在这次战斗中,田维扬一马当先,不幸髋骨中弹,重伤倒地。战后,他伤势未愈就要求回部队工作。但上级领导考虑到他的情况,就安排他在军团部当参谋,直接在彭德怀、滕代远手下工作。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捷报。

1933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田维扬被派到红10团担任连长。在攻打南丰、黄陂和草台岗等战斗中,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不久就被提拔为副营长。虽然担任军事干部,但田维扬十分注重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随“东方军”前出福建的过程中,面对长途行军、粮食短缺、天气恶劣等现实困难,他时而帮战士扛机枪,时而与战士促膝谈心,把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当时,由邓小平担任主编的《红星》报专门报道了他的事迹。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田维扬被调到红3军团第5师13团1营任营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左”的错误,红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军硬拼,遭受了巨大损失。11月13日,第5师奉命向国民党军阵地连夜发起进攻。田维扬指挥1营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虽歼灭不少国民党军,但自身也伤亡惨重。1934年4月,他率领全营参加广昌保卫战。战至第18天,红军歼敌2600多人,而自己却付出伤亡5000多人的沉重代价,被迫撤出广昌。至9月下旬,历时一年多的第五次反“围剿”已难以取胜,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在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红3军团一直担任中央纵队的右前卫。在湘江战役中,第5师奉命在广西灌阳附近阻击国民党桂军。为了给中央纵队争取更多渡江时间,红军不惜与优势之敌死打硬拼。在战斗最为激烈的关头,部队子弹打光了,田维扬高喊“誓与阵地共存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率领全营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三天三夜的血战,第5师终于以伤亡20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

◆油画作品《遵义会议》。

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党和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了便捷指挥,红3军团第5师缩编为第13团,田维扬担任1营营长。随后,他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他带领1营冒着枪林弹雨向山头冲锋,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打得鬼哭狼嚎、仓皇逃窜。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越过乌江天险,掠过贵阳近郊,准备渡北盘江向云南挺进。1营作为先遣营,负责为后续部队开辟通路。一天,田维扬率1营来到贵州省紫云县一个叫猫场的地方,突然被一支少数民族土杂武装拦住去路。兵贵神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斗,他找来几名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战士,一起去见这支土杂武装的司令,请求借道。见面后,他先是耐心地向这位司令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行经此地是为了北上抗日;接着又以十支步枪和一些缴获的烟土、银元相赠。这位司令不但答应了红军通过,还派人把红军一路送到江边。

过草地期间,田维扬率领1营随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向班佑地区前进。茫茫草地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没有树木,没有粮食。战士们在一望无际的黑泥潭里艰难跋涉,很多时候只能靠吃野菜、草根度日,不少人献出了生命。最艰苦的时候,田维扬和战士们背靠背坐在潮湿的草地上,围着篝火给大家讲故事,带大家一起唱歌,以此来驱散疲劳和寒冷。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田维扬相继担任红15军团第81师营长、第75师225团团长,率部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之后又被安排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此时“红大”刚刚成立,连基本的教室、黑板、课桌都没有。田维扬就和先到的学员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把窑洞甚至是羊圈改造成教室和宿舍,在墙壁上凿出黑板,用石头垒成讲台,受到了校领导的嘉奖。学习期间,只读过三年私塾的田维扬深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和军事理论的学习中。一天,他惊喜地发现,在红军大学的教材里,竟有自己在“东方军”时作为一名军事干部做政治工作的典型事例。

刘少奇的警卫部队政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5月,田维扬被分配到八路军第115师教导大队工作,12月初又调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参谋长,随部队向微山湖以西地区挺进。

国民党军丢失徐州后,伪军趁机与日军勾结,在湖西地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又以绰号“歪鼻子”的“剿共救国军”军长王献臣最为凶残。苏鲁豫支队抵达湖西后,第一仗就决定打掉王献臣,为民除害。经过仔细侦查,田维扬提出了分三路进攻的方案,得到了支队首长的赞同。战斗打响后,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地拿起菜刀、镢头,跟着八路军一起去打“歪鼻子”。这一仗,共歼灭伪军和前来增援的日军800余人。战后,田维扬因势利导,成功争取了伪军头目籍兴科反正,使苏鲁豫支队在不到四个月时间内就由3个大队发展到7个大队8000多人。

1940年2月,由于部队任务调整,田维扬调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任政治委员,与大队长胡炳云一道指挥部队参加山东反“扫荡”。之后,他们又奉命率第1大队前往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驻地,执行保卫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任务。由于中原局几乎每天都要用电台与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联络,日军用测向台监听到这一情况后,经常派兵追来。为此,中原局机关每隔一两天就要进行转移。有时刚到一个新驻地,就发现日军已经跟来,不得不继续转移。6月初,中原局机关转移到泗洪县以南的水牛冲地区,准备在这里召开皖东北地区党的负责人会议,突然发现大批日伪军从灵壁、泗县方向扑来。刘少奇决定一边开会、一边打仗。田维扬和胡炳云带领第1大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最激烈时,连炊事员都投入了战斗。这一仗一直打到夜幕降临,日伪军丢下300多具尸体,也未能突破第1大队的防线,只得无功而返。

◆1940年,(左起)胡炳云、田维扬、王东保于皖东北根据地合影。

1940年8月,苏鲁豫支队第1大队改编为第5纵队1支队1团,田维扬仍然担任政委。10月,第5纵队奉命参加黄桥战役,负责从侧后攻击顽军韩德勤部。田维扬、胡炳云率领第1团右路出击,支援左路部队连克阜宁、东沟、益林,而后直奔盐城,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主力部队作战。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八路军第5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田维扬被任命为该师第7旅副旅长。1943年春,田维扬奉命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报到,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学习生活。期间,他参加了整风运动,并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

从松花江畔战斗到粤海之滨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抽调11万部队和2万干部进入东北。田维扬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10月上旬到达辽西地区,被任命为辽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后来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第1师师长。

1947年,田维扬指挥骑兵第1师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负责攻打郑家屯。为摸清敌情和地形,他多次深入阵地前沿,进行战场侦察,而后决定由第1、2团进攻城区,第3团攻打火车站。战斗发起后,按照田维扬的部署,第1团和第2团奔袭城西和城北,乘敌不备发起突袭,负责攻打火车站的第3团也相继投入战斗。在骑兵师强大的攻势下,两处国民党军无力顽抗,纷纷向四平方向溃逃。国民党军派来飞机掩护郑家屯守军撤退。田维扬指挥骑兵师策马扬鞭,奋力追击,在运动中又歼其一部。

