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劫难3答题(似乎只会卖萌的大熊猫为什么是国宝？)

西方世界的劫难3答题(似乎只会卖萌的大熊猫为什么是国宝？)

西方世界的劫难3答题文章列表:

• 1、似乎只会卖萌的大熊猫为什么是国宝？
• 2、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
• 3、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华文明
• 4、世界现代化版图的东方巨变
• 5、光辉的篇章 不朽的丰碑

似乎只会卖萌的大熊猫为什么是国宝？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很多人关心：大熊猫保护力度也会降级吗？对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大熊猫受威胁程度下降，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对大熊猫保护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大熊猫保护成绩的认可，大熊猫保护级别不会降低，保护力度不会减弱，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中国濒危物种保护的旗舰种和伞护种”。中国人对大熊猫的爱护永远只会升级！

大熊猫，这一胖乎乎毛茸茸、似乎只能卖萌的动物，为何如此受人喜爱，并能登上“国宝”宝座呢？

数量并不是最少

大熊猫是数量最少的吗？斑鳖在世界仅剩几只；华南虎，中国特有的虎亚种，仅分布在中国境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未见身影；亚洲象近300头；而目前野生大熊猫有1864只，圈养大熊猫633只，数量不是最少的。

是最美丽的吗？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树叶。每个人因为喜好、文化、宗教信仰不同，对美的定义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开屏的孔雀，有的喜欢威武的狮子，也有人喜欢眼镜蛇，甚至有人喜欢剧毒的蜘蛛。没有一个标准评价大熊猫是最美丽的。

是最有利用价值的吗？大熊猫除了卖萌以外，没有利用价值。其熊胆和骨头没有药用价值，熊掌和肉没有食用价值，毛皮不能做衣服。

具有国宝要素

国宝即国家的宝物，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国宝，他们大都作为无价之宝，成为国家的骄傲和象征。

要成为国宝，除了经济价值外，大致应该具有以下一个或几个特征：一是本国独有或大部分拥有；二是能体现本国文化特征；三是能代表本国形象；四是与本国发展息息相关。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能代表中国形象的事物众多。而大熊猫则与众不同，其憨态可掬的模样与温顺的性格以及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人的心，并以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界限的优势，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根据科学家对大熊猫化石的研究，大熊猫在历史上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中国甚至国境线外，北至北京周口店，南至如今的越南和缅甸，目前仅分布于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的山区。大熊猫广阔的史前活动范围让它拥有了超越地方性特色动物的身份，具有成为国宝的条件。

体现中国文化

大熊猫不是中国历史、神话、文学关注的对象，甚至与人类的关系也很遥远，缺乏食用和经济价值，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象征和图腾，但其生活习性蕴含的意义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

大熊猫不光有着圆圆的脸颊，大大的黑眼圈，胖嘟嘟的身体，优雅的内八字行走方式，也有锋利的牙齿，解剖刀般锋利的爪子，爪子和獠牙依旧锋利等特点，其身体强壮力气很大，咬合力很强，奔跑和爬树速度堪称一流，成年以后没有天敌，可以说如果想要独霸天下，几乎没有困难。而且从消化系统来看，大熊猫的消化道、消化酶和肠道微生物保持了食肉动物的特性。但从佛家来看，大熊猫放弃了食肉，选择了吃素，正好与佛家倡导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暗合。

自古以来一些有大熊猫的地方把熊猫尊为“山神”。过去猎人上山打猎，只要遇到大熊猫，认为是山神在发出警告，必须马上返回。否则，最好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徒劳无功，最坏的结果会丧命，这给大熊猫披上了神秘色彩。

从道家来看，大熊猫外形上黑色和白色所占面积几乎完全一样，两者界线分明，既对立又统一，没有一个颜色走向极端，天生巧合地体现了阴阳学说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内涵。大熊猫放弃食肉，不欺负其他弱小动物，选择竹子作为食物，正契合了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与自然和谐相处”。

从儒家来看，大熊猫不主动攻击其他弱小动物，与诸多物种和谐相处，不争不抢，颇有大家风范，正好符合儒家讲究的“低调，含蓄、内敛”。同时，成年的大熊猫自身强大，但在野外没有天敌，象征着带来和平。

大熊猫选择的食物——竹子，更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历代文人所喜爱的植物，“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大熊猫也被冠上高雅之士的隐喻。

代言国家形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到1869年大熊猫被西方发现后，大熊猫隐居深山的生活就被打破，一只只熊猫命丧枪下。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大熊猫的命运也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大熊猫与近代中国发展共命运。

大熊猫的体形庞大，自身强大又不欺负其他弱小动物，代表了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也是我国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

大熊猫“既政治化又去政治化”的两面性，越来越在“熊猫外交”中展现出来——中国政府开始将大熊猫作为国礼与外国政府交流，这一体现友好的举动象征着曾一度封闭的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外界伸出橄榄枝。

“熊猫外交”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这些活生生的动物以其可爱无害的外表消弭了政治算计的冷酷。作为中国国家的象征，大熊猫在国内和国外都让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柔软、更有亲和力。也正因为如此，大熊猫的“国宝之路”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它的内涵也因此远远超越了其生物学意义。作为一种动物和一种形象，大熊猫在连接自然和国家、科学与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大熊猫憨态可掬的外表、悠久的生物学历史、稀少的数量、强壮的身体、不争的秉性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耦合等特性，与现代中国的形象和倡导理念相符，当之无愧地被称之为中国的国宝。

（作者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 王伦）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从圆明园兽首到敦煌瑰宝：心痛背后，是让人深思的历史

11月13日，曾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马首铜像，被捐赠给国家文物局，未来将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成为首只回归圆明园的兽首。

2007年，港澳知名企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竞拍成功，流失海外近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祖国。如今，何鸿燊将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回归国家永久收藏。捐赠仪式后，马首铜像将与其他六尊兽首铜像聚首京城，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共同展出，截至11月27日，公众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2、3展厅一览风采。

