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男子住在墓地15年(这项事业，需要无惧生死的人——人民英雄张超烈士牺牲5周年祭)

一男子住在墓地15年(这项事业，需要无惧生死的人——人民英雄张超烈士牺牲5周年祭)

一男子住在墓地15年文章列表:

• 1、这项事业，需要无惧生死的人——人民英雄张超烈士牺牲5周年祭
• 2、李大钊身后事：牺牲6年才下葬，送葬队伍被打散，墓碑深埋50年
• 3、为何古代皇帝去世后，灵柩要停放几个月才下葬？不怕腐烂吗？
• 4、溥杰：叛国14年、囚徒16年，与日本公主相爱，骨灰一半葬在日本
• 5、女子苦等丈夫64年，81岁离世穿红嫁衣下葬，15年后丈夫身份公开

这项事业，需要无惧生死的人——人民英雄张超烈士牺牲5周年祭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题：这项事业，需要无惧生死的人——“人民英雄”张超烈士牺牲5周年祭

黎云、姜金生、郭领领

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一级飞行员张超（2016年1月27日摄）。新华社发

舰载机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时，赵洪亮和张超正在宿舍里吃着从食堂带回的盒饭。当歼－15战机用一道完美的弧线起降，两个热爱飞行的年轻飞行员都有些激动。

张超对赵洪亮说：“我以后要是能飞这个机型就好了！”赵洪亮点头表示赞同。

那一年，张超26岁，赵洪亮27岁。

赵洪亮没想到，张超真的很快就被舰载机部队选走。他更没想到的是，这一走，就是永别。

2016年4月27日，舰载机飞行员张超驾驶战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12时59分许，操纵系统突然失灵，机头急速上仰飞离地面。4．4秒后，张超从座舱弹射出来，但由于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无法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

我国航母舰载机事业的开创史上，留下了第一位英烈的名字。2019年，张超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张超牺牲后，赵洪亮多次在深夜对着星空发呆，当年选拔舰载机飞行员，张超报了名，赵洪亮没能去成。“当时错过了，就真的一辈子错过了。”

张超牺牲一年后，2017年，赵洪亮带着妻子回湖南给张超扫墓。烈士陵园里，赵洪亮对着张超的墓碑说了很多：“你知道么？就在上个月，歼－15突破夜间起降技术了。”

墓地的这次隔空谈话，让赵洪亮意识到，张超告别了蓝天，但总要有人在白云之巅继续飞行。2018年，已经安家海南的赵洪亮告别了妻女，从南方奔赴关外担任飞行教官，专注于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空中对抗“关键技能”。

这一别，又是两地分居。但妻子没有怨言，她与张超的妻子本身也是好朋友，当年嫁给飞行员，心理上早就打过“预防针”。

从张超手中接过接力棒的，还有一批批更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学员。在舰载机某试训基地，张超曾住过的那个小房间，现在住进了1996年出生的飞行学员，比张超整整小10岁。隔壁房间里，飞行大队长王岩正在准备给他们授课教案。

不同于赵洪亮教授的训练课目，王岩的教学重点是航母着舰资质认证。每天他都要对着飞行参数和视频，纠正学员着舰训练过程的动作。王岩说，要让飞行员训练出“肌肉记忆”。

在舰载机飞行学员的眼中，张超不仅是学长和前辈，更是一座丰碑、一种精神。张超曾经所在的高教机训练团正在由陆基向着舰载化转型，担负起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生长培养任务。24岁的飞行学员王鹏已经完成了夜间仪表特技课目的单飞训练，即将奔赴舰载机某试训基地进行舰载机改装。

为了形成王岩说的“肌肉记忆”，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会把自己“绑”在模拟训练器上，一遍一遍，反反复复。几乎每个战斗机飞行员和飞机相处的时间，都要比和家人多。

王岩的妻子也是军人，两个人在同一个营区工作，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但他们正谈着“世界上距离最近的异地恋”，不是每天都可以见面。

有一种牺牲，叫前赴后继。张超倒下后，无论是赵洪亮、王岩，还是像王鹏这样的年轻舰载机飞行员，都在继续前行。5年了，中国已进入“双航母”时代，中国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自主培养体系日趋完善。

置身于时代的坐标系，他们所创造的每一次舰载飞行技术的突破与跨越，都将载入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史册。

赵洪亮现在每天不到6点就起床，晚上飞行讲评完要10点才回宿舍。

赵洪亮说，飞行员的危险系数并不在于哪个岗位或机型，而是飞行的持续时间。“只要在飞，危险就在。这项事业，需要的就是无惧生死的人。”

李大钊身后事：牺牲6年才下葬，送葬队伍被打散，墓碑深埋50年

1933年4月23日10时，一支送葬队伍从北京的妙光阁路浙寺出发，沿着菜市口、宣武门，往西直门万安陵园。

这是革命导师李大钊的出殡仪式。

队伍人本不多，可还不到半小时，自发前来的学生、群众已聚集上千人。棺木前面，是李大钊的族叔李振华，一边领队，一边诵念祭文。

忽然开来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军警。

高大的警宪接连跳下车，举枪把读祭文的李振华砸倒在地，踢翻棺材前的供桌，香灰、纸钱撒了一地。

只听哪个学生喊了一句“大钊先生千古”，学生们与当局派来的军警发生肢体冲突，两边厮打在一起。流血受伤者不计其数。

最后，警宪以暴力冲散了送葬的队伍，多人流血受伤。

这是李大钊的葬礼。他生前曾说：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张作霖杀害他，以为自己高枕无忧了，却没想到，李大钊死后，仍能让当权者坐立不安。

这是革命者的意志。

他以生命点亮黎明，中华大地自此得见曙光。黑夜过后，是青白的苍穹。

一、李大钊牺牲：十二年献身革命，竟只余一块大洋

1927年4月6日，一群北洋军警闯进大使馆，拘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以及子女。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方都开始积极营救，向下令抓捕李大钊的张作霖施压。

此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几乎打遍全国，各路军阀无不闻风丧胆。

这位被很多人称作“爱国军阀”的东北王，终究更爱自己的权势。

仅仅二十几天后，张作霖通过“特别法庭”给李大钊安了一个“叛国”罪名，判处绞刑。行刑前一天，李大钊的家人被放了出来。

古人云：死者为大，入土为安。而李大钊先生所遭遇的磨难，死后亦让他不得安宁，直到牺牲6年后方才下葬。

大钊先生去世当天，他的遗体被收敛在一口木板棺材中，寄放于北京宣武门外的长椿寺内，由警方看守。

在前一天被放出来的李大钊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已被害，只是回到租住的家中，还商量着要如何营救。谁知第二天清晨，李大钊牺牲的消息响彻整个京城，漫天都是这位革命烈士的讣告。

赵纫兰听到消息后当即病倒卧床不起，孩子们也只能勉励照顾着母亲，不知所措。

而此刻，李家门口的流氓、暗探丝毫没有减少，他们成群结队环伺在周围，见缝插针地滋扰李家遗孀的生活。连军警巡逻，都自然地避开这个区域。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逼李家人将李大钊草草下葬，然后尽快离开北京。

可要下葬谈何容易，此时李家大小好几口人，在李大钊从容就义后竟只剩下仅仅1元。

1元能干什么？只够当时吃一顿早餐，坐一趟人力车，别无他用。

那么为什么？身居北大要职的李大钊，家中只剩这么点钱呢？

其实李大钊的收入并不低。

早在他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每个月的工资便有140大洋。后来他出任教授，工资更涨到200块。

加上他在其他大学、报刊的工作，每月综合收入至少在300块左右，这已经超过当时许多高官显贵，完全可以让一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比如李大钊的另一位北大同事——胡适，每个月只花15块租房，就可以住上两层楼的独栋洋房。而李大钊只带着家人住在破落的平房。