◆1944年,田维扬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留影。

1948年6月,田维扬接替周光担任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1师师长。由于该师政治委员职务暂缺,田维扬军政一肩挑,带领部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式整军运动之中。他经常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引导大家“倒苦水”“挖苦根”,提高阶级觉悟。此时,正是辽西苹果成熟的季节,第11师和兄弟部队严守纪律,自始至终不吃老百姓的一个苹果。此事一度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后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地讲起这件事:“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军以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企图越过塔山,解锦州之围。第11师受命在塔山正面参与阻击国民党军。面对强敌,田维扬毫不怯战,一再请求打头阵、挑重担。但上级却让第11师担任预备队。为此,兵团司令员程子华亲自做田维扬的工作,告诉他预备队是要留在关键时候使用的。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抵达塔山。第4纵队顽强死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击。12日,根据纵队命令,田维扬急调所属第31团前出潘家屯,支援第12师34团作战。第31团进入阵地后,立即与国民党军展开厮杀,并在反冲击中迫其一部缴械投降。13日拂晓,第10师28团阵地告急,田维扬奉命率第32团前往支援。战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已攻克锦州,而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却未能在塔山前进一步。

辽沈战役过后,第11师作为第4纵队的先头部队从锦州出发,经冷口、喜峰口入关,准备参加平津战役。途中,第11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122师,田维扬任122师师长。

平津战役打响后,第41军奉命在康庄、怀来等地负责腰斩傅作义集团的“长蛇阵”。12月9日拂晓,第122师先头部队在小王庄与一股国民党军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第122师立即发起强攻,一举将该敌全歼。10日中午,康庄战斗的战场尚未打扫,第122师就接到追击国民党军第104军的紧急命令。田维扬命令部队甩掉背包,轻装出发,靠双腿与敌人的汽车赛跑。入夜过后,天上没有月亮、星星可供辨别方向,全师指战员就靠敌人沿途扔下的罐头盒、汽油桶当“路标”,终于在庙官岭、内长城以北地区追上国民党军。田维扬命令部队将敌人死死咬住,最终迫其投降。16日,上级命令第122师配合华北野战军主力歼灭张家口之国民党军。田维扬带领全师顶风冒雪,穿行于长城古道,于22日到达张家口东南阵地。23日拂晓,国民党军突然朝城北方向疯狂突围。田维扬奉命率部从右翼经乌拉哈达向北追击,在高家营南山歼其一部。

北平和平解放后,第122师进城担任警卫任务。部队入城前,田维扬和政委吴保山深入连队做思想工作,反复教育部队:宁啃高粱面馍,喝“扎牙根”的冰水,也不能违反“入城守则”。初春时节,北平依然寒风刺骨,但指战员们齐刷刷地睡在胡同里、屋檐下,冻得全身发抖、嘴唇发紫,也没有一个人去敲老乡的门。驻地群众见状感动得无以言表,有的腾出房间,请指战员们入住,但他们“三请三不进”;有的给指战员们送饭、送烟,但他们“三送三不收”。看惯了旧军队作威作福的北平市民,由衷称赞他们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

为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1949年4月中旬,田维扬和吴保山率领第122师指战员告别古都北平,沿平汉铁路向中南进军。8月初,第122师抵达湖南长沙附近,而后相继参加了衡宝、广西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第122师奉命进驻广东西江地区。此时,以陆轰、张大杰为首的“反共救国军”在这里四处袭扰,使西江一度成为广东匪患最严重的地区。1950年春,田维扬集中8个营的兵力剿匪,一举歼灭匪徒800余人。不久,他再次派出6个营剿匪,又歼灭土匪3000余人,使西江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步稳定。8月初,广东军区命令第122师担任解放南鹏岛的任务。田维扬接到命令后,决定派第364团遂行登岛任务。8月9日,第364团协同台山军分区部队登岛成功,一举将惯匪林贵纠集的400多匪徒全歼,使南鹏岛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任命田维扬为第41军军长。1952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中南军区抽调10万官兵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田维扬被任命为工程部队副总指挥。他一边组织指挥,一边亲自参加劳动,哪里最艰苦,就出现在哪里。南线黄天湖清淤工程是块难啃的硬骨头,田维扬不仅担任现场指挥,还经常赤脚站在泥水中和大家一起劳动。许多人的脚掌被菱角刺破,被蚌壳割伤,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畏缩不前。经过两个半月的顽强拼搏,荆江分洪工程提前15天胜利竣工。

战争年代,田维扬始终冲锋在前,从不顾及个人安危;和平时期,他更是高风亮节,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1952年的整党运动中,早已任正军职干部的他在评级申请中写到:“由于自己能力弱,水平低,请评为正师级或副军级。”中南军区党委认真审查了他的情况后,最终认定:田维扬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诚,政治立场坚定,作战很勇敢,评为正军级是合适的。

1955年9月,田维扬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贵州人民念念不忘的好司令

1957年8月,田维扬调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后来贵州军区改称贵州省军区,他仍任司令员。对于这块长征中曾战斗过数月的土地,他满怀深情,立志要带领军区一班人和全省民兵,改变贵州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发出“大办民兵师”号召后,田维扬先后深入水城、印江、黄平等地,具体抓民兵工作,很快就在当时只有1000多万人口的贵州组建了400多万人的民兵队伍。他借鉴解放军“五好”运动的经验,在贵州民兵中率先开展以争创“政治思想好、生产劳动好、工作学习好、组织纪律好、执行任务好”为内容的“五好”运动,得到了昆明军区的肯定。

◆田维扬(中)和周林(左)、王贵德(右)在一起。

田维扬十分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干部。但是,由于“左”的影响,一些地方动不动就对干部扣帽子、打棍子。田维扬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指出:“要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对某些不正确的认识和思想问题,要耐心说服,热情相待,使他们感到温暖可亲,犹如兄弟,尤其对少数民族干部更应注意。”从江县人武部组织科科长吴兴春,刻苦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苗家侗家的好儿子”。在田维扬的亲自推动下,贵州省委、昆明军区、解放军总政治部先后发出了向吴兴春学习的通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重要媒体都报道了吴兴春的事迹。一时间,吴兴春这个来自偏远地区的普通人武干部,成为了闻名全国的典型。