圆明园马首铜像。国家文物局供图

为圆明园马首回归欣慰的同时，不少人也想到了历史上那些曾经被盗走，流失海外的文物。这其中，流散的敦煌瑰宝可能是最令人心痛的。

惟一的方法，只有补救。如今，国际文物界公认，文物应尽量留存于原地，才能在与其相适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现出其最大的价值。离开了原地的文物，即使能够受到良好保护，但脱离开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更何况，当代中国文物保护早已进步巨大，我们完全有资质照顾好属于自己的每一件文物。

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回到那些历史现场，看看历史上，那些复杂，甚至诡谲的文物流散现场。这些历史上的过错和罪责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即使再多的粉饰和托辞，也难以让人原谅。

撰文 | 李夏恩

人头攒动。每个人都探出脖子，就像参观某种珍稀动物的巢穴一样，试图看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但那里除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僧人塑像之外，一无所有——早在一个世纪前，那里就被搬空了，至今连一点儿昔日的痕迹都不曾剩下。尽管它不过是个面积不到3米见方，高不过2.7米的狭窄空间，但它广为人知的名字“藏经洞”却能引起参观者浮想联翩，幻想里面曾经就像童话中四十大盗的宝库，塞满了各种奇珍异宝，它曾经被人遗忘尘封数百年，然后突然在某一天从黑暗中被唤醒，用它蕴藏的无限魅力征服了整个世界的目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尽管被单独编号，但其实是第16窟的一个耳窟。

带领参观的讲解员面无表情地向游客们重复着他已经不知讲过多少回的故事：1900年的夏天，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雇了一个姓杨的人在这里清理积沙。这个人喜欢抽旱烟，一次，他把点旱烟用的芨芨草杆插到墙缝里时，发现那根草杆居然全部插进墙里去了。他用手一敲，发现墙壁里是空空的声音，于是，他立刻找来王道士一起砸开了这堵墙，“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个故事颇为引人入胜，但它的来源只是1949年2月谢稚柳出版的《敦煌石室记》中的一段没有来源的记述而已。关于藏经洞的发现，真正的发现者王圆禄有着自己的说法，在《催募经款草册》中，他写道：“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毁，贫道誓愿募化修补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尽管它听起来仍然玄乎其神，然而仔细品咂，就会发现，这段文字描述的不过是一场清理工程造成的墙壁塌方而已。但无论是哪种说法，能够确定的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天，藏经洞被打开了。

“然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了，从这里盗走了许多文书，之后又来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探险家，从这里拿走了很多东西”，讲解员的音调并没有任何变化，但这段冰冷的陈述显然在围拢在洞窟旁的游客中激起了一阵恼怒，有人低声骂着“强盗”，还有一些人质问为什么不把那些被盗走的东西要回来？但大多数人脸上依然带着饶有兴致的兴奋表情，一言不发。只有一个声音发出疑问：

“为什么当初不阻止他们带走呢？”

01

藏经洞：盗走？买走？还是带走？

斯坦因可能是近代中国最声名狼藉的西方人之一。1956年出版的一本向公众介绍敦煌的小册子《敦煌的故事》中，斯坦因是“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中的第一人。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探知了敦煌石室秘藏发现的消息后，“他们立刻乘我们松弛不备，接二连三地来‘光顾’，大大地施展他们的盗劫手段来了”。“很狡猾的”斯坦因在莫高窟“盗窃的经过和所得的赃物，有一篇很详细的供状，记载在他所写的《西域考古记》里”。

如果斯坦因亲眼看到这本书，得知自己的论著居然会成为指控自己“卑鄙无耻伎俩”的自供罪状，一定表示强烈愤慨。1929年，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中讲述自己在敦煌的经历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和自豪深深感染了在座的听众，宛如他在1907年3月12日初次见到莫高窟时的情景，望着崖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昏暗的洞窟，这奇特的景象让他瞬间产生了一种幻觉，就像是他很久很久以前看到过的早期的意大利绘画一样，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魅力或许在那一刻赋予了他某种使命感，要完成某项重大的事业。

马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在他的中文护照中名字被写作“司代诺”。这幅肖像出自他的考古探险著作《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扉页。这部著作记载了他考察敦煌莫高窟的经过。

指引斯坦因前往敦煌的动力，确实是渴望扬名立万的勃勃野心。野心的背后是当时围绕丝绸之路考古探险的激烈竞争。随着19世纪西方势力对内亚和远东地区的渗透，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将这片广大的土地视为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里竞逐先驱者和发现者的崇高名誉，1870年代远征丝绸之路的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和1890年代探险死亡大漠的斯文·赫定都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巨大声誉。到斯坦因踏上探险之路的20世纪初，丝路探险已经成为各国探险家纷纷觊觎的目标，以至于不得不在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商讨划分各国探险家的考察范围。丝路北线被划给俄国人，而德国人得到了吐鲁番地区，法国人的考察范围在罗布泊以北，英国人则被划到了和田地区。斯坦因的对手们纷纷各就各位，俄国人鄂登堡正计划在库车发掘，德国人冯·柯勒克正在吐鲁番发掘，法国人伯希和则筹备前往中亚各个遗址进行发掘——这些人后来都不约而同造访了敦煌，每一个都不是空手而归。

必须承认，与前面提到的小册子里的指控不同，斯坦因抵达敦煌的初衷并非藏经洞。斯坦因最初的计划，至少公开的目的地是斯文·赫定在1900年探险时发现的罗布淖尔北面的遗址，也就是米兰遗址。他在那里花费了18天时间进行发掘，带走了大量写在木片上的手稿和文书，以及壁画残片和雕塑。2月21日，他启程向敦煌前进，箱子里满载着米兰发掘出的古物。初到敦煌时，他最开始只是参观了莫高窟里的壁画和塑像，随后前赴敦煌周边的沙漠中进行考察。而真正将他的目光拉向藏经洞的，是一名“颇有头脑的乌鲁木齐突厥生意人兼当地一处穆斯林流亡小社区头目札希德伯克”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许许多多的古代写经宝藏等待被发掘，这个念头就像隐秘的磁场一样，把我拽进了藏经洞”。于是，他放下在敦煌沙漠中的考古工作，于5月21日重返敦煌，开启了他探险生涯巅峰的23天。