问题在于李大钊的工资全要用来“还账”。据家人回忆，每每发工资的时候，李大钊带回来的并非现大洋，而是一把欠条。

原来他的钱，竟都用来照顾“别人”。

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为了维持日常开支，李大钊便从每月工资拿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一直延续到去世。

有的学生求李大钊帮助，他一概“有求必应”，即便自己没钱，也要借钱资助学生，以致于负债累累，闹得家中几度断粮。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知道此事后，马上让教务安排：在每个月发工资时，从李大钊工资扣除50块大洋，直接交到赵纫兰手里，用来补贴家用。

这样一来，李家人生活才算有了基本保障。而大钊先生去世之时，家中的确只剩下了1块大洋。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他傻，怎么连家人都不顾及呢？但说实话，这不叫傻，这叫痴！这叫狂！大钊先生一生信仰共产主义，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眼里早没有贫富贵贱之分。

以物质衡量他是轻看了他。如果作为革命者自己不贯彻主义，如何将革命干到底？

二、众人相助：多方相争，终不入土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随着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开，他的同志和朋友们们也纷纷赶来贡献力量，聊表心意。

大家都注意到收敛大钊先生那口薄棺，真脆弱不已，难堪丝毫颠簸冲击。想到大钊先生一生雄壮，实在心有不忿。

于是梁漱溟、李凌斗等人商量：众筹一副上好的棺材装殓李大钊的遗体，让英雄有归处，以慰在天英灵。

梁漱溟赶到李家，看到孤儿寡母的困顿模样，马上拿10块大洋交给赵纫兰，又联系其他亲友。众人到李家后纷纷解囊，一下便凑出140块。

李大钊生前同乡好友，李凌斗拿着这笔众筹的钱，找到了北京有名的棺材铺德昌杠房，请掌柜伊寿山推荐上好棺木。

谁知最后定下的棺木竟要260块，远超过李凌斗所带的钱。无奈之下，他只能请伊寿山便宜些，只为收殓李大钊。

梁漱溟

伊寿山说：我与李大钊先生素不相识，对共产主义也没有丝毫兴趣，但我在在报纸上看到他许多事迹，是个好汉！你有多少便给多少罢！

就这样，原价260块的上好棺材，便以几乎折半的价格卖作大钊先生的棺木。

伊寿山还专门招呼师傅，以上好松香和桐油熬制黑生大漆，里里外外漆了足足五层。在民间，寿木常有“一漆一十年”的说法，五道漆管五十年，恰同后事一语成谶。

5月1日，伊寿山带领工人运棺到长椿寺，并将大钊先生遗体换上全新的九层寿衣，装敛进那口棺材之中，一起运到妙光阁街浙寺，暂时存放。

然而寺主人却因为李大钊被政府“处决”，担心引火烧身，一口拒绝这件事情。

长椿寺

多亏梁漱溟等人疏通关系，一再提高存放租金，这才成交下来。

谁知北洋政府果然来“找茬”，伊寿山就因为棺木的事被逮捕入狱，被冤为革命党，受了好一番审问。

而李家外的地痞流氓变本加厉，有时甚至闯进李家，打砸家什，与孤儿寡母为难。加上赵纫兰此时已病倒，李家没了收入来源，一时间真凄风苦雨，众人商量起来竟毫无办法。

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将李家人送回了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lào）亭。

那为何大钊先生一直未下葬呢？

当时有人提议：为大钊先生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可张作霖不允许。

张作霖

他以“叛国罪”认定李大钊，如果公然设坛拜祭，为“叛国者”行礼，东北王的面要往哪搁？

反过来，若草草将大钊先生下葬，那便相当于“认罪认罚”，这是广大革命者无法接受的。

两相争执，大钊先生的葬礼只得暂时搁置，李家人暂时回到老家，权宜等待。

没想到啊，大钊先生一生奋斗，作为北大教授而固守清贫，资助了多少位革命青年，此刻竟落得无处可归，令人不禁唏嘘。

好在革命的事业没有垮，革命的同志没有散，仁人志士都因为他的牺牲而汇聚成一股绳，一团火，为革命继续燃烧。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等，竟阴差阳错等了6年。

这是什么情况呢？

三、迟来6年的公葬：悲歌祭雄杰

其实张作霖并没有在北京呆很久。1928年，他顶不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兵败退回关外，随即被日本关东军密谋炸死。

但是要祭奠大钊先生，又遇上了另一种“尴尬”。那就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宣布中共“非法”。大革命失败，作为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大钊身份依然敏感。

而且张大帅虽死，少帅张学良却“东北易帜”，做了国民党的高官，老蒋也不舍得打他死去父亲的脸。

直到1933年，这件事才成行。不是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拖不起了。

赵纫兰的病情从大钊先生去世后，始终没有好转，而且每况愈下，深感时日无多。

在她有生之年，想为大钊先生下葬，好在她自己死后能合葬。所谓生要别离，死总该同穴了吧。

可见赵纫兰用情之深。

赵纫兰

她虽是一农村妇女，不习文化，但始终深明大义，见识胜过许多读书人。她向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求助。

面对赵纫兰的请求，蒋梦麟很痛快同意了。胡适、周作人等人也纷纷参与进来，出钱出力。仅仅十几天时间，就为赵纫兰求得2377块大洋。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国民党领导者的汪精卫独捐了1000大洋，并写挽联，称大钊先生为“同志”。汪精卫此人大节有失，但小节尚可，姑且把这看作一次善举。

在礼节方面，众人商定用旧俗，铺设灵堂出殡，将目的地选在了西直门外的万安公墓。让人没想到的是，公墓以“死于非命”为理由，拒绝了大钊先生的尸骨。

其实原因我们也能猜到，还是怕引火烧身。这次轮到蒋梦麟再三作保，最后对方总算答应。

国民政府也派了许多耳目监视，生怕出什么乱子。可他们算漏了一件事：地下党与李家人商量了一个特别的“出殡方案”。

蒋梦麟

一般旧俗，总在晚上开追悼会，凌晨出殡。而大钊先生的追悼会选在了早上9时30分。

4月23日上午8时，陆续有人到李大钊灵前致祭，前前后后已有五六百人，多为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和军人。

9时30分，杠房打响尺的孟三头，16名杠夫进入灵堂，以一根大绳，用活扣将灵柩的四角各拴上一根抬杆。

李家人在灵前跪好后，各班响器依次到灵前吹奏一遍。这时，有个学生找到乐队指挥，问能不能吹奏《国际歌》，乐队没有答应。

随着官鼓大乐的一捧捧锣号，民族形式的拉号、唢呐齐鸣。接着，清音锣鼓“九福班”以笙、笛吹奏“九皇天”一曲，最后由乐队以管号、大小铜锣奏哀乐。

领头人大声喊道“本家孝子请起”，这时候本该各路器乐大合奏，送灵柩上路。

谁知学生队伍中，有个临时选出来的司仪高喊道：

“全体肃立！”“唱《国际歌》！”“向李大钊烈士静默致哀三分钟！”

李大钊生前手书

一时间，悲壮的歌声响彻浙寺内外，在场众人红了眼眶，混同着寺门外一片幡、伞、旗帜的海洋。还有学生们自制的标语、横幅、挽联夹杂其间，蔚为大观。

周围聚拢的市民已不下千人。

一时间，青春的年老的，过去的现在的，迷信的科学的，凑在一起拼成一幅奇景。他们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什么阶级已不重要。

他们只有一个身份：中国人。他们只做一件事：送李大钊上路。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起杠时，没让杠夫们喊“加钱儿”谢赏，而是由学生们高呼：“李大钊精神不死！”“为先烈复仇！”