在贵州任职的八年间,田维扬一直担任司令员和党委书记。在党风建设上,他毫不含糊,经常告诫各级干部:贵州是个穷地方,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但是,在“浮夸风”的影响下,有些干部头脑发热,动不动就向上级虚报粮食产量和库存。田维扬到某县考察时,问一位县领导:“你们库存粮食有多少?”“十多万斤。”那位县委领导回答。田维扬追根问底:“究竟是十一二万斤,还是十八九万斤?”这位领导支支吾吾,最后才道出只有七八万斤存粮的实情。田维扬听罢,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领导的,一定要时刻想着群众的疾苦,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工作。在班子中,田维扬年龄最大,又身患多种疾病。机关管理部门考虑到贵阳冬天阴冷潮湿,就在他的房子周围砌了围墙,给他家里装了个简陋的暖气。因为这件事,田维扬带头在机关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5年3月4日,田维扬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在贵州工作的八年时间,田维扬给贵州人民留下一心为民、高风亮节的深刻印象。时隔38年后,当地媒体还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回顾他在贵州的事迹。

田维扬戎马一生,多次负伤,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后来甚至被摘掉右眼。1977年6月,他突发重感冒并发尿毒症,住进解放军总医院。院方请来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参与会诊,但仍然回天乏术。弥留之际,他把夫人范动华和子女叫到身边,叮嘱他们努力为党工作,不要给组织增添任何麻烦。

1977年6月12日,田维扬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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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辛平:新征程,向着胜利再冲锋

新征程,向着胜利再冲锋

——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解辛平

“看,太阳出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越来越明亮。”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73周年华诞。来自中国空间站的声音,预告了一场壮丽的日出。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神舟十四号乘组的声音唤醒晨曦。

北京天安门广场,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与朝阳一同升起。

人海如潮,仰望的眼眸,映着旗帜上的红,汇成“越来越明亮”的光。

10年里,我们迎着旗帜的光。10年里,我们成为时代的光。

——汗水洒向千年的泥土,笑颜绽放锦绣的山河,我们告别贫困、圆梦小康,抵达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黄土地窑洞的烛光映着赶考路,我们一次次回望初心、自我凿刻,找到跳出“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风暴中撑起“绿洲”,战疫情、护民生,我们的全力所赴、定力所在,全为守护14亿人民的安康。

——黄河安澜,长江澄碧,一顷顷清波环绕着一座座青山,我们把“只此青绿”,还给子孙的大江大河。

——北京冬奥会的“一簇微火”,照亮命运与共的星球,我们以中国式的浪漫,携手世界“一起向未来”。

——空中“20”列阵,海上“三舰齐发”,人民军队重整重塑迈向世界一流,钢多气盈骨更硬,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

我们自信,这10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翻过险峰峻岭,跨过险滩激流,我们走过了一段闪光的征程。

我们自信,这10年,我们以移山之志、填海之力书写的人间奇迹,必将镌刻在历史的里程碑上,成为一段闪光的人类编年史。

正如习主席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中国的十月是一首诗。” 我们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我们已经“写成了人类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必将写下新的辉煌诗行。

在金色的季节集结,向着胜利再出发——

瞩望,新的蓝图新的擘画!

冲锋,新的征程新的奋斗!

(一)

数字是沉默的,却听得见时代的足音。

“2013至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今天一个百分点增幅的实际增加量是10年前的两倍。”9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发布多项经济数据显示,在疫情严重冲击下,“主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外电认为中国经济展现出“惊人韧性”。

相同增幅,两倍增量。今天的一小步,从前的一大步。沉默的数字知道,上山的路更陡了,周遭的浪更急了,亿万人的手挽得更紧了——挥洒更多汗水、向更高海拔跋涉攀登,印证着一个大时代的难与易、稳与进。

量的递增,质的递进。今天的每一步,自成独有的风景、多轴的画卷。抽象的数字背后,是高质量发展的发轫加速、自主创新的超车领跑、一村一寨的幸福振兴、青山绿水的美丽守护——着眼更大目标的砥砺前行,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取与舍、变与革。

“我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在新的征程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向前的步伐。

——新征程,有“离天三尺三”的险峻,更有“赖以拄其间”的砥砺。

铁一般的队伍,才能征服铁一般的雄关、铁一般的漫道,到达胜利彼岸。

2020年初,湖北抗疫的惊涛时刻。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以举世震惊的10天、12天时间拔地而起。看到火热的现场、火红的党旗,看直播的“云监工”说,“心里有底了”。

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一时间如火山般喷发,绝非偶然。这是时代的孕育和锻造。

“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15日的人民大会堂,中外记者听到了这句郑重承诺。10年间,时间见证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行”与“果”。

“打铁”背后有力度。力度表现为八项规定成为撼不动的“铁八条”,表现为“打虎拍蝇猎狐”10年不间断的零容忍,表现为“绝不让腐败分子在军队有藏身之地”的铁腕治军。对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成绩单,外媒评价,这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打铁”背后有温度。温度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叩问里,体现在“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警醒里,体现在“永远不要失去民心”的告诫中。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对人民的爱、对自身的严,是永恒的正比。10年“一锤接着一锤敲”,党的建设全面加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形成向心凝聚、空前团结的良好局面,人民群众对党和军队的认同、信任达到新的高度。

铁一般的队伍,用赶考的脚步丈量着胜利的征程。

——新征程,有“黄河唱,长城喜”的幸福,更有“会它千顷澄碧”的赤诚。

沃野流金,操着南北方言的农民主播,拿起“新农具”——手机,开工“新农活”——直播。黄金柚、冰糖柑,笑意盈盈的“新农人”们举着沉甸甸的果实,像举着沉甸甸的幸福。丰收的乡土中国,在云端“直播”着告别贫困后的美丽、奋斗与希望。

“河水洋洋,无人注意,但只要取其一瓢,浇在焦渴禾苗的根部,就会显得珍贵无比。”那场气吞山河的挽手,把近亿人的生活拉到了贫困线以上;那场感天动地的决战,十几亿中国人肩并肩一同迈入小康。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百年大党和当年的“好后生”,从未忘记“根”,也从未忘记“根”的渴望。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从全面小康的新里程碑继续出发,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阔步向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是唯一路标。这条路,通往“一个也不能少”的共同幸福,“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富足,“绿水和青山”的共同美丽,“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和平。幸福的步履不停,誓为人类走出一个光辉的未来。

——新征程,有“快马加鞭未下鞍”的紧迫,更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跨越。

8月初,险恶政客不负责任的挑衅,在台海掀起风浪,我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网友说,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

雷霆出击,这是一次全新的“亮剑”。“剑锋”一新,一批新装备成规模、成体系运用;“剑术”一新,多军种、多区域联合行动,展现了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的硬能力和应对危机事态的新水平;“剑气”一新,重整重塑后,三军精锐尽显,外界纷纷予以“重大突破”“惊人进步”的评价。

“亮剑”,是十年磨一剑的初试锋芒。这10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开大合、蹄疾步稳,变革重塑后的人民军队体制、结构、格局、面貌焕然一新。

9月16日,“双20”列阵长空,接迎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9年迎回9批忠烈,人民空军的战机从伊尔-76到运-20、从歼-11到歼-20——温暖的归途,铺展强军的画卷。