接下来的事情是关键，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将获得藏经洞文书的过程描述得犹如一部慢镜头放映的电影，几乎没有漏下每一个细节。他详尽描述了自己如何想尽方法说服王圆禄打开藏经洞，又如何最终以布施的形式将文书售卖给他。在行动前，他就已经想好了周密完备的策略，“我已告诉我忠诚的秘书，印度的经历教给我，最可能成功的策略是与那些常常既无知又贪婪的当地僧侣打交道。他迅速的理解使我相信，所建议的方法也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显示出效果来”。像现代的考古学家必须尊重当地风俗一样，斯坦因也充分考虑了当地民众对佛教的虔敬之心。在他重返敦煌时，他目睹了敦煌民众对莫高窟的盛大的朝圣典礼。成千上万的朝圣人流让斯坦因意识到，无论这里有多衰落破败，它在每年的特定时期仍然是当地的信仰中心，“我通过谨慎的思考，我在壁画、塑像方面的考古活动必须限制在以拍照和绘图等手段对艺术遗存进行研究的范围内，简而言之，不能激起民愤”。在仔细观察了藏经洞的保管者王圆禄道士的性情后，他还重新调整了简单的金钱收买策略“我用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因此，他用自己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唐玄奘的西方信徒，撬开了王道士心中虔诚和忧惧的两把大锁。最终，他以取经的名义，用四块马蹄银作为“布施”，带走了“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很仔细地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品上的箱子”。

斯坦因对自己如何获取藏经洞古物的过程毫不讳饰，不仅在他公开的考察报告和刊印的书籍中，也在他的讲座中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讲述同样的故事。尽管他在给朋友艾伦的信中很得意地宣称，这批古物所花费折合不过130英镑，“在其他地方，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和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但在书中，他却写道“到最后，他得到许多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不过他也意识到自己这些活动本质上在当地是不可公开的，他在书中写道：“在敦煌找到足够的箱子又不让人起疑可是有些难度，好在我有先见之明，提前准备了一些空箱子”。

斯坦因的记录几乎没有任何美化或是讳饰自己的词句，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光明正大，顺理成章，其坦诚的态度反而让人觉得那些指控是在污蔑他真诚的人格——有哪个强盗或小偷会如此公开坦率地告诉世人他所做的一切呢？继他而来的伯希和在次年来到敦煌，在他记录中，他同样毫不掩饰自己跟王圆禄讨价还价，最终才进入藏经洞。他险些被沙海般的珍稀文献所淹没，“头十天里，我每天看1000份卷轴，这一定是创了纪录，与一辆时速100英里高速疾驰的车子别无二致”。最后，这位出色的汉学家以五百两白银的打包价格，满载而归。根据他的秘书瓦扬回忆：“我们也被迫仅用隐秘的言词来讲述这一发现，即使在我们的书信中也是如此，一直等到努艾特将我们的搜集品装上大型邮船后，伯希和才公开讲述它们，并且携带一箱这类写本样品前往北京”。

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的故事，是一连串的造访，每一次的造访，这座洞窟都会失去一些东西。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1911年的深冬来到敦煌，他与大谷光瑞派来的摄影师吉川小一郎在这里相聚，他们共同从藏经洞中取得了六百份经卷。1914年，来自圣彼得堡的考古探险队拜访敦煌，队长鄂登堡不仅购买了王道士手中剩余的藏经洞存货，并且用破坏性极大的砍锯手段剥走了一些壁画。

斯坦因拍摄的敦煌藏经洞外堆满经卷文书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王圆禄道士给藏经洞装了一扇小木门。事实上，王道士给斯坦因每次拿出的经卷并不多，这张照片上堆满经卷的样子是斯坦因用多张照片叠印制造的效果。

这些探险家的共同点与斯坦因一样，都是在获取时讳莫如深，而在将物品安全运回国内后便几乎不讳饰自己取得这些文书的手段和过程。遮遮掩掩与公开坦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折射出的自相矛盾的心态比他们获得这些物品曲折复杂的过程更加值得玩味。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家的观念中，文物的所有权并不完全指向所在国，而是指向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先到先得”原则。这是刚刚从探险加寻宝游戏中脱胎而出的科学考古学所面临的尴尬窘境之一，也是考古学史上讳莫如深的一页。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经历着同样的遭际：1845年，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发掘出的亚述遗址中的铭文石板，被转让给大英博物馆；1873年，谢尔曼在土耳其的希萨利克丘发掘出的特洛伊古城遗址的“宝藏”，被半卖半捐给了柏林博物馆；1878年到1881年间，萨尔泽克在泰洛赫发现的古代苏美尔人遗址中文物，几乎被全数运回法国，以13万法郎的高价出让给卢浮宫博物馆。即使一些国家颁布的文物保护法确定了文物的国家所有权，但仍会对发掘者的个人所有权进行一定限度的承认。最早制定文物保护法的埃及当局，在1912年颁布的《第14号文物管理法》中，虽然开篇就明确规定“不论出土文物，还是地下文物，均应属于国家公共财产”，但在第11、12条仍然赋予发掘者获得部分出土文物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文物分成”，这是当时国际考古界长期存在的标准做法。蜚声世界的古埃及美人涅菲尔提提王后的胸像，在1912年12月从阿马尔奈遗址出土后，就根据这一法律被分配给了发掘方德国东方学会，成为了柏林博物馆最引人瞩目的藏品之一。

1908年，由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带走的文书《劳度叉斗圣变》。画面中表现的是佛陀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劳度叉斗法的情景。劳度叉变化出宝山、水牛、宝池等幻象之后，舍利弗即变化出金刚、狮子、香象来降服对方。这段故事出自佛教早期汉译经典《贤愚经》。这一变身降服的故事母题，在欧亚大陆各地都有出现，也是敦煌石窟壁画中经常表现的题材。