空中扬起了红绿的传单和白色的纸钱，纸钱上也有事先用红戳印好的标语口号。

起杠后，杠夫上肩，向墓地进发。三十二名杠夫肩抬一付红漆大杠，杠上为李大钊灵榇，外面架上了红缎绣花罩一卷，最后更披上一面党旗。

一架红黑相间的战车，在上午十时启程。

四、当局出警阻截：血洒西四，泪洒万安

蹲守在寺外的便衣这才反应过来：这时出殡，这是要光天化日让大家都看到啊！

如果其他人当街出殡，群众唯恐避之不及。

但这是李大钊。一个让人闻其名，听其事，便会肃然起敬、为之流泪的革命者。

革命者的脚步是挡不住的，即使躺在棺材里。

此时聚集送行的人群越来越大，便衣们只得散入人群，抓紧向当局汇报。

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为旗伞，次为影亭，中间供李大钊遗像，最后是披着党旗的棺木。大钊先生的子女亲戚在前执幡，送葬者均在棺后，拿着三十余付挽联。

最前一副挽联，下款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革命为死生，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送葬队伍经过闹市区多次路祭，发放传单，宣读祭文，呼喊口号，随行的人已挤满了街道。

当局收到消息，顿感影响巨大，马上出动了中央宪兵团特务组、北平侦缉队与内四区警署，在西四牌楼这个地方设卡。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警宪与学生扭打在一起。

杠房的领头先生一见大事不妙，急忙传令，让杠夫们把仪礼全都撤掉，抱在怀中。

混乱中，抬灵的杠夫、执事夫、吹鼓手、僧道等人，纷纷跑到路边的小大院和茶馆“避难”。

没过多久，路中间只剩下一付大杠、灵柩与些许礼仪架子。

这时混在队伍中的地下党研究对策：假如宪警阻拦送葬，就把灵柩停放在大街上，表示抗议。假如对方放行，便继续前进。

后来军警见送葬的队伍强硬，不敢把事件扩大化，只抢走了党旗，不敢阻拦灵柩。

李家人这才重整队伍，终于在夕阳薄暮时到达万安公墓。

与灵柩同时到达的，还有一块墓碑，艾叶青石质，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

碑首刻有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斧头。碑的正面竖刻：“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还写了李大钊的革命事迹。

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石碑还是不能公开，以免当局破坏，最后只好与棺柩同埋地下。

直到1983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烈士陵园进行移灵安葬过程中，石碑方被发现。

还记得前面说的“一漆一十年”吗？墓碑被发现与棺木下葬，正好相差50年。

在李大钊去世后一个月，赵纫兰相随而去，夫妻俩终于合葬。

今天到万安公墓，仍能看到李大钊伉俪的纪念碑。先生夫妇在此安眠，周围枝繁叶茂，一片青翠。

昔日先生播撒的种子，如今已成参天巨擘。

您看到了吗？

为何古代皇帝去世后，灵柩要停放几个月才下葬？不怕腐烂吗？

皇帝停棺

中国人一向讲究入土为安，因此生前不管是地位多崇高的人，在他死后也免不了变成一滩黄土的命运。但是古代的皇帝下葬却和普通人有着很大的区别，普通人去世后按照我国的传统一般会停尸7日，以确保死者并没有处于假死状态，从而出现埋葬活人的情况。

但是皇帝去世，灵柩却会停放几个月再下葬，这就让很多人相当好奇。毕竟要检查一个人是否是假死只需要几天就足够了，这停几个月尸体恐怕早已臭不可闻。那么古代的皇帝去世，灵柩为什么要停放几个月才下葬？难道不怕腐烂吗？

其实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礼制的问题。中国从周王朝开始就特别讲究礼制，而皇帝作为九五之尊，他的去世往往会波及到全国，动员全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时候皇帝的一场葬礼会花费上百万两白银。

满清皇帝下葬礼制

当然，中国历经了数千年，有过24个朝代，各个朝代的皇帝葬礼在时间的演化下也出现了不同。我们就以距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举例。在清朝时期，皇帝去世时还不能直接装进棺材，要等到黄道吉日，皇帝的尸身才能入棺。如果等不到合适的日子，皇帝的尸身躺在床上一个多月都有可能。

在皇帝的尸身入殓之后，就需要进行一种名为“演杠”的活动。这一风俗的主要内容是：一群专门去抬棺的人找一块重量和皇帝棺材相等的大木，然后这群人抬着这根大木不断重复从皇帝停棺的地方走进陵寝的过程。

这一习俗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这群人反复的练习为皇帝抬棺，保证皇帝的棺材从停棺到陵寝这一段路万无一失。而且为了保证这些人的业务能力够强，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大木上会摆一个碗，碗里会装满水。他们要一直练到抬大木时这碗水不会洒出来才算合格。

在演杠的过程中，皇帝的葬礼上还会发生三件事。一件是法事，毕竟在那个科学还没有传播的时代，古人对于死亡是相当重视的，所以各种法事必不可少。第二件事就是吊唁活动。作为曾经的九五之尊，他的去世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所以各路大臣、皇亲国戚以及国内的重要人物会在他去世后来看他最后一眼。

最后一件事就是修御道了。所谓的御道，指的是皇帝停棺之处到陵寝的这一段路。修御道的目的也很单纯，第一是为了显示庄重，让人们有一种皇帝死了后走的路都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感觉。

第二就是为那些抬棺人习惯工步骤。毕竟这些抬棺人“演杠”演了这么久，要是到了正式抬棺的时候出现什么路太滑、路面有坑的意外情况，然后让一个或几个抬棺人摔了一跤，导致皇帝的棺材被掉在地上，甚至是皇帝的尸身掉了出来，那罪过可就大了。

在正式出灵那天，会有64个引幡人先从宫门出宫，为皇帝打幡引魂。紧随其后的就是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一般来说仪仗队的人数会超过1600人，这些人会拿着兵器、招魂幡以及各种纸人。在有些时候，这些纸人还会以绸缎制作，奢华非常。

在仪仗队之后就是抬棺队，一般来说抬棺队一组是整整128个抬棺人，而整个抬棺队会有好几组人。这128个抬棺人要遵循着演杠时练出来的经验，穿着白色的孝服为皇帝抬棺，在抬棺过程中严禁棺材落地和晃动。为皇帝抬棺的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除了显示庄重外，还有皇帝的棺木非常重的原因。

皇帝的棺木必须用金丝楠木制作，在清朝时期主要用云南一带的金丝楠木。在有了原料后还得经过多番加工，保证棺木不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腐烂。而且我国古代有棺椁的说法，不同的阶级棺椁数量也不同。天子遵循的是五棺二椁，也就是说皇帝的棺材有五层，外面还要套两层椁。

这使得皇帝的棺材非常重，一般都会达到数吨。而且棺椁的间隔中还会填充以金银器物为主的陪葬品，这更是增加了棺材的重量。

在抬棺队之后就是保护队伍的军队、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等人。此外还会跟着大量做法事的人员，让皇帝在进入陵寝后得到安息。因为满清时期是各种教都信一点，所以这些做法事的人员包含了尼姑、和尚、道士、藏传佛教的喇嘛以及东北萨满等等。

因为皇帝葬礼的随行人员太多，这些人的队伍往往会蔓延十几公里，看上去浩浩荡荡、颇为庄重。

当然，现实中的皇帝葬礼过程步骤比这复杂、详细很多，我们这里只是做一个大概的概述。而如此庞大的葬礼规模，只是短短几天是完全无法准备出来的。因此皇帝的棺材才会一停就是好几个月。

而在这几个月中，整个王朝都会被动员起来，以确保皇帝葬礼万无一失。因为皇帝葬礼会调用相当多的资源，所以有时候一场葬礼就能掏空国库。

皇帝陵寝

除了准备葬礼外，有些皇帝还会倒霉的遇到陵寝没有修缮完成就去世了的情况。皇帝的坟墓和我们普通人的坟墓不一样，普通人一般修一个几平方米的坟墓就算大操大办了，有些底层人民往往拿个草系把尸体一裹，找个坑卖掉立个碑就算一个坟墓。