“祖国给我们锻造了最好的武器,我们就要用它们打最硬的仗,击退一切来犯之敌。”英雄的人民军队励精图治,走过脱胎换骨的10年,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告慰先辈:强军砺剑,“如你所愿”;强国之路,有我守护。

“走你所走的长路”——

走过非凡十年,奋楫在“浪更急”的中流,奋进在“路更陡”的半山,我们以“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英勇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愿你所愿的永远”——

走过非凡十年,我们收获了非凡的自信——眺望复兴航船桅杆的自信,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自信。

(二)

历史里,往往藏着未来。偶然中,常常隐含必然。

延安、武乡、西柏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3个指挥所。若将3点相连,恰好形成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

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成熟走向成功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实践之路,也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征程。

成熟的标志是史册里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党的七大。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强调:“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历史已经证明,党的核心,事关革命成败。在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马克思曾比喻:“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恩格斯曾指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V”字代表胜利,也蕴含探索与跋涉的曲折。从壮烈的湘江之战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多少牺牲才换来这胜利的一天!

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拥有了权威的党的领袖和科学的指导思想,此后的每一次重大胜利,都成为政治上日益成熟的历史注脚,都成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实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全党提供了科学思想指南。此后,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推进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分别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成功捍卫、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中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事业的新天地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从来不是什么“神的预见”。党的每一次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的确立,都在开辟新局面、铸就新辉煌。

2013年,著名的未来学家戴维·霍尔预言:“2100年的历史学家回顾2010至2020年10年转型期时,必定会认为这是21世纪思想真正开始形成的时期。”

彼时的世界进入“大转折时代”,面临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困惑。彼时的中国,世情、国情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提出“党带领中国向哪里走”的时代课题。

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在破局中解题、在解题中破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出闪耀着真理光辉的中国答案。

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能力、强烈的使命担当,习主席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当之无愧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党心军心民心,是核心确立最深厚的土地。习主席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实践中、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形成的,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盼和实践的锻造。

能够被历史认识的,是思想的产生。能够被历史记录的,是思想对世界的改变。新时代10年,正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中国才得以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纵览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总能找到源头的不息奔涌。“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重要的政治优势,要治理好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领导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把“两个维护”作为全党全军共同的政治责任,使全党全军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冲锋。

“世界上任何一种力量都抵不过引领时代的观念。”如一座高峰、一面旗帜,思想的力量一旦转化为行动的自觉,就会迸发出越是艰难越向前的不竭动力。

(三)

用什么去面对胜利、迎接未来?

不同的政党,给出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通向不同的命运。

2021年9月,习主席在陕西榆林考察调研期间,特别提到《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从井冈山走到陕北,从陕北到西柏坡,再走到北京,一路上赶考”,“中国革命必然胜利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

1944年3月,评价李自成功过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国民党政府责难此文“影射当局”,身处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却要求《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印发全党学习,提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一个年轻的政党,用“泼冷水”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

一路赶考,百年大党清醒如初。“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

回首10年,新时代拥有许多光耀人类史册的时刻,但一个声音始终敲响警钟——

在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提醒,“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在庄严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提醒:“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不能满足,还要再接再厉。全面小康之后还要现代化,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

清醒与忧患,如果仅仅停在纸面上,会“患”而成真。这10年是起而行之的10年,迎接着一场场挑战,破解着一道道难题。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低于8%。外媒竭力唱衰:“解决不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中国就会前功尽弃。”

5年后,党的十九大后,德国《明镜》周刊以汉语拼音“醒来”作为封面报道中国。

中国如何“醒来”?

行动起来,是真正的“醒来”;而勇于改变,是最难的行动。

这10年,平均每一到两个月,习主席就要主持召开一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仅3个月,25个新组建或重新组建的部门全部挂牌,涉及180多万人;各领域2000多个改革方案密集出台、整体推进……

这10年,面对党的十八大之前一个时期我军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习主席力挽狂澜、扶危定倾,领导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确立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带领全军重整行装再出发;着眼设计和塑造我军未来,大刀阔斧全面深化改革,打响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

壮士断腕的改革,生长出奇迹般的力量。“时时放心不下”的风险点,解除后成为“过去时”“放心点”;曾经的“娄山关”“腊子口”,跨越后成为身后的风景;过去想办没有办成的难事,办成后成为前进的路石。

回望来路,时代的考卷,叠成阶梯。展望前路,未来的考卷,常常难测——

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世界格局的演变,如同按下了快进键的“地壳运动”,引发陆沉与断裂,考验崛起与屹立。今天,全球疫情的阴霾尚未散去,世界经济的脚步还在徘徊,局部地区的战火仍在燃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可能一帆风顺。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变成“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我们不是依靠谁的恩赐,不是跟在谁的身后亦步亦趋——打破有意设置的“玻璃天花板”,冲破试图勒紧的“霸权套马索”,坚持走自己的路,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这样的探索前所未有,这样的路径难免荆棘丛生。

不知还有多少“加试题”在等着我们,我们要做的,依然是“一仗接着一仗打”。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新的征程,让我们继续做清醒的赶路人——胸怀理想,手握真理,脚踏人间正道,何惧山高水长?

(四)

中国这10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不断刷新,创造的奇迹令世界刮目相看。

奇迹源自擘画。回望党的历史,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接一个”“从不落空”的计划,把信心与奇迹紧紧联系在一起。

蓝天如洗、红墙碧瓦,10月的北京美不胜收。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按照传统文化的建筑规制,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左右对望,见证历史,昭示未来。

历史和现实,在这里连接贯通。

2012年11月29日,习主席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郑重宣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2021年7月1日,习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把信心变成奇迹,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对于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这段讲话,习主席深刻指出:“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但没有历史眼光,没有长远眼光,也干不好当下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说话是算数的”。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

1997年,我国提前3年完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2000年,“九五”计划胜利完成,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

提出目标,达成目标,中国共产党觅渡理想之河,有“桥”也有“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就是我们国家奋进的力量。”

非凡十年,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我们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020年金秋,中轴线右侧的人民大会堂,又一幅宏伟蓝图徐徐展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强国强军,夙夜萦怀。文件起草时,习主席亲自敲定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战略部署,因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把强军兴军融入强国复兴大局,习主席谋篇布局2027,前瞻运筹2035,深远经略2050,对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提出“新三步走”的清晰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按下迈向世界一流的“快进键”。这是中国军事史上、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深远宏大的战略擘画。

前行路上,风浪不期而至。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2020年全国两会,推迟到5月召开。