而在中国，直到1926年中国清华学校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进行西阴村史前遗存考察时，才第一次明确规定发掘文物的归属权“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1927年由瑞典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联合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制定协议时，以不立正式文字的口头方式承诺将发掘文物中的重复品赠与斯文赫定，部分承认了发掘方对出土文物的所有权。1930年6月2日

（次年6月15日正式施行）

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才将“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归国有”列为法令条文。但这已经是斯坦因抵达敦煌的二十多年后。有必要指出，斯坦因在出发前，曾通过英属印度政府以正规方式向中国政府申请过发掘权。在他1899年初次探险提交的意见书中，他提出自己“希望印度政府能帮忙解决这一问题，争取中国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能给和田的办事大臣发去指示，证实我已获准勘察或考察他辖区中所有古代遗址，在这类遗址上进行发掘，拥有其中出土的文物，如有人出售，还可购买这类文物”，这是合理合法的正规申请，但当时的中国却不存在这样的法律，甚至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发掘权的观念。所以这份申请理所当然没有下文。因此，当斯坦因在敦煌四处发掘，带走那些出土的汉简、丝绸残片和藏经洞文书时，根本不必顾及任何规章法律的约束。

1907年被斯坦因从敦煌带走的唐代印刷本《金刚经》。这部经书引首的精美扉画展现了唐代雕版印刷的高超技术，但它最关键的部分却是在卷尾一段重要的题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咸通九年，即868年。这比欧洲最早的印刷书，印刷于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早出近六个世纪。是世界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古老的印刷品。1914年，这部经书首次在大英博物馆展出，少人问津，饶富意味的是，在它不远处展示的就是那部在它被发现前顶着最古老印刷书桂冠的古腾堡圣经。

更何况，正如斯坦因反复宣称的那样，藏经洞的文物是他付款购得的。尽管这笔钱确实如其自己坦承的那样，远远抵不上它们的真正价值。但20世纪初仍然处于被谑称为“文物自由市场”的时代。文物的流通和交易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你付出了对方认可的报酬，这件文物就归你所有。这意味着一名探险家除了身兼考古学家之外，还要是一名精明的生意人，以生意人的眼光来衡量这笔交易，哪怕你付出的价钱与它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并不般配，但只要卖方愿意，这就是一笔“公平交易”。因此，按照这一标准，无论是斯坦因，还是伯希和，抑或是其他从敦煌藏经洞获得古物的探险家都并不认为他们“购买”的行为有何不妥，而且交易的过程越是曲折复杂，就越容易引人瞩目，也越容易获得更响亮的声誉，这场讨价还价将成为他传奇探险事业中一段谐趣的插曲。“王道士”就因此成为了斯坦因探险传奇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他的故事又被接踵而来的其他探险家加入到各自的传奇故事当中。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在藏经洞中阅读文书时的情景，出自《敦煌石室记》（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第六卷

相比起法律限制和交易过程中的曲折，最大的阻碍很可能出自当地风俗。探险家们在深入当地，了解风俗人情之后，他们很容易发现自己的某些行为很可能是在触犯当地的风俗。就像斯坦因所体会到的，在千佛洞这样当地人心目中的佛教圣地，堂而皇之带走一大批宗教经卷和神佛画像，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当地信众的不快。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触犯当地的风俗和禁忌，本来就是探险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是打着学术的旗号，这种刻意的冒犯就更富有英雄无畏气概的传奇色彩。斯坦因的前辈，闻名于世的探险家与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曾在波斯盗取过安放在寂没塔上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头骨，用于人类学的测量研究。当他做这些事时，他非常清楚会在当地教徒中造成“骚乱和暴力事件发生”，但他回到欧洲后，还是以卖弄甚至有些轻佻的口吻，兴致勃勃地向一众听众读者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所谓名利险中求。至于斯坦因，他以“布施”的形式付款购买，又以“取经”的形式完成交易，以他的视角来看，这甚至算不上冒犯禁忌，而是顺应当地人对《西游记》和唐玄奘崇拜的风俗。

由此，秘密行事也并不意味着做贼心虚，而是一种必要的保护措施，保护自己和当地交易者不致因为触犯当地禁忌或法令遭受危险。很多时候，这种保密措施甚至是对方主动提出的，当王道士深夜抱着从藏经洞拿来的经卷钻进斯坦因帐篷里时，他提出了严格的条件，“除我们三人外不得有任何人得到丝毫如何交易的暗示，而只要我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些发现物的来源不得透露给任何人”——比起斯坦因事后毫不隐晦的坦率回忆，王圆禄倒更像是那个明知故犯的小偷。

因此，在这套发掘-购买-带回-展示-研究的西方探险-考古价值观支配的逻辑链中，没有哪位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会认为自己是盗贼或小偷。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而对他们来说，更具有说服力的是，这样做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使命。

著名的古埃及王后涅菲尔提提胸像，1912年12月6日出土于埃及阿马尔奈遗址，根据当时埃及制定的文物法案，在文物分成中归入发掘方德国东方学会所有，成为柏林国家博物馆中埃及博物馆最瞩目的藏品。埃及曾提出愿意用其他文物进行等值交换，但未获得德方同意。至今，埃及仍未放弃对该胸像的返还要求。

02

328窟消失的菩萨像、壁画与被折磨的“道德”

如果说藏经洞的遭遇令今天的中国游客感到愤怒，那么328窟里发生的一切可以说令人发指。1924年，一名叫兰登·华尔纳的美国探险家从这里撬走了一尊美轮美奂的供养菩萨像。残缺的空位至今仍在那里，一个圆圆的印子，盖着尘土，提醒游客这里本应有一尊与对面一模一样的胡跪式菩萨像。