但皇帝的陵寝讲究生前住的什么样，死后还住什么样。这一制度从周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满清结束。因此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帝的秦始皇，他生前修阿房宫住，又修秦始皇陵供自己死后居住成为了很多人谴责他的理由。但问题是但凡是大一统王朝，皇帝去世时陵寝基本都是按照这个规格来的。而满清皇室，他们生前可是住在故宫里的。

当然，满清皇帝陵寝不可能再造一个供死人住的故宫出来，因此满清皇帝陵寝只是复原几座皇帝生前爱住的宫殿。但饶是如此皇帝的陵寝依旧非常奢华，能从上面看出很多故宫的影子。

如此巨大的陵寝规模往往要花费数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来修建。像康熙皇帝的陵寝修建了5年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慈禧太后的葬礼也是按照皇帝规格进行的，她的陵寝原先修过一次，不过后来又重修了一次，重修那次整整修了13年，差点没赶上她去世。

一般来讲，皇帝一旦登基继位就得着手准备修建自己的陵寝，要是皇帝死了再修陵寝，皇帝就得停棺数年甚至是数十年。此外古代人的寿命都很短，就算是皇帝都不比普通人长多少。因此谁也没法保证皇帝能在位置上坐多久，要是皇帝继位后过了几十年再修建陵寝，在陵寝修建的过程中皇帝突然死了，那场面就很尴尬了。

不过也有一些皇帝将生前事看的比身后事要重要，就比如说明宣宗朱瞻基，他为了支持郑和下西洋，曾经中断过自己的陵寝修建进程。此外康熙皇帝继位时满清的国力也比较衰弱，再加上要应对国内的各路军事威胁。所以康熙也将修建陵寝的钱拿去办了生前事，一直等到康熙继位15年后他的陵寝才开始修建。

所以一旦皇帝在陵寝修建的过程中去世，那么他的棺材无疑要停放很久。在去世多年后不下葬都有可能。

特殊原因导致皇帝久不下葬

皇帝去世后几个月才下葬的原因除了以上这些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遇到皇位争端，在皇帝去世后要是太子离京城比较远，那么在太子赶回京城继位的过程中，其它的皇子就有可能跳出来引发事端。因此有些时候皇帝死了会秘不发丧，一直等到太子回来才开始皇帝的葬礼。

类似这种情况最知名的一次就是秦始皇。秦始皇在去世时正好在自己第五次巡游天下的过程中。当时秦始皇死在了邢台，距离首都咸阳非常远。因此赵高、李斯等人便秘不发丧，还用大量的海鲜掩盖秦始皇尸体腐烂的臭味。一直到这群人赶回咸阳，扶持胡亥上位后才对外宣布了秦始皇的死讯，秦始皇的葬礼这时候才开始。

古代防腐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停尸这么长时间根本不怕腐烂。我们先前说过，古人有棺椁的说法，天子的葬礼规格则是五棺二椁。这种里三层外三层的封闭，尸体烂在里面外面根本就闻不到。反正尸体在下葬后也总是要腐烂的，所以人们自然不担心皇帝尸体腐烂的原因。

当然，皇帝在入棺前还是会进行一定的防腐处理。在皇帝刚刚去世时，会有专人用一些带有香味的植物泡出来的水对皇帝的尸体进行清洗。在清洗完成后，会用某种特殊的酒类对皇帝的尸身进行擦拭。这种酒类不能喝，而是专门酿造出来擦拭尸体的。当然，各朝各代习俗不同，有些朝代会用另外的防腐技术。

但不管防腐技术怎么变，有一种防腐技术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时间，这种技术就是玉石防腐。中国古人认为玉石是能防腐的，所以有钱人在下葬后都会在死者身体上安放玉石。一般来说女性是玉质的手镯，男性是心口放一块玉片。至于皇亲国戚，他们用的玉石就比一般有钱人规格高多了。

像慈禧下葬除了各种玉质手镯外，嘴里还含了一颗玉质的夜明珠。此外我国历史上还出土过多件金缕玉衣，这是一种汉代的玉质陪葬品，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玉衣”。它用玉片串联起来，将死者严严实实包裹在其中，以达到尸体防腐的目的。中国出土的最知名的金缕玉衣当属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这件金缕玉衣保存非常完好，是中国的国宝之一。

不过不管是酒类防腐还是玉石防腐，其效果都非常有限，不然秦始皇就不会在自己的陵寝中放那么多水银了。小编怀疑正是防腐效果不佳的原因，我国天子下葬才有五棺二椁的规格，不然尸体一停几个月任其腐烂在那，那场面绝对不是正常人能接受的了的。

总而言之，皇帝死后停尸几个月的主要原因是葬礼礼制的原因。皇帝葬礼太过于盛大所以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就算没有遇到陵寝没修好的问题，因为要准备葬礼，所以这几个月是无论如何都要等的。

溥杰：叛国14年、囚徒16年，与日本公主相爱，骨灰一半葬在日本

1957年12月10日，嵯峨浩在天城山的一棵百日红树下，发现了自己19岁女儿的遗体。她的女儿是用手枪射穿太阳穴而死的，与她以同样的方式死亡的，还有她的同学大久保。

她的女儿名叫爱新觉罗·慧生，是她和爱新觉罗·溥杰的爱情结晶，体内流淌着清朝皇室的血。

慧生曾想要回到中国和自己的战犯父亲团聚，她自学中文、甚至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她熟读《清朝三百年历史》、《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著作，她温文尔雅、面容姣好，是班上男同学认为最为理想的妻子。

一切的美好都随着她的死亡戛然而止。

这桩案件有了许多坊间的猜测，有的人说两人是殉情，有的人说是慧生被大久保缠上了。

数月后，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飘摇而至抚顺战犯看守所。听闻自己的女儿的生命定格在了本应该是最美的花季，爱新觉罗·溥杰顿时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这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远远比那个不属于他的、罪恶至极的帝国的覆灭来得多的多得多。

在被当做战犯关押进抚顺看守所之前，他曾认为妻子和女儿是他人生意义的全部，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现在，他的人生的意义陡然崩塌一半，这个瘦削的50岁男人抵挡不住命运的折磨，面对女儿的死亡，他无能为力，只好兀自在宿舍里掉下豆大的眼泪。

他代表了那个年代，许多怯懦、荒唐却又显得柔软的内心。

1933年，东京市谷台二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这个学校里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戴着粗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绝不像一个勇敢坚毅、能够冲锋陷阵的军人。

他身高1.64米，体重只有区区50公斤，瘦削矮小的他几乎是挣扎着来完成所有训练项目的。

他叫爱新觉罗·溥杰，是溥仪的亲弟弟，也就是刚刚成立的伪满洲国的“皇弟”。

溥杰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首先是因为他一直有一个当军人的梦想。1926年，溥杰20岁。他在北京饭店中认识了一位当时的青年英杰：张学良将军。溥杰后来在回忆录写这样写道：

“我俩后来成了好朋友。我非常仰慕这位青年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我的注意。他进出时前呼后拥，备受人们尊敬，令我羡慕，真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

溥仪和溥杰的合影

在目睹张学良的戎马生涯和英武气派后，溥杰被打动了，他超级想当一个军人。本来张学良介绍溥杰去东北的讲武堂学习，但张学良的“好意”被爱新觉罗家的两兄弟辜负了。1927年，占领北平的奉军被迫撤回关外，张学良临走前给溥杰打了一通电话，建议溥杰全家搬到天津租界避难。毕竟冯玉祥来了，前清皇族是很危险的。

康有为得意门生徐勤之子徐良（后来成了汉奸）劝溥杰：“何必给张学良的部下，直接到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有多好！”回家以后，溥仪见了弟弟也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做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习。”溥仪想要复仇，他想要一支掌握在自己心腹骨肉手里的武装，溥杰成为了他大哥溥仪的一颗棋子，不过好在溥杰也是乐在其中。