这一年也是我军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两会期间,习主席与军队代表委员共商国是,他号召全军部队,“要采取超常措施,克服疫情影响,集中力量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力保重大任务完成、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2020年8月,安徽遭受洪涝灾害,习主席考察抗洪一线,听取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要求全军部队要“坚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

任何风浪,都阻挡不了迈向世界一流的坚定步伐。

习主席多次引用一句古语,“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中国共产党人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遇水架桥,滴水穿石——过去的时间,奇迹变成一页页史册;未来的时间,每一笔仍待实干来描绘。

(五)

奋斗,是习主席连续9年发表新年贺词中的高频词。

奋斗的诗,刻在10年的拔节里,写在百年的年轮上。

1937年,一位美国记者在延安拍下一张“不可思议”的照片——

沟沟壑壑的窑洞里,斑驳陆离的土墙上,悬挂着包括航母在内几乎涵盖当时世界最先进武器装备的军事教育挂图。

即使这支军队刚刚完成一次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即使士兵们手里大多只有落后的步枪,他们的目光中,依然跳动着对一支强大军队渴望的火苗。

“虽然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够强大,但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干,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行,再来一个百年计划,到那时我们就有自己先进的军舰。”建设一支包括海军在内的强大人民军队,始终奔涌在一个年轻政党、一个新生国家的憧憬里。

梦想,点燃奋斗。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复兴之路,就是以“不可思议”的奋斗,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历程。

一代代风雨兼程。10年前,人民军队的第一艘航母,终于从延安窑洞的挂图上,驶向万里海疆。

一程程劈波斩浪。10年“砺”舰,辽宁舰成军、山东舰入列、福建舰下水——从续建国外滑跃起飞航母、自建完全国产化航母,到建造电磁弹射的平直通长甲板大型航母——新时代的人民海军有了航母“三剑客”,实现航母技术的“三级跳”。

“中国人即使有了航母,10年内也玩不转舰载机。”辽宁舰入列时一些人的断言,如同当年预言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再用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一样,充满傲慢,充满武断。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流淌在血脉里的奋斗基因,拉起“飞鲨”起飞的仰角,时代腾飞的仰角。

大国封锁,没有教员、没有教材、没有教练机、没有经验,从第一艘航母服役到第一架舰载机上舰,相隔只有不到2个月;第一架舰载机首飞到1000架次起降用了5年,第二个1000架次起降只用了两年半……有人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辽宁舰官兵的回答自信豪迈:“我们是努力做到的!”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10年“舰”证,“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不惧山高路远,不畏风高浪急。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精度“千帆竞发”,编织新时代中国的新经纬;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百舸争流”,标注新时代中国的新坐标。

不问“天”有多高。南仁东率团队在崇山峻岭间坚守22载,用生命打开了深探苍穹、追问宇宙的“天眼”。奋斗,是仰望星空的广阔。

不问“路”有多险。“当代愚公”毛相林带领下庄人“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在悬崖绝壁抠出“天路”,走出祖祖辈辈被“困”住的贫穷。奋斗,是一锤一钎的执着。

不问“海”有多远。港珠澳大桥施工7年,总工程师林鸣消瘦了20公斤。岛隧工程每一项技术攻关都经历无数试验、创新和验证,如同“4000人共走一根钢丝,7年都要保持状态”。奋斗,是万众一心的开掘。

把目标变成里程碑,奋斗赢得自信。自信,是对成就的自信,更是对精神的自信。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实现中国梦,必然要面对各种挑战、风险、阻力。强国必须强军,集中体现时代要求,更充分彰显党中央、习主席对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决心和深远考量。

2022~2027,距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只有5年。战、建、备齐头并进,务期必成,其紧迫性和难度不亚于闯新的雪山草地。

曾有一段名为《军人一分钟》的短视频红遍网络。一分钟,侦察兵全副武装攀登10米高绳4个来回;一分钟,炮兵完成一轮40发火箭炮齐射打击;一分钟,空军某战斗机群巡航祖国4.3万平方公里空域;一分钟,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劈波斩浪前行920米……

“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强军洪流,由一个个“一分钟”汇聚而成;强军事业,由一个个“一分钟”叠加而成。

使命催征,在每一个战位,在每“一分钟”中跑出奋斗强军加速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刻,时代将致敬我们今天的奋斗。

(六)

一只卡通兔子,身穿迷彩服,手持95式自动步枪,转头回望。

这是1996年出生的一等功臣肖思远烈士的微信头像,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中“种花家”兔子的形象。

“曾经印象中的‘解放军叔叔’,现在变成‘解放军弟弟’了。”动漫作者感慨,我们身为“大人”,正被一群年轻人保护着。

没有人永远年轻,却总有人正年轻。时代向前冲锋,只因每一代青年从未后退。当外媒眼中“中国最勤劳的一代人渐渐老去”,新一代青年的身影已足够高大。他们用褪去了稚嫩的肩膀,扛起民族的未来、复兴的担当。

2021年党的百年诞辰这天,安徽合肥的延乔路路牌下铺满鲜花。有这样一段留言:“这盛世,我们将会是你们的双眼,替你们看遍!”

延乔路短,百年路长。觉醒年代的青年们,“于乱世探索真理,在至暗时刻寻找光明,虽千万人吾往矣!”风雨晦暗时,他们不动摇,“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继续跟着共产党。

昔日,陈延年、陈乔年拖着脚镣蹚出一条血路;今天,路的尽头已是繁华大道。“如果中国青年想前进而不想后退,如果中国青年想在长期斗争中不做时代落伍者,那么他就必须走上这独一无二的道路——共产主义的道路。”

据统计,截至2021年6月,中国共产党35岁及以下党员共2367.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4.9%。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中35岁及以下党员占比均超过80%。百年来,鲜红的党旗下,一代代中国青年用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

“一滴滑落脸颊的热泪,是我所有的骄傲与热爱。”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解放军仪仗大队队员、1999年出生的护旗手闫振“清澈的泪”,将14亿中国人“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又一次点燃。

青年最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从“还我青岛”的愤怒,到“保家卫国”的炽热,再到“强国有我”的坚定,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深情、为复兴而燃烧的青春。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站在无比广袤的土地上,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新时代青年,放飞梦想、搏击风浪,正当其时。

“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到地方考察,习主席时常到学校走一走,到青年人中间坐一坐,谈梦想,论志向,说信仰,做青年人前进、追梦路上的领路人。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非凡十年铸辉煌,“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举办。诸多大国重器旁,飘扬着“青年突击队”“青年攻坚组”的旗帜。巧合的是,1954年,正是这里竖起了第一面“青年突击队”的大旗。

“奋斗者,正青春”。拥有一大批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精神的青年人,这个百年大党历经风雨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后浪奔涌。2021年,超120万大学生报名应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