328窟，失去了供养菩萨的那个空位显得分外刺眼。

尽管与其他洞窟里那些遭到岁月侵蚀、人为毁坏而破损甚至消失的成百上千尊佛像相比，这个空位并不引人注目。但想到祂那被人遗忘了千百年的曼妙婀娜的身姿，猝然被人从风沙侵蚀的家乡故土强行带走，安放在万里之外干净整洁的展厅里，供一群异国他方的游客瞻仰赞叹，就不由得令人心痛不已。更加令人悲伤的是那些被剥取的壁画，参观323窟的游客会在讲解员高举的手电筒的灯光下，看到那片灰黑色的空白，这同样是华尔纳在这里留下的疤痕，他用化学胶水在不同的洞窟里剥取了十二块壁画带回美国，与被撬走的供养菩萨塑像一同成为福格美术馆最重要的藏品。至今，仔细观看，仍然能从空白的边缘看到渗入到墙体里的发黑的胶水印记。

华尔纳撬下的供养菩萨像与被他雇佣来搬运这尊塑像的敦煌当地工人的合影。

“整整五天，从早到晚，我都在辛苦地工作，而在这五天晚上，我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深自责，但第二天又强迫自己去继续工作”，与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记述完全不同，华尔纳公开的探险笔记中，充满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深自责和忏悔，他将自己剥取壁画和撬下塑像的行为称为“罪恶”，他非常清晰明白地理解敦煌壁画的价值，将它称为“古代中国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劫难之后，留给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遗产，是无可替代的珍宝”——恐怕再难找到任何一句话比这句话更能体现出作者对敦煌壁画的挚爱之情了。这样深深的忏悔和真诚的赞美，着实很难视为惺惺作态或是伪善之词。但恰恰是他对这座人类独一无二的遗产进行了最令人发指的破坏。

华尔纳从328窟撬走的盛唐半跪式供养菩萨像。这尊优美的彩塑让本来默默无闻的福格美术馆瞬间名声大振。至今这件菩萨像仍是福格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但破坏的原因仅仅是贪婪和野心吗？不可否认，贪欲肯定占据了很重要的因素。早在1922年，华尔纳就发表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经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来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已成为令人备感耻辱的一件事。”因此，他到敦煌的目的就是想获取那些足以超越英美前辈的珍贵文物，将它带回到博物馆里，在猎取中国文物的竞夺战中拔得头筹。

强烈的追名逐利的贪欲是把他推到敦煌的最直接动机。但当他到达那里，却遗憾的发现，那些轻便易携的文书经卷早已被前辈们搜括一空。所以，显然，他“必须收集一些壁画样品送回国内进行研究”，当他揭下那些壁画时，他在笔记中坦承自己心里想到的是“我们在美国，甚至在柏林从未看到过如此精美的作品，它们比藏于那里的从新疆灰泥墙上取下来的壁画都要优秀，足可以让它们嫉妒”。

但华尔纳声称自己更强烈的动机，却是在力图保护这些脆弱的人类瑰宝避免进一步的破坏。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哀叹道：

“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俄国兵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1921年，在俄国内战中失败窜入中国的阿连科夫、伊拉列耶夫等469名白俄军队残部，乘马488匹，驾马车18辆，被解送敦煌。经敦煌县知事陆恩泰等人商议后，为保证敦煌县城安全，将白俄军队残部安置在莫高窟住宿，由此给莫高窟带来极大破坏。照片特别感谢敦煌博物馆提供。

华尔纳的描述并非望壁虚构，而是真切的事实，在他抵达敦煌的两年前，在俄国内战中战败的阿连科夫残部被送到敦煌，安置在莫高窟中住宿。这些俄国士兵对莫高窟的破坏只能用残忍来形容，他们在洞窟中烧火做饭，熏黑了大量精美壁画，并且肆意破坏塑像，伤痕累累。更惨酷的是，他们还亵渎了封存在464窟的一位元代公主保存完好的遗体，根据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中的调查报告“白俄于最高层之窟中，见一女子趺坐，以真金玉为装饰，华贵一如佛像，白俄一一窃去其宝物，女尸即颓然而散，视如灰土”，最后只剩下一只脚。根据华尔纳所述，最终刺激他做出剥取壁画行径的，是那些虔诚的信徒对壁画的破坏：“他们足够虔诚地在一具粗糙的红脸蓝发的现代泥塑前祈祷，然后站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人用他那满是油污的手掌撑在一幅公元九世纪的壁画上，斜倚着身子，另一个人踱到绘有壁画的墙前，慵懒而好奇地用指甲抠那幅壁画上的裂片。当他们在狭窄的洞口过道并行而出的时候，散发着腥臊味的羊皮大衣摩擦着神圣的人物画像。那些画像，天啊，经过身穿羊皮大衣的成百上千人肩和肘部的摩擦之后，中间的部分消失了。”

“这就足够了，我所要进行的任何心怀虔诚的试验都被赋予了正当的理由”，华尔纳认定自己剥取壁画和撬下塑像的正当性就是对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尽其所能避免这些历经劫难的文物继续遭受新一轮的天灾人害。而这也是斯坦因当初从王圆禄手中购买藏经洞文书的托辞之一，如他所说，“我正采取虔诚的行动来为西方学术界获取这些佛教古代文学和艺术品，而当地人的无知让它长期不被问津或最终流失掉”。回国的演讲中，斯坦因特别提到敦煌当地因为官粮收购导致的动乱以及之前的回变给敦煌石窟造成的伤害。继他而来的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国的学者们展示了他从敦煌带回的文书经卷，尽管这激起了中国官方的兴趣，最终在1910年决定将藏经洞剩余经卷文书尽数运往京师。但运送途中就在不断流散，每位经手官员都会从中揩油。