其实在当时那个环境，前往日本留学并不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因为当时中国国内不少高级将领都是出身，包括我们熟知的蔡锷、蒋百里等人。

溥杰在日本学习了一年时间的语言后，转投为日本贵胄子弟设立的学习院，之所以变更目标是因为日本陆军方面临时变卦，提出“凡投考士官学校的，都得由本国的政府报送”，溥杰等人是溥仪报送去的，但如今的溥仪只能代表他个人。

溥杰在学习院学习了4年时间，完完全全地接受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再加上当时日本人对他“平时礼貌有加，恭维备至”，他也对日本产生了感情。

日本也利用溥杰，对中国政局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吉冈安直（后来在伪满洲国时期长期成为日本安插的钉子）给溥仪鬼鬼祟祟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有大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的到来。”

这对于溥杰兄弟来说无疑是一道“喜讯”了，溥杰回国后把这消息屁颠屁颠告诉了溥仪。后来在1931年7月29日，一个日籍华人送给溥仪一把扇子，上面神神叨叨地写了两行字：“天，不可空勾践； 时，不可无范蠡。”

这对于溥仪兄弟来说，几乎就是日本要支持他兄弟俩的明示了。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溥仪在之前就进行了紧罗密布的准备，没多久就立马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

回到日本继续学习的溥杰，遇上了一件让他余生惭愧不已的事情。当时东京每天都有满载兵士的兵车开往我国东北，日本市民学生如痴如醉的在街上欢送这些侵略军。学习院的学生自然也要组织参加的，有一天日本的学生拉溥杰去车站欢送，溥杰当时还有一点良心未泯，觉得中国人去兵站欢送打中国的日本兵实在有点过不去，日本学生七嘴八舌地和溥杰说：“你是满洲人，汉人是你们的仇人，我们去东北是讨伐在你们满洲人头上的张氏军阀。你去欢送有什么关系呢？”溥杰想了想，就去欢送那些屠杀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了，他事后每每回忆都悔恨不已。

1933年3月，溥杰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随后到日本军队里面实习服役了4个月，便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学习军事。

26岁的溥杰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军事生涯了，他满怀热情加入到军校生活中去，他知道伪满洲国急需要一批下级军官，他晓得作为“御弟”，他身上扛着“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

尽管有着相当的热情，但溥杰的训练效果确实很难让人满意的。

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集合都让他倍感吃力，他动作迟缓，无法跟上快速的节奏，只好早起十分钟在那里等军号响。溥杰后来说：“我这样做，要是换个日本学生，早被别人耻笑了。”

在理论学习上，溥杰也很难跟上。溥杰说这些什么“战术课程”、“兵器学”、“筑城学”对他来说都是稀里糊涂，既枯燥无味，也确实难懂。更让他痛苦的是上操练课，他歪歪八斜地背着背包，又是个近视眼，进行列兵训练时不是走不整齐就是摔筋斗。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非常为难他这个体质不强的人，比如训练中走独木桥，他摇摇晃晃经常是要差点摔倒，毕竟这可是御弟，在训练中出意外可就不好了，分队长都不让他走了，但溥杰还是坚持了下来，最终还算是赢得了同学们的称赞。

在野营训练中，溥杰更是困难重重。溥杰身高1.64米，而三八式步枪长1.695米，比他人还高，他体重只有50公斤，却要背着15公斤重的背包一口气跑2公里，这让他“确实累得够呛”。有一次在神户附近搞实战演习，老百姓在周围看热闹，他们看见这个矮小狼狈的军人顿时笑了起来，讥讽说：“你还不快去，要打败仗了！”

在训练中他一度有过指挥同学的机会，但最后都闹得啼笑皆非。他指挥过大家行走，因为不会喊口令，就把大家指挥得无所适从。他还当过队长，带领大家冲锋陷阵，尽管身先士卒地冲了上去，但把队伍带到哪儿、怎么打仗，他是一概不知，全是莫名其妙。不过他自己说自己进行上述活动时都极其认真，“所以同学们跟着我这样糊涂地训练，也无怨言”。毕竟他是御弟，日本人或多或少还是给点面子的。

1935年6月末，溥杰结束了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活，虽然他许多项目都是磕磕绊绊完成的，但他还是以“成绩优秀”获得了日本陆军大臣赠送的银表，伪满洲国大使还送他一把军刀。在一段时间的实习后，溥杰以伪陆军中尉的资格前去长春面见溥仪。

溥杰终究不是一个将才、更不是能够颠倒乾坤复辟清朝的时代巨星。

他最多只能是一个温润的普通人。

“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本来这是一桩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爱新觉罗·溥杰 《溥杰自传》

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合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包办婚姻。日本人想通过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合来达到“日满亲善”的政治目的，身为棋子的溥杰只能默默的忍受，毕竟他的哥哥贵为“皇帝”，也要被日本人颐气指使。

男女相亲之前是要先看看照片的，在那个没有什么美颜的时代，这是双方认识的第一步。

当溥杰看到嵯峨浩的照片之时，他觉得这个姑娘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上甚至有点像溥杰很喜欢的宝冢戏场里的当红明星草笛美子。

对于浩来说，拒绝这桩婚事就是忤逆关东军，自己的家族就没有好果子吃。她心情非常沮丧，但当嵯峨浩看见溥杰的照片之时，她觉得这位戴着军帽的青年太不像个军人，更像一位学者或者文人。她觉得溥杰的眼睛聪慧明亮、透出不可名状的秀气。她有一些满意，拿着杂志上的溥杰照片问自己的闺蜜“如果叫你和他结婚怎么样，你认为能幸福吗？”她的闺蜜自然是不知道这桩政治婚姻，因此她实话实说：“漂亮极了，如果能和他一起生活可太好了！”嵯峨浩说服了自己，他觉得“他如果是个有魅力的男子汉，民族不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双方约在嵯峨浩的外祖父家见面，时间是1937年1月18日。溥杰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出席，发现这个豪宅的大厅门口摆放着一对景天蓝狮子，极为扎眼。溥杰一下子就认出来，这是颐和园的东西。后来他才知道，这是日本军人抢走，三倒五倒才到这人家手中的。

收起小小的尴尬，饭桌上的溥杰正襟危坐，常常不发一语，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只好偷偷地瞥一眼未来妻子的模样。溥杰发现这个可爱的姑娘穿着一条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他觉得这比照片上见到的更显得妩媚动人。几十年过去，他依然能在回忆起他们相遇的第一次晚宴，并把这个场景写在回忆录里。

吉冈中佐喋喋不休的说着没品的笑话，两个小年轻不发一语，心里却已经激起了惊涛骇浪。

晚宴结束后，日本人问溥杰对浩的感觉如何，溥杰诚实的说了两个字：“很好。”浩的一家人也觉得溥杰彬彬有礼，体贴待人，他们去问浩的想法，浩羞得满脸通红的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含羞的少年人说出的两句话，让婚姻就这么定下来了，从此后就是海誓山盟，即便是天各一方，那情也难退、那爱也难消。

两人在1937年4月3日正式完婚，结婚当天嵯峨浩穿着用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的和服。而溥杰则穿着一身满洲国的大礼服。

两人留下了一张传世的照片，照片上的两人看上去一个斯文、一个恬静，相当的般配。

按照日本人从夫姓的习惯，也许我们接下来可以改口叫她爱新觉罗·浩，或者浩夫人。溥杰和浩夫人在日本度过了短暂的美好生活，溥杰在自传里说：

“我现在回忆起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单薄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我祈求的。”

然而，现实的引力还是太沉重了。

小两口新婚不过3个月后，七七事变在国内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对于一对中日夫妻来说是相当尴尬的话题，不过两人还是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浩夫人凭着良心，觉得这次侵略是“日本不对”，她甚至觉得“我为自己是日本人感到痛苦，如果可能，我愿做一个中国人，和他们一起把日本人骂个痛快”，不过，浩终究是一个日本人，“民族的血是无法改变的，我不能够这样。”