“清澈的爱,有我续写!”国庆前夕,肖思远的弟弟肖荣基登上南下的列车,和陈祥榕的姐姐、王焯冉的表弟一样,接过英雄的枪,去完成英雄的梦。“八一”前后,空军千余名新飞行学员搭乘运-20入校报到,乘着“鲲鹏”去追梦。

和他们同龄的中国青年,到2035年时正值而立,处于拼搏奋进的黄金时期;到本世纪中叶未满半百,正在各条战线担重任、建功业。中国梦、强军梦,这一代青年是追梦人,也是圆梦者。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的嘱托饱含期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有决心为青年跑出一个好成绩,也期待现在的青年一代将来跑出更好的成绩。”

86年前,也是这样的10月,经过艰苦卓绝长征的红军胜利会师,吸引世界的目光。

红星照耀中国,照耀东方。《西行漫记》封面上,一名青年红军战士吹响冲锋号,一个青春的党一路谱写壮丽的凯歌。

这颗红星,走过延安,走过西柏坡,走到北京,闪耀在人民大会堂的穹顶,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赶考路。

闪闪红星下,新的号角即将吹响,一个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开启新的长征。

前进,向复兴阔步前进!

冲锋,从胜利走向胜利!

来源: 解放军报

湖南20万土匪作乱,毛主席命黄克诚率精兵进剿,为何土匪一点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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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离开北京的时候还纳闷中央怎么给我派了这么一个轻松活,如今看来,原来是个苦差事啊。”

1949年11月底,在长沙的办公室内,湖南军区总司令黄克诚,看着面前的一张旧式地图,没有紧锁,发出了阵阵苦笑。

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在革命战场上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甚至还直接参与指挥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战役,可如今却被一群“土匪”给难住了...

黄克诚

一个“特殊”的任务

1949年10月1日,在毛主席的郑重宣告之下,新中国正式成立了。

从那一天开始,中国人民终于搬到了身上压着的“三座大山”,从此站了起来。

不过,虽然当时大部分的国民党势力都已经被剿灭,但是在南方,仍有着大批的残余敌军以及土匪势力仍然盘踞在那里。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开始派遣一些战绩彪炳的将军,前往全国各地执行“剿匪”任务。

而曾经参与指挥过辽沈战役的黄克诚,也是其中的人选之一。

新中国剿匪行动

1949年10月21日,在新中国成立20天之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克诚接到了中央的调令,任命其前往湖南,出任湖南省委书记兼任湖南军区总司令及政治委员。

突然降下了如此的重担,黄克诚也十分疑惑。

虽然在天津工作的这几个月时间里,他和两名副书记黄敬、黄火青将天津治理地十分规序,深知还博得了一个“三黄治津”的美名,可是这么快就将自己胜任到一个南方重省的一把手位置,黄克诚觉得,其中肯定还隐藏着其他的深意。

果不其然,在黄克诚出发之前,再次从中央那里收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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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让其在前往大西南执行“剿匪”任务的二野当中,调动一个军的兵力出来,将其安排到湖南山区,同样是领导那里的“剿匪”工作。

这个任务让黄克诚有些不明所以,按理说当时的匪患主要都在大西南地区,湖南虽然同样地处南方,可几十年来相对平稳,为何中央却要专门让他带一个军过去呢?

看到这则命令之后,身边的机要秘书也有些纳闷地说道:“现在二野既要前往大西南作战,还要配合华南地区的进攻任务,如今专门抽出一个军的兵力,是不是中央首长们过于谨慎了?”

图片来自网络

黄克诚仔细想了一下说道:“中央从来没有干过‘杀鸡用牛刀’的事情,如此安排,看来是湖南的情况比我们想得更加复杂。”

不得不说,黄克诚不愧是身经百战的一代名将,稍加考虑就分析出来了当地的局势,而他的话语也将在之后“一语成谶”。

黄克诚

复杂的形式

到了湖南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之后,黄克诚果然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时南方的局势要远远比北方复杂,因为没有遇到过大规模的战役,所以南方的反动势力,以及土匪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过大范围的冲击,这也让他们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在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全部肃清,省下来的一百多万残余军队,大部分跟随着蒋介石逃向了台湾省,还有几十万人,则趁机溜进了十万大山当中,勾结土匪势力当起了“山大王”。

由于山里面丛林密布,地形复杂,在加上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许多土匪势力藏身在犄角旮旯里面,根本很难发现。

剿匪行动

在来到湖南之后,黄克诚立刻对部队进行了整备,随后率领部队前往匪患最为严重的“湘西地区”,进行了初步的探查和围剿。

结果,整整过去了一个多月,剿匪的收获却仍然是十分微小,仅仅只有一些残匪流寇的“小部队”被干掉了,可是许多势力庞大的悍匪巨寇,却依然难以抹除,他们仍旧是利用着对地形的熟知,藏匿在深山里,与人民政权进行作对,时不时地对过路商队进行打劫。

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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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黄克诚才终于明白,为何让他前来执行此项任务了。

面对着行动宛如鬼魅一般的湘西土匪,即便是这位屡立战功的将军,也不免陷入到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直到有一天,一封信的由来,让黄克诚想到了解决这些匪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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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来自土匪的信件

这一天,黄克诚刚刚处理完公务,正要返回家中休息,连日来操心于匪患问题,让黄克诚有些精疲力竭,需要好好地去睡上一觉。

可这个时候,秘书却从外面送来了一封信。

只见信的封面上写道:解放军黄司令亲启。

看到这样的称呼,黄克诚有些好奇地想到:“难道是群众送过来的?”

于是连忙将其打开。

结果,等到黄克诚将其看完之后,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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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土匪太猖狂了!一定要剿灭他们!”