运抵京师后，它们又遭遇学部官员监守自盗。负责整理的学部官员，著名藏书家李盛铎从中盗取了大量质量上乘的文书经卷。1919年，罗振玉前往李盛铎家照印这些文书，得知李盛铎“藏有敦煌古籍，多至四五百卷，皆盗自学部八千卷中者，已辗转与商，允我照印，此可喜可骇之事”。这些珍贵的文书，包括稀有的唐代两部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和《宣元至本经》，都被李盛铎出让给日本人。但却鲜有人指责这位藏书大家盗卖国宝。日本探险家橘瑞超更指出另一种破坏形式，许多壁画和塑像遭到了后代的整修，“特别是塑像的头和手脚，经后代敦煌雕刻家重修过，拙劣俗恶，不堪入目”。

风沙侵蚀、乱世兵革、无知愚顽、后代滥修，四项原因中每一项都可能让一件精美的中古壁画或是塑像毁于一旦。只要敦煌仍然沦于这四类天灾人祸的魔爪之中，它的灾劫就永远不会结束。华尔纳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回族起义，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今天，任何一位敦煌莫高窟的参观者都能轻而易举戳破华尔纳的预言，认定这是他为自己罪行辩护的可耻的遮羞布。华尔纳从北京一路行来，目之所见，皆是军阀恣肆，乱象丛生。从河南到西安的路上，他途经的一个村庄几天前刚刚发生过兵匪械斗，死伤惨重；在西安，在距他不足一百码的地方，“两队凶相毕露、身着黄军服的士兵不由分说地把三个被捆绑的囚犯押上了大街，只片刻工夫，三颗脑袋就落地了”。他还在一家古玩店里买到了钤有前清四川总督端方鉴藏印章的珍贵拓片，这位闻名东洋的收藏家在12年前被一群革命党处死，脑袋被装在煤油桶里游街示众。在兰州，他们的骡子和大车竟然被当地驻军强行征用，而在肃州，他们遇到一个倒霉的鸦片商，几天前，他刚刚被土匪洗劫一空，还开枪射伤，只是侥幸捡回一条命。

兵连祸结的社会现状，正是那些试图为华尔纳们定罪的人们所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尴尬之处：国际公认的文物保护的第一原则，即是应让文物处于安全的、有利于长期保存的环境之中。而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状况下，面对这些脆弱的壁画，你是要将它们留在原地任由它们遭受不确定的危险和破坏，还是将它们带到一个更安全、更整洁、更有利于保存和研究的专业机构去？

自然，没有人能逆料未来会发生什么。在这场与时代的赌博中，华尔纳选择了后者。至少按照华尔纳自己的解释，这套以抢救文物安全为首要原则的道德托辞是顺理成章，甚至是令人感动的。但如果仔细阅读他的手记，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漏洞之处：那些剥取壁画用的胶水和工具，是从哪来的？

如果事实真的如华尔纳所说，他是在看到壁画遭受的那些破坏，受到了无知信徒剐蹭摧残的强烈刺激之后，才陡然起意，决心剥取壁画的，那么胶水和工具理应全部来自敦煌城里。但事实上，就像他在书中小心翼翼吐露的那样，这种剥取壁画的方法，是他“诚惶诚恐地尝试采用哈佛大学博物馆专家介绍的一种技术”，而那些剥取壁画的重要工具胶水，也是他“在离开北京时，已听从一些化学家的建议，准备了一些粘固剂，用来将古画上的颜料粘结在一起”——易而言之，早在出发前往敦煌前，他就已经做好了所有剥取壁画的准备。这并非受到刺激后的临时之举，而是早有预谋的行动。

华尔纳从敦煌莫高窟剥走的壁画，图上是329窟的一尊菩萨半身像。尽管华尔纳对外宣称他只剥下了12幅壁画，但常书鸿在1955年发表的《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中称，“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二四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损毁的初、盛唐石窟壁画，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3、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但华尔纳带回美国的壁画却只有十二幅，最大的可能性是其他探险家也偷窃了敦煌的壁画，而这笔账被记在了华尔纳的头上。根据华尔纳自己所述，他曾发现日本人试图用凿子将一些壁画凿下来的痕迹。日本人秋山光和则声称，俄国人鄂登堡来敦煌考察时，剥移壁画十几幅。最早从藏经洞带走文书的斯坦因在第二次来敦煌考察时，王道士告诉他伯希和曾企图割掉一个妖怪的形象。

那么这一预谋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可以说，在敦煌之旅的策划阶段，华尔纳就已经决定这次探险不会空手而归。他的上司和赞助方代表人福格美术馆馆长福布斯在游说捐助人时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次探险“确保我们会发现一些重要的艺术品和珍宝”——获得这些重要珍宝既是这些捐助人出资的目的，也是加在华尔纳身上不得不为的任务。对华尔纳来说，他早就已经盘算好这趟敦煌探险的战利品就是壁画。至少在1916年，他就已经通过斯坦因和伯希和考古报告中收录的照片瞄准了这些壁画。在写给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以搜集珍稀东亚文物藏品闻名于世的弗利尔美术馆创始人查尔斯·朗·弗利尔的信中，华尔纳这样描述道：“我们必须有一些供美国研究使用的壁画……只有那些壁画是我们不敢派出本地收藏家前往追求的，搞到壁画藏品，毁掉的东西肯定比带回来的多”——言下之意，获取壁画的重任理应交给他这样的专业人士。

于是，在那个凛冬，华尔纳“狠着心，开始把北京的一位化学家给我的用来固定颜料的无色药液涂到墙上，片刻之后，又把经过加热的胶水状的底基涂到壁画上”，但就在此时，出现了“未曾预料的状况”，因为洞窟内的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所以华尔纳“无法判断药液在冻结前是否已经渗到了墙皮里面，还有加热到沸腾的胶水几乎无法在它凝固之前涂到垂直的墙面上”，这些胶水“像糖稀一样滴洒在我仰着的脸上和头上”，连手指都被黏在一起了。这种狼狈的状况让华尔纳不得不承认剥取工作“并非完全失败但也非非常成功”。但他似乎刻意在公开发表的书中隐瞒了最终的结果：他其实是失败了。福格美术馆负责修复壁画的文保专家丹尼尔·汤普森指出华尔纳根本“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其中一幅壁画的人物面部完全消失，另一幅供养人的壁画图像特征已经被彻底破坏。