溥杰内心也犯了嘀咕，他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在上海中弹身亡，他想起这位同学教他绑腿、擦枪等生活中的件件令人暖心的琐事，他不禁黯然神伤，他心里默默的问着“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但他是满洲国的御弟，又和日本华族结了婚，觉得愧不可当的同时，在多数时候也只好缄默不语。

同时，他的内心中仍然有恢复清朝和日满亲善的春秋大梦，他终归是漂洋回到了自己的祖宗之地，参与了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溥杰也是有罪的，给日本人做傀儡的战争罪是无法抵赖的，是相当相当丑陋的。

日本人也将溥杰这颗棋子安插在了伪满洲国的核心，并埋下了一颗危及整个中国局势的定时炸弹。

1938年3月1日，伪满洲国《帝位继承法》正式被签署生效，将关东军的野心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溥仪“无能”且无后，按照帝位继承法，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而溥杰的妻子是日本华族，当时浩夫人已经有了身孕，如果诞下的是一个男婴，那么伪满洲国的未来将要有一个中日混血的“皇帝”继承，这对溥仪来说简直是天要塌下来了。溥仪甚至一生都在怀疑，浩是不是日本人派遣来的间谍。

所以溥仪对浩处处刁难，吃饭的时候都腻腻歪歪，不愿意尝弟媳妇做的饭。好在溥杰一年后出生的是一名女婴，名叫慧生，溥仪和溥杰二人都大松一口气。后来溥仪对这个小孩特别喜欢，一度羡慕起了弟弟溥杰的家庭生活，对着溥杰的面说：“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女儿的出生和成长给了压力甚大的溥杰很大的宽慰，慧生从小聪明伶俐，她会唱歌跳舞、会绘画写作，她是爱新觉罗家的心肝宝贝，从生到死，一直都是。慧生死后，溥杰留了一张她在日本画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每每睹物，便会思人。

1943年秋天，溥杰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他们全家也在日本呆了两年。期间甚至经历了日本东京大轰炸。那一天溥仪作为一个军人要参加防空演习不能擅离职守，家中只留下了浩和两个女儿，他不免焦急万分。浩后来也说自己当时埋怨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不回来，好在坚强的浩夫人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幸运地活了下去。

溥杰看到东京火光冲天，无数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他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吗？而且已持续八年了。”（溥杰回忆录中如此地写，笔者有理由怀疑溥杰有美化自己的嫌疑）

1945年2月，溥杰和浩夫人以及二女儿嫮生飞往中国，慧生因为要上小学就继续留在了日本。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溥杰再次和慧生见面时，他所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文静可爱的小女孩，而是一盒冷冰冰的骨灰了。

这是溥杰和家人的第一次分别，却也不是最后一次。溥杰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次分别的：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随着战争形式的转变，日本法西斯势力每况愈下，回到中国以后的溥杰生活“愈来愈难堪”。随后而来的就是伪满洲国的崩溃，按照溥杰自己的话说就是他“生命中悲惨的日子到来了”。

溥杰此时觉得日本大势已去，甚至心里还想着干哪些活儿战后能少判几年罪。其实溥杰手头上也不算沾满同胞的鲜血，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而已。在伪满洲国多年，他的身份也只是溥仪身边的禁卫团团长、上尉军衔。每天点卯、训练，没上过一次战场了，剿“匪”这类的“脏活累活”他也没干过。

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被摧枯拉朽般击溃。溥杰不禁愕然，又万念俱灰，他甚至一度想过自杀，好说歹说才被浩夫人劝阻下来。

1945年8月18日凌晨1点，“满洲国”解体、溥仪宣布退位。一群满清的遗老遗少痛哭流涕，决议飞往日本逃生，这似乎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他们打算分批逃离，第一批坐上的都是伪满洲国曾经的最核心的亲贵，包括了溥仪溥杰二人。皇后婉容以及浩等女眷，计划第二批撤离中国。

1945年8月22日，飞机起飞了。溥杰看着为他送行的妻子，心中满怀的是对未来的忧愁。没想到，两人再一次相逢，却是16年以后。

这趟飞机一落地，溥仪等人就发现苏联红军几乎同时到达，他们立马就成为了阶下囚，此后就是在苏联辗转5年的囚徒生活。而后又在抚顺看守所里，度过了11年的改造生活。

浩和小女儿嫮生也没有坐上飞机，在陆路上颠沛流离，期间浩被当做间谍、特工多次入狱，她甚至动过“杀死嫮生，然后自杀”的念头。但对丈夫和女儿的爱，让这个传统的东方女人坚强无比，将近一年半后他们才返回故土日本。

两人就这样天各一方，各自坚强的活下去。

1961年5月12日，中国广州。

54岁的溥杰站在广州火车站的月台上等着、期待着，他一如年轻时那样的瘦弱，眼神中也充满少年般明亮的神色。

这是期待爱情的神色。

当他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旗袍的中年女子从车厢中走下来之时，他的心跳陡然加速。

即便岁月老去了她的容颜，溥杰还是能一眼认出这个温婉的女人便是自己的魂牵梦绕的妻子——浩夫人。

时隔16年，他们互相都一眼认出了彼此，他们四目相对着、互相阅读着彼此面容上的沧桑故事：溥杰瘦了更多，额头很高已经谢顶了，浩夫人也中年发福，青春的容貌也抵挡不住皱纹的侵袭，他们心中涌起了千言万语也不知道从何开始倾诉。

先开口的是浩夫人，浩夫人手里捧着他们女儿慧生的骨灰盒。她微微欠身，对自己的丈夫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

这是两人时隔16年后说的第一句话，溥杰百感交集，宽慰自己的妻子“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他把女儿的骨灰盒抱在了怀里，就像当年搂着五六岁的慧儿一样。嫮生在一旁叫起了爸爸，打断了溥杰的思绪，从二女儿的身上，他看到了可爱的慧生的样子。

一家人终归是团聚了。

这一幕溥杰幻想过无数次了。

他甚至动过坏心思，想要到朝鲜参战然后被美军俘虏，这样就能和亲人团圆了。1951年，溥杰甚至因为过于想念自己的妻女遭到了批判。他有时候悲伤到了极点，希望自己快点被判刑，这样浩就可以和他离婚，溥杰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就想让浩自由，让浩能和别人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但他也有幻想，他幻想日本也变成和中国一样的人民民主国家，他幻想他的妻子浩也改变了那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这样他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

溥杰还是低估了一个传统的东方女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传统的东方女人的固有道德，便是相夫教子、从一而终。我们现如今自然是有了更多自由的选择，但固守传统、无惧牺牲的高尚，亦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高贵。

1954年秋天，溥杰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女儿的一封中文信件。原来小小年纪的慧生在日本自学中文，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并且拜托周恩来总理把这封信连同一张照片转交给溥杰。

爱新觉罗·惠生

溥杰读到信之后，不禁哭出了声，他内心中想象的是自己的可爱女儿，也想象教出如此乖巧懂事女儿的妻子浩，他一下子慌了，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感激之情，从前那些希望妻子另寻他欢的想法顿时烟消云散。

他只想和妻女见面。

从这开始，战犯们才开始被允许和家人通信。这个政策的源头，就是溥杰女儿的一封信。

1961年2月份，在周恩来总理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同意下，溥杰决定将自己心心念念的浩夫人请回中国。他含泪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党，有了恩人周总理，我们可以团聚了。您回来吧！弟妹们盼着兄嫂团聚，我也在盼我们夫妻重逢。我已经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头，我也要等你回来，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新家庭。等着你的答复！”