原来,这封信竟然是土匪所寄来的,内容大致是劝告黄克诚不要再派兵进山了,在他们看来这是“无用功”,还奉劝说只要解放军不跟自己作对,那么两方人马都会相安无事。

不过,虽然这封信让黄克诚十分恼怒,但是却也让他有了一个新点子。

按理说,当时在南方的大部分土匪,背后都隐藏着国民党势力,甚至有些大土匪还在国民党当中担任着“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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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不久前刚刚病死在太平山的大匪首瞿伯阶,就曾经因为与国民党合作,挂了一个长沙绥靖公署暂编第十师师长的头衔。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跟解放军作对,不可能主动提出这样类似于“求和”的请求。

由此看来,这些土匪势力的性质分布也并非都是一样的。

那么,想要对他们彻底进行清剿,就要按照土匪的性质来进行规划,然后依次进行剿灭。

解放军战士

按类划分、分层打击

第二天一上午,黄克诚就派人叫来了各级地委的工作人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他们是当地人,与土匪斗争多年,对这里的形式十分清楚,从他们口中,可以很清楚地将这些土匪的性质进行分类。

在通过大家的集中探讨之后,最终将湘西一带的土匪分为了三大类。

投降的土匪

第一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匪。

他们就是靠着打家劫舍为生,其目的也十分纯粹,背后也没有牵扯太多的势力斗争。

寄给黄克诚那封“求和信”的,就很有可能是这一类的土匪,

第二类,则是原来当地的一些地主恶霸和黑社会。

这些人原本是当地的流氓势力,仗着雄厚的财产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在解放军到来之后,由于失去了原本的生存空间,所以只能成群结队地前往山里,转为流窜作案。

最后一类,则是原来的国民党残兵,这些人接到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命令,专门扮成土匪藏匿在深山之中,伺机而动,时不时下山犯案,企图破坏人民政权,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经过总结,这三类土匪势力大小也有了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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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第一类的“传统土匪”,势力最小,也没有什么背景依靠,背后的利益牵扯也十分简单。

对于这些人,可以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来进行解决。

毕竟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穷苦出身,有些可能是遇到了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迫不得已才落草为寇。

只要他们能够放下武器,向人民政府投降,除了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穷凶极恶的匪徒之外,其他罪行比较轻微的,可以根据情况从轻处罚。

而真正需要彻底剿灭的,则是后两类的土匪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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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的“地主土匪”,虽然势力看似庞大,但是所掌握的武器以及作战素质都非常差,在战斗过程中很难对正规军队造成威胁,所以可以放在后面进行解决。

首先要剿灭的,就是国民党留下的那些“残匪”。

当时掌管这些“残匪”势力的,是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

在听到黄克诚带兵前来进攻的时候,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中。

宋希濂在这些土匪势力中狂妄地叫嚣,说林彪都不被他放在眼里,更不用提林彪的一个部下了。

宋希濂(左一)

随后,宋希濂将这伙残匪整编成12个“暂编师”,开始利用地形与黄克诚率领的47军进行交战。

结果,仅仅只用了3天的时间,47军就要歼灭了敌人的3个暂编师,消灭了国民党残匪2.5万人。

主力部队被击溃,剩下的匪徒立马乱做一团,开始四散而逃,而宋希濂也在逃跑的路上,被我军战士给活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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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工出细活

眼看土匪的主力被消灭,黄克诚开始准备对剩下来的残余势力进行“清剿”。

不同于跟国民党的“决战”,由于这些土匪十分奸猾,在解放军到来的时候会立刻遁入山林之中,想要彻底清除全部的土匪势力,就要“慢工出细活”。

在与宋希濂交战之前,黄克诚曾经一个多月都没有抓到几个土匪,中央甚至还专门询问要不要再给他调派湖南南部的46军过来协助。

这让黄克诚十分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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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番苦思冥想之下,黄克诚意识到,想要彻底肃清土匪势力,就要逼迫他们“不战自溃”,绝不能着急。

在将国民党部队击溃之后,剩下土匪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求财”。

那么断了他们的“财路”,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匪患。

于是,黄克诚制定了三种策略。

第一种,推动当地的土改工作。

之所以土匪的行踪那么难以被发现,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会在私下里,与当地的一些老百姓进行“勾结”。

参与剿匪任务的解放军将领

包括从这些老百姓的家中获取粮食,让他们来通风报信。

究其原因,也无非是有些“地主土匪”在当地颇有人脉,对当地的老百姓进行恶意诱导或恐吓要挟。

甚至有些人在听信了土匪的谗言之后,反将解放军当做了敌人。

只要加快土改工作的进行,让老百姓都能收到自己的土地,那就保障了大家的根本利益。

这就让这些土匪的谎言不攻自破了。

第二种,严格实行“禁烟”政策

剧照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湘西地区一直都是种植大烟的“重灾区”。

这些大烟杆子,也是许多土匪势力的主要财路来源。

黄克诚来到湖南之后,立刻在当地推动起了一股“禁烟”风暴。

他命令各县政府,大力排查当地的“烟地”,一经发现,全部销毁,或用河水灌溉,或直接将其铲平。

而对于那些以前被土匪和地主逼迫种植大烟的农民,就按照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策略,不追究以前的过错,但是如果再犯,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

这项政策一直持续了6、7年,到了1957年,终于将整个湖南的“大烟市场”全部肃清。

就这样,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些土匪的财路。

剧照

第三种,放下武器、坦白从宽的招降政策

正如先前所言,在这些土匪势力中,有很多人都是穷苦人家出身,走投无路之下才落草为寇。

对于这些被逼无奈而又没有犯下过多大罪行的人,黄克诚对其采取较为宽厚的招降政策。

只要放下武器,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那么就可以根据情况从轻发落。

甚至许多从未伤人性命的土匪,还被政府安抚回家重新当起了农民。

黄克诚

在这样的政策安排下,许多土匪都主动下山,向解放军投降,土匪势力也被迅速分化。

最终,经过两年多的剿匪工作,湘西当地的25万土匪势力被尽数剿灭,湖南当地的老百姓,也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明、迎来了美好的新生活。

全面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中共引入全周期管理方式有何考量

中新社北京6月19日电 (记者 张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7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并强调要用“全周期管理”方式,这些表述引发关注。

对于中共来说,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对于中央政治局此次专题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行集体学习,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学者表示,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共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决心,通过升级、丰富“反腐败模式”,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注入新动力、提供新方法,不断把这场斗争推向深入。

作为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的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其中,“不敢”突出震慑、遏制,“不能”强调制度、治理,“不想”依靠思想、觉悟,三者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经过实践,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

“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陈志刚说,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使其找到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据统计,中共十八大到2021年6月底,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388.4万件、417.3万人,380.4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连年走高。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的立案数(14.3万件)和处分省部级干部人数(16人)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亦表明“反腐败力度不减、反腐败没有完成时”。

受访学者注意到,在这次主持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将反腐败称为“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作斗争”,强调“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再次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共反腐败的决心。

“将反腐败斗争确定为攻坚战、持久战,说明中央还会始终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一体推进“三不腐”已被写入党内法规和重要报告,中共高层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对新时代的“反腐败模式”进行全面总结和新的阐释,也意在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全周期管理”源于现代企业运营管理,谈及这一方式被引入反腐败领域,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说,这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一体推进“三不腐”机制的深刻把握,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新的行动指南,不仅将进一步提升反腐败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更将充分释放该体制机制的反腐败效能。