以抢救文物为名一意孤行的剥取壁画行为，最终导致了毁灭性的文物破坏，这不仅是个巨大的反讽，更让华尔纳看似情真意切的道德托辞，无论在动机上还是在结果上都霎时成为了一个谎言。这就像是一个盗贼，碰巧从失火的博物馆里抢出了那幅他觊觎已久的名画，最后把它带回自己家里。尽管他客观上确实保护了那幅名画，却并不能掩盖他偷盗的事实。

但当华尔纳离开敦煌时，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编织的被折磨的道德幻想之中。他将那尊小心撬下的菩萨塑像装进箱子里时，把自己的“毛毡、羊毛裤和一些不合时宜的羊毛内衣”都裹在了塑像上以保证它不会在旅途中遭到损坏。”在我返回的途中，尽管我没有穿内衣和袜子，但想到它们正在担负着另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保护塑像光滑的肌肤和鲜亮的色彩时，我的内心便充满温暖“。当他终于回到北京，回到他温暖、舒适、整洁的办公室，凝视他在这场西方竞夺中国文物的战争中的战利品时，在他富于道德主义的自我安慰中，他仿佛在“朦胧的远方，看到那些古老的殿堂，在那儿，年代更为久远的可爱佛像正在慢慢地消隐于永恒的过去之中。”

03

王道士塔：可以理解，但难以原谅

终于，短暂的参观宣告结束，看着最后一个参观洞窟的大门被讲解员熟练地关闭，或许可以怀着某种对人间至美的深深震撼和人非物是的无尽怅然走出莫高窟的大门。但在离开前，不妨在一座佛塔前稍作停留。这座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佛塔，外表是一尊喇嘛塔，但下面埋葬的却是一名汉人道士。这名道士就是王圆禄，那位一而再、再而三将藏经洞的珍贵文书出售给外国探险家的著名道士。斯坦因曾描述过对他的第一印象，他看到王道士站在石窟门前等待他的到来：“在这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

这张面孔也被斯坦因摄进了他的照相镜头里。从照片上看，这是个满脸写满质朴微笑的矮个子中年人，毫无任何异常之处。但恰恰是这个很容易泯然众人的小人物，成为了敦煌的历史上一个既绕不过去，又复杂异常的形象。畅销书作家余秋雨在他风靡九十年代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径直将王道士指控为“敦煌石窟的罪人”。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重大罪行，就是“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是“巨大的民族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随着这篇题为《道士塔》的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王道士这个历史罪人形象，成为了成千上万中国人对他最直接的认识——在藏经洞的参观队列中，经常会有游客带着义愤和感慨重复《道士塔》中余秋雨那声幽怨的“我好恨”。

与莫高窟隔河相望的王道士塔。摄影：李夏恩。

另一方面，从史料记载中打捞出的王道士形象，却似乎更接近于道士塔上王圆禄墓志铭的记述：“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赀，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他不仅改建修缮了已经倾颓的庙宇，以备受争议的方式将古老的洞窟粉刷一新，最重要的是，他引流水疏浚了被积沙掩埋的洞窟，而正是他清理积沙的工程，让藏经洞现身于世。他的种种善举也得到来访者的印证，斯坦因在考古报告中写道：

“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寺庙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一想到这些，我心中不禁有一丝感动。”

最让斯坦因感动的，是王道士向他们展示的自己四处募捐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得非常仔细，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从他与他的两个忠实助手的生活情形可以看出，他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一个温和、坚定、廉洁而又虔诚的近乎圣徒的形象跃跃欲出。斯坦因同时也指出了王道士“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无知”，让他觉得“没有必要去给他谈论考古学的价值，去给他谈论利用一手材料进行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在这位亲身接触者眼中，他就是一个不具备学术和文化素养，无知却善良的老好人。

1907年斯坦因拍摄的王道士像。

这个相对正面的好人形象很自然与让人“好恨”的历史罪人和民族悲剧中错步小丑的形象发生抵牾。不过，这正是个人情感支配下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经常会走向的两个极端：不是强迫无法先知先觉的历史人物背负超越所处时代的责任义务，就是以历史局限性或是人物其他嘉言懿行为其罪责掩饰开脱。如果排除情感因素，单就王道士向西方探险家售卖藏经洞文物这一事件条析理剖，就会发现他在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复杂。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斯坦因与王道士之间的初次交易并不能简单地指控为“骗卖”或是“盗劫”。如果认为以极低的价钱购买了远超其价格的文物就是骗卖盗劫行为的话，那么如今每个在古玩市场捡漏憋宝的买家都是骗子或是强盗。斯坦因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用他渴求名利的迫切野心，以金钱撬开了王道士心中的贪欲。就像他自己坦承的那样，他是在“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最终，当他把四块马蹄银交到王道士手里时，后者内心中的魔鬼被彻底唤醒了。这位急需钱财整修庙宇以表虔敬之心的信徒，终于发现自己手中握有一大批可以卖钱的商品。这个无知的人确实不理解这些文书经卷的文物价值，但却通过这次交易深深了解了它们的商品价值。当斯坦因离开敦煌时，他发现王道士“那古怪而棱角分明的脸上流露出习惯性的拘谨里，夹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神情”。

次年，伯希和抵达敦煌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已经是个摸着了门路的商贩。当他遇到王道士时，后者旁敲侧击地告诉他“我的这位同行还另外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他称之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使他出让其中更多的写经”。如此明显的暗示，伯希和不可能听不懂他的言下之意，于是开始思忖该用什么手段对付他。而他很快发现，惟一打开藏经洞的钥匙就是金钱，于是，伯希和只有在付了钱才进入了这个他朝思暮想的“神圣之所”。为了得到这些经书，他不得不仓促和王道士讨价还价，最后付了五百两银子，换走了他在藏经洞里连续工作三个星期，精心挑选的那些文书经卷。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1911年1月16日）敦煌县知县谕令王圆禄应将所有藏经洞文书一律搜罗，由官方解送省城的《敦煌县正堂申谕》，现藏敦煌研究院，编号D0773.