1961年5月，浩夫人带着慧生的骨灰还有二女儿嫮生经过香港回到北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日本人来到中国，但浩夫人常常对别人说：“我是中国人”。

此后，周总理同意浩加入中国国籍，而嫮生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想要回到日本，这也得到了周总理的首肯和溥杰夫妻俩的同意。

1967年 溥杰夫妻和溥仪

溥杰似乎又回到了他的青春期，他和浩相伴着过着宁静的二人世界，这是他们一辈子都曾日夜向往的。他在政协做了文史专员的工作，当时工资高达1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他的妻子浩也享受了一样的待遇，这是很难得的。这样的说法显然跟一些人（尤其是当时的日本人）散播的“溥杰晚年生活穷困潦倒”的谣言不符。

1980年春天，浩夫人得了肾病并且逐渐恶化。在访日期间甚至一下子被送去急诊，从此之后一周要做三次透析。浩自觉时日无多，留下了一句遗言：“我死以后，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国，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让我和我的慧儿在一起吧！”

他们两人又相伴去了女儿慧生的墓地。这个19岁的少女已经离开他们23年了，两人在女儿墓前痛哭流涕。

1987年6月20日上午7点50分，嵯峨浩结束了他的人生旅途，“流浪王妃”病逝北京。9日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溥杰在妻子的耳边低声地呼唤着：“我的浩！我的浩！”却再也得不到回应。

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溥杰不禁自问：“失去了你，我将怎样生活呢？”

1994年2月28日，87岁的溥杰与世长辞。他的骨灰也一如他的夫人一样：一半葬在了日本，一半葬在了中国。

女子苦等丈夫64年，81岁离世穿红嫁衣下葬，15年后丈夫身份公开

“奶奶，你看看，我们找到了爷爷！”一个男人拿着一个牌位，恭恭敬敬地用双手举着送到一个已经快咽气的老人眼前。

男人名叫崔建强，躺在床上的女人是他的奶奶付三妮。

付三妮吃力地睁开眼睛，此时她已经不太看得清眼前牌位上的字，崔建强连忙指指放在身边的骨灰盒。

“你看！爷爷的骨灰我们也带回来了！”

弥留之际的付三妮已经无法再开口说话，她用尽最后的力气看了一眼牌位和骨灰盒，然后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缺席的丈夫

付三妮去世于1996年冬季，虽然当时她已经82岁高龄，但是她的去世源于一场意外。

那一天，因为穿着的棉裤被水打湿了，付三妮就将棉裤放到火炉边烘烤，但是老人没有留意到棉裤烘烤的时间，不慎因此引发火灾。

尽管邻居和亲人尽快将付三妮送到了医院，但是由于她伤势严重且年事已高，医生已无回天之力，只得通知亲属尽快为她准备后事。

亲人们得知，付三妮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了，虽然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大家也知道生死无常，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陪伴在老人身边，共同度过她生命的最后时光。

付三妮的情况十分糟糕，她常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也无法进食，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

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她竟然顽强地撑了六七天！

其实此时对于付三妮来说，死亡可能是一种解脱，不过亲人们知道，她的心中有事放不下。

外甥女凑近她的耳朵问，是不是还在等着丈夫崔志尧？

付三妮突然睁开了眼睛，她艰难地交代身边人，一定要在下葬的时候为她穿上当年的红色嫁衣，这样丈夫回来时才能认出自己。

付三妮是河北省行唐县庄头村人，她和丈夫崔志尧分开的时候只有18岁，两人结婚也还不到一年。

当时付三妮怀有身孕，但是崔志尧没有等到孩子的出生就匆匆离去。

自丈夫离开后，付三妮一直在家乡等候着他的归来，谁知这一等就是64年。

1932年，媒人给17岁的付三妮说了一门亲事，对方就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崔志尧。

媒人告诉付家，18岁的崔志尧家境不错，家里一共有7个孩子，而崔志尧从保定二师毕业后就一直在村里当教书先生，家里有房有地，是个非常不错的对象。

媒人这么一说，付三妮的母亲便动了心，于是做主定下了这门亲事。

很快两家便商定好日子，付三妮穿着红色的嫁衣嫁给了崔志尧。

两人成亲后付三妮才发现，媒人说的话几分真几分假。

崔家的确有房子，可是破旧的老屋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崔志尧的5个弟妹都还小，奶奶瘫痪，父亲生病，一家子根本没有什么劳动力！

摊上这样的一家，往后的苦日子可想而知，付三妮不可能不失望，但是崔志尧在结婚当天就极度坦诚地向她道歉，这一点让她觉得宽慰了些。

那个年代的女子既然出嫁了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尽心竭力地照顾家庭。

随着在崔家的日子越久，付三妮也渐渐知道了更多关于丈夫的事。

崔志尧的爷爷是清朝的秀才，饱读诗书，所以崔志尧从小也受到了不错的教育。

在他14岁时就进入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了新式教育。

年轻的崔志尧在毕业后曾经号召村民抵制奸商，但是当时根本就是官商勾结，崔志尧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爷爷为了救出崔志尧，只得变卖家产四处借钱，原本的家底因为这件事消耗一空一空。

崔志尧出狱后仍然不肯放弃抗争，参与学生游行，抵制各种苛捐杂税，结果再次被当局通缉。

他的母亲因此气得大病一场，没过多久便撒手人寰。

母亲的离去，让崔志尧十分痛苦，父亲趁此机会让他不要再外出，老老实实待在家中教书还特意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自从嫁给崔志尧后，付三妮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从早到晚都要不停地操劳，但是夫妻两人感情很好。

没过多久付三妮就怀孕了，所有人都以为小两口会就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

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崔志尧突然就从村子里消失不见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艰难岁月

崔志尧离开了，他的整个家庭都扔给了付三妮。

此时崔家虽然人口众多，有五个弟妹两个老人，但是老的老小的小，最大的弟弟只有十一二岁，而最小的才五六岁，能够支撑家庭的只有付三妮一人。

所有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了她身上，仅仅是要想办法填饱大家的肚子，就已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更别说还有繁重的农活和家务活。

年轻的付三妮每日忙得死去活来，才能把这个家庭支撑下去。

一些人以为，也许付三妮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开，实际上她根本没有过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

她曾经告诉邻居，无论如何她都会在这里等着丈夫归来。

她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哼一首当地的小调——想二哥，崔志尧在家中正好排行老二，唱歌的时候她将自己的相思和辛苦寄托其中。

日子在忙碌中一天天过去，女儿忙妮儿出生了，她学会说话之后，见到别的孩子都有爸爸，于是也回家问母亲，到底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付三妮总是回答，很快，很快。忙妮儿没有等到见到父亲，她甚至没有活过五岁，由于患病后无钱医治，忙妮儿在4岁时就已夭折。

失去女儿这件事，几乎彻底击倒付三妮，如果不是想着要等丈夫回来，也许她那时就会跟随女儿而去。

此时付三妮还非常年轻，只有23岁，母亲劝她离开崔家另嫁他人。

付三妮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日子过得实在太苦了，但是最终她还是不忍心丢下年幼的弟妹和卧病在床的老人。

最重要的是，她坚信丈夫一定会重新回到她的身边。

1938年，付三妮终于收到了崔志尧写来的一封信，这也是他离家后唯一一次与家中联系。

在信中崔志尧对自己的情况只字不提，只是告诉付三妮可以自由去留，如果她决定离开，请家里人不要责怪她。

面对的这个解脱的机会，付三妮仍然选择了留下，她早已将崔志尧的家人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尽心尽责地照顾着他们。

这些年付三妮所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是外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日子一年一年过去，老人陆续离世，弟妹们也长大成人。

因为家境贫寒，三个弟弟很难娶到媳妇，付三妮搬去柴房，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了三弟，这才让三弟也成了家。