学者进一步指出,把“全周期管理”方式引入反腐败领域,既要强化全流程监督,也要完善风险防控协同机制;既要健全人民群众参与的反腐败斗争体系,也要发挥“关键少数”带头作用。

陈志刚注意到,此次,习近平总书记从强化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责任机制、坚持零容忍的基本原则和力度、强化源头治理的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分别作出部署。其中,有的聚焦于不敢腐的震慑效能,强调“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有的着眼于不能腐的制度约束,要求“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有的从“不想腐”层面发力,强调“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

“六个方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经验的总结凝练,构建起未来进行反腐败工作的基本框架。”庄德水表示,这也体现了以“全周期管理”理念聚焦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难点持续发力。

这些部署中不乏现实观照,比如提出“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就在集体学习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八轮巡视金融单位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学者认为,金融领域、粮食领域持续刮起“反腐风暴”,正是清理行业性、系统性腐败的例证。

这些部署中不乏创新设计,比如提出“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长期关注廉政风险防控的学者表示,应用大数据将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

此外,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和身边人身边事、纪检监察机关要“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等论述也颇受关注。庄德水对此分析,制定政策的人、执行政策的人本身保持廉洁,才能使党的反腐败政策具有公信力。

学者还表示,通过采取一系列新措施,更加综合立体地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以系统集成的方式方法,从源头到末梢实现全流程、全要素管控,将持续放大反腐败斗争的立体叠加效应,助力全面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完)

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比喻为幽灵?

来源:学习时报

提问:奇飞云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市长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中,把共产主义比喻成幽灵。请问,如何理解这个“幽灵”呢?

解读:牛先锋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共产党宣言》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上边所引是《共产党宣言》开篇之句。

中国人初读《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对第一句话就产生疑问:什么“幽灵”“游荡”,令人毛骨悚然,一个堂堂正正的政党在成立的宣言书中怎么会把自己信仰的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呢?是汉语翻译错了,还是另有他因呢?

首先,汉语翻译没有错误。《宣言》在中国传播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版了好几个版本,对“幽灵”一词大致有如下几种译法:1908年的民鸣本译为“异物”;1920年的陈望道本译为“怪物”;1930年的华岗本也译为“怪物”;1938年的成仿吾、徐冰本译为“巨影”;1943年的博古本译为“幽灵”;1943年的陈瘦石本译为“精灵”;1947年乔冠华校成仿吾、徐冰本译为“巨影”;1958年由中央编译局校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译为“怪影”;1964年由中央编译局校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宣言》单行本译为“幽灵”。1964年后,出版的各种版本都译为“幽灵”,再没有译作其他。

我们知道,在汉语中无论是“幽灵”“异物”“怪物”“精灵”,还是“巨影”“怪影”,这些词的意思基本相通,至于译为哪一个词,意思差别不大。

1848年2月《宣言》是用德文首发的,此后,被译出了各种语言的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用的德语词汇是“Gespenst”,可以译为“鬼怪、幽魂、亡灵、幻象、幽灵”等。英文和法文版本都使用“spectre”一词,汉语意思也是“幽灵、鬼魂”等让人害怕恐慌的事物。俄文版本用的是“призрак”,汉语也译为“幽灵、幻影”等。日文版本直接译为“怪物”。据考证,陈望道翻译《宣言》依据的是日文版本,同时也参照了英文版本。所以,陈望道将该词译为“怪物”,这就不足为奇了。

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版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可以看出,用“幽灵”一词来翻译,完全没有错误。而且从《宣言》第一句话来分析,把主语译为“幽灵”、谓语译为“游荡”,“幽灵”与“游荡”两词搭配,显得很有场景感,达到了活灵活现的效果。

其次,“幽灵”是旧欧洲反动势力对共产主义的污蔑和攻击。在19世纪中期,机器大生产在欧洲已经普遍发展起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欧洲传统经济社会产生三大冲击。一是在冲击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摧毁了封建贵族的统治;二是在冲击传统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挤压了小私有者的生存空间;三是在冲击传统社会结构的同时,形成了以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在三大冲击下,社会成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发生了改变:贵族和僧侣跌落下了圣坛;工业资产阶级上升到统治地位;农民、小农业主、手工业者、小作坊主等则沦为现代的无产者。于是,地位下降的群体开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展开了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批判,尽管这些群体都声称自己主张社会主义,但这些批判大多只是义愤填膺的谴责与声讨,起到的作用至多也只能是对资本主义弊端的修修补补。

然而,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工人阶级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这部分人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讲,共产主义一产生就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而是要用行动推翻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一出场,就公开宣布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自然就把共产主义当作洪水猛兽看待,指责它是“鬼怪”“怪物”“幽灵”了。由于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要“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这必然会引起反动力量的恐惧和仇视。所以,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攻击共产主义是个“幽灵”。

再次,共产主义确实像是以“幽灵”般的方式出场的。《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流亡者同盟。流亡者同盟是由流亡法国的德国政治活动家、工人和手工业者成立的一个秘密革命组织,而正义者同盟是由流亡者同盟中的部分激进分子分裂出来组建而成的。正义者同盟成立之后,旋即就参加了1839年的巴黎起义,在起义失败、同盟领导人被捕之后,多数成员流亡英国重建了同盟,并在法国、瑞士和德国建立了支部,成为了一个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建立的目的,就是通过少数人的秘密活动推翻现存制度,提出的口号是“人人皆兄弟”。1847年6月在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盟实现改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了纲领,即《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之后,立即卷入到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之中。3月,同盟在巴黎建立了以马克思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德国革命的政治纲领;4月,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德国,亲自指导德国革命。革命受挫后,1849年秋天,同盟领导人重回伦敦聚集,提出要长期积蓄力量准备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而同盟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同盟分裂。随着1851年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发生,同盟组织遭到破坏,到1852年同盟宣告解散。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短暂历史可以看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法国,它反对保守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在瑞士,它支持激进派;在波兰,它支持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在德国,它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但事实上共产主义这种势力,无论是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还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它们都是密谋组织,不被当局所承认,处于地下活动状态;都主张暴力,并有反对当局的暴力行动;都为流亡人员组成,组织比较松散,活动出没不定。反动当局既要对它进行围剿,又很难掌握其行踪,所以恼怒地称其为“幽灵”。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幽灵”一词运用的是反讽的手法。既然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把共产主义描述为恐怖的“幽灵”,又认为“幽灵”已经尾大不掉成为一股势力,要联合起来进行围剿。那么,“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宣言》反驳道,如果反动势力非要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幽灵”的话,那么,这个“幽灵”的降临就是要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就是要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要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结合欧洲当时的历史,通读《宣言》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借用“幽灵”一词,是对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反讽和驳斥。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而是现存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真实反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演变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