付三妮为谁家的付出，弟妹们也看在眼里，他们十分感激这位如母亲一般的嫂子，想到付三妮没有儿女。

于是，他们便商量着要过继一个孩子给付三妮。

1968年，54岁的付三妮选择了崔老五家的儿子崔大平当她的儿子，后来崔大平结婚后生下了孙子崔建强。

自崔建强出生开始，他就基本和奶奶住在一起。

付三妮很喜欢，也很疼爱这个孙子，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直到现在和老人一同相处的点点滴滴都还深深地烙印在崔建强心中。

崔建强也知道爷爷的事，这么多年来，他和奶奶一样热切地期盼着亲人的归来。

但是崔建强心中也清醒地知道，在这数十年中，爷爷除了写过一封信之外，再也没有了其他消息，很有可能他已经早已不在人世。

不过看着奶奶数十年如一日地期盼着丈夫归来，崔建强始终没有将这话说出口。

1996年冬天，一场意外的火灾让付三妮生命垂危，尽管医生认为她只能再坚持一两天，但是付三妮心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未能放下，硬撑了七八天。

为了让老人走得安详一些，崔建强和家人们特意为爷爷崔志尧做了一个牌位，还找来一个骨灰盒。

他们告诉付三妮，爷爷已经找到了，但是早已离开人世。

处于弥留之际的付三妮，看了一眼牌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按照付三妮的意愿，亲人们在为她下葬时，将她打扮得像新嫁娘一样，穿着出嫁时的红衣，插着红花。

这些物品都被付三妮完好地保存在一个蓝布包里，这许多年来，蓝布包已经洗过无数次，也缝补过无数次，但是付三妮始终舍不得将它扔掉。

她总想着，自己现在已经老了，如果见到崔志尧，崔志尧一定认不出她.

但是他一定记得自己当年出嫁时的样子。

魂归故里

奶奶付三妮离开了人世，崔建强心里的一个想法却越来越强烈。

从小他都很想知道，爷爷到底去了哪里？他还活着吗？

奶奶去世后，他下定决心，不管生死，他一定要找到爷爷的下落。

如果爷爷真的已经离世，那么他要设法将爷爷和奶奶合葬在一起，这也算是完成了奶奶多年来的心愿。

如果爷爷还活着，那么他至少也该知道奶奶等了他一辈子。

崔建强为了做到这件事，花费了整整15年时间。

根据奶奶的描述，他推断爷爷很有可能是当年的革命者，所以他先到行唐县附近的烈士纪念馆中去寻找资料。

但是这次寻找一无所获，崔建强决定扩大寻找范围，为了这件事，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段时间身体都有些撑不住。

那时候由于崔建强总是拉肚子，于是便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在他的肠子里长了肿瘤！

家人们劝他放弃寻找爷爷，安心在医院治疗，因为这很有可能是肠癌。

崔建强却十分后悔，他觉得应该早点去做这件事，如果自己真的患上了绝症，那么就再也无法完成奶奶的心愿。

好在这次是虚惊一场，肠道内的肿瘤是良性的.

在治疗后，很快崔建强就恢复了健康。

妻子和孩子都十分支持崔建强做这件事，还不到10岁的儿子告诉崔建强，如果他找不到太爷爷，那么自己长大了就继续去找。

功夫不负苦心人，2010年崔建强终于找到了一些线索。

这一次他在河北行唐县的党史研究室里，找到了一封书写于1938年的信，而这封信正好就是爷爷崔志尧所写！

从这封信件中崔建强得到了一个地址：江西高安108信箱。

2011年4月，崔建强亲自前往高安市党史研究室，查找关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资料。

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敌特机关对地下党组织进行抓捕和扫荡，所以存留至今的资料非常稀少。

崔建强找到当地的许多老人，从他们那里他了解到了不少关于当年地下党的事。

其中一位老人提到当时有一些地下党人会以教书先生的身份作为掩饰，还有两位老人提到过，在本地的学校中曾经有一位崔老师。

但是他们已经记不得这位崔老师的名字，崔建强推测，曾经当过教师的爷爷很有可能就是这位崔老师。

另外他们还告诉崔建强，当地发生于1939年的团山寺惨案。

这是一次日寇扫荡，当地有600多个平民被日军侵略者残忍杀害，其中肯定有一些就是地下党人。

崔建强根据这些线索去团山寺惨案的博物馆和纪念碑寻找线索，终于弄清楚了当年发生的事，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爷爷。

其实当年崔志尧虽然在家乡教书，但实际上他仍然在进行革命工作。

1931年，崔志尧担任了当地团县委书记，第2年崔志尧与付三妮成亲。

崔志尧曾经把自己的身份如实告诉了付三妮，付三妮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还经常为他和同志们站岗放哨。

而当时崔志尧之所以突然离开，是因为红色根据地暴露了。

如果不立即转移，那么崔志尧和同志们很有可能深陷险境。

崔志尧在离开前拜托付三妮烧掉所有的资料，并把家人托付给她照顾。

付三妮郑重其事地答应了丈夫的嘱托，在接下来的60多年里，她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付三妮和崔志尧两人结婚后共同生活的日子只有短短8个月，在付三妮怀孕4个月时，崔志尧就离家而去，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其实就在1939年的团山寺惨案中，当时年仅25岁的崔志尧就已经壮烈牺牲。

1939年8月18日，日军包围了团山寺，并放了一把火，崔志尧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当时他把一个小女孩从日军手中救出，随即，敌人手中冰冷的刺刀恶狠狠地刺进了他的身体，冷血的侵略者还将他推入火海，崔志尧壮烈牺牲。

值得庆幸的是，那个被他救下来的小女孩闵翠娥活了下来。

当崔建强找到闵翠娥时，她也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

她还记得当年救了自己一命的崔先生，而且她还告诉崔建强，在团山寺惨案发生后，就是她的家人安葬了崔先生。

在崔建强找寻爷爷的时候，特意请人在电脑上做了一张画像.

因为崔志尧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在画像上最突出的就是崔志尧的大小眼，这一点也与闵翠娥的描述对应得上。

崔建强长长地叹一口气，奔波了15年后，他终于找到了爷爷的下落！

终于可以完成奶奶的心愿！

随后，在闵翠娥的指引下，崔建强带着奶奶的遗像来到了崔先生——也就是爷爷的坟墓前，他跪下给爷爷磕了三个头。

此时崔建强，心中百感交集，忍不住热泪长流：“爷爷，我来接你回家，你看，这是奶奶，奶奶等了你一辈子！”

崔建强决定要将崔志尧的坟墓迁回老家，和奶奶合葬在一起。得知此事，当地许多村民都来到了崔志尧的坟墓前为他送行.

一位乡亲特意抓起一把土捧到崔建强面前.

“崔先生在这里已经长眠了70多年，带上一把这里的土吧，这里也是他的家乡。”

崔建强感动不已，他捧着爷爷的骨灰盒，依依不舍地挥别了这里的乡亲们，回到老家。

2011年6月，离家78年的崔志尧，终于再次回到了故乡。

崔建强把爷爷奶奶的骨灰盒葬到了一起，在付三妮过世15年后，她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的心愿终于完成了。

尽管在崔志尧离家后付三妮就再也没有见过丈夫，但是现在两人能合葬在一起，也算是为付三妮这苦难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付三妮和崔志尧的故事传开以后，有剧作家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电影剧本《蓝包袱》。

2017年4月27日，这部电影的启动仪式在行唐县正式举行。

电影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付崔二人一生的经历为主，歌颂了像他们这样默默为祖国、为家庭献身的普通人。

结语

在漫长又艰苦的革命道路上，有许多广为人知的大人物，但更多的是像付三妮和崔志尧这样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这些人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以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今日的中国，他们是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的！

-完-

编辑丨书书

参考资料

红色文化网：《大爱筑长城》

燕赵晚报：《离别故土78载,老革命遗骨终返乡》

河北新闻网：《电影《蓝包袱》在行唐县启动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