可以说，斯坦因教会了王道士经卷可以卖钱，伯希和则教给王道士他手中奇货可居，可以讨价还价。1911年12月23日，日本摄影家吉川小一郎在敦煌县城见到了王圆禄，他在日记中描述的王圆禄形象已经和当初斯坦因初见时那个温和虔诚的信徒大不相同，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想将所藏的唐经卖掉，为了卖掉这些东西而来到这里。他所携带的东西品质不佳，让他带些好东西来，他也不答应。这个道士的本性好像很是聪敏狡猾，怀疑他暗中和房东密谋。”

此时的王圆禄，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职业文物贩子。在1912年1月31日，吉川小一郎和他的朋友橘瑞超一同前往千佛洞，晚上9点钟，王道士带来了他们想要的品质好的经卷，吉川发现“道士的态度恰似他正在搬运贼娃子的赃物一般”。

这段日记中的描述当然带有嫌恶的个人情感，但却从另一个侧面道破了王道士文书交易的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他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出售商品，而是在销售赃物。

关键性的质变发生在吉川等人抵达敦煌的前一年，也就是伯希和离开敦煌的两年后。1910年，从伯希和处闻知敦煌藏经洞消息的北京官方下令将洞中文物运抵北京，由官方保存。10月5日，学部拍发了《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的专电，明令将藏经洞发现文物全部运往京师，并禁止外人购买。王道士则是在次年1月收到了敦煌县知县发给他的一份申谕。申谕中明确写道“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罗，护解省垣”。根据这条法令，所有文书尽数上缴，王道士留存任何一卷藏经洞文书都属于违法行为。但就在11个月后，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就以三百两白银从王圆禄手中购得了169卷唐代写经。这些写经显然是王圆禄私藏偷窃的赃物。

从1910年敦煌藏经洞文书被尽数解运北京的那一刻起，王道士出售文书的行为就已经不再是商业交易，而是销赃行为。而中国政府解运文书的消息，作为文化界大事，也很快传遍国际，众人皆知。因此，从此之后，每一位来到敦煌向王道士购买敦煌文书的国外探险家都是在明知其为赃物的情况下仍然购买。毫无疑问，这是协同销赃。

大都会美术馆收藏的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壁画《药师佛佛会图》，这幅壁画被寺僧出售后，被文物贩子切割装箱，运往美国。被酷爱远东艺术的著名收藏家阿瑟·塞克勒购得，捐献给大都会美术馆。今天，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是塞克勒家族捐资兴建。目前正在举行《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

1914年，斯坦因再度探访敦煌与他的老朋友王圆禄见面。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形容再次见到的王道士“一点也不为上次交易中表现出的贪婪而感到害臊，现在只是后悔1907年因胆小而没让我拿走藏经洞中所有文书。1908年伯希和来访后，剩余文书都被北京派的人运走。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得到分文报酬，购买文书的钱全进了官僚的腰包”。这位老朋友热忱地邀请斯坦因再访莫高窟，目的直截了当，就是说服他购买自己私藏的赃物。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在销赃上的商业才能已经今非昔比：

“自我初访这里之后，先后做成了几笔交易，积累了一些经验，确实已使他不再有宗教方面的顾忌以及更世俗的担忧。在前一次和他打交道时，这些东西使他非常难以应付。但另一方面，他那精明的生意感觉又已经被后来的访客所付的钱款唤醒，从而使他更强烈地意识到他所保留的那些东西在金钱方面具有的价值。结果，他在谈判刚开始时毫不让步，咬定每个卷子的售价是1907年10月蒋师爷大网捞尽时所付的款数的4倍所有。”

经过一番谈价还价，斯坦因最终以500两银子买了570份文书。当他在4月8日带着这批赃物离开莫高窟时，他看到昔日“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的老朋友“正忙着应付大腹便便的访客们”。

王道士从售卖藏经洞文书到窃盗销赃的过程，足以说明无知和贪婪是文物流散破坏的罪魁祸首。藏经洞文书的不幸遭遇，并非孤例，而是20世纪中国文物破坏流散悲剧命运中一个典型案例。1928年，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主持贞达和尚为修缮颓废破败的寺院，与当地乡绅会商，决定将大殿元代壁画以1600大洋的价格出售，卖画修寺。两铺壁画《药师佛佛会图》与《炽盛光佛佛会图》被切割装箱后，流入美国，分别成为大都会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镇馆之宝。稷山县兴化寺壁画《弥勒说法图》则几经售卖后，成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最引人瞩目的藏品。太原天龙山石窟精美的佛像，被全球最大的文物商之一的山中定次郎看中后，以金条二十根、银洋两千元的价格贿赂山下寿圣寺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天龙山石窟中的佛像头颅洗劫一空。他甚至还想以500银洋的价格购买寿圣寺山门照壁上的琉璃团龙壁心，但因为拆卸时损伤而放弃购买，但也对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永久性损伤。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与《文昭皇后礼佛图》原是龙门石窟宾阳洞中两幅浮雕。被中国古董商岳彬派人从石壁上盗凿下来，出售给美国收藏家。由于盗凿技术拙劣，导致后期拼接时出现大量错误，如今已经难以恢复旧观。《北魏孝文帝礼佛图》现藏大都会美术馆。《文昭皇后礼佛图》现藏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

最令人感到悲痛的，是与敦煌莫高窟齐名的龙门石窟佛像的流散和破坏。1915年5月，古物学家罗振玉访问龙门石窟时，发现“佛像首多失去，闻是

（琉璃）

厂估祝续斋等，以钱贸乞儿于深夜私凿，以售诸外人”。而这场悲剧中还具有荒诞色彩。提出保护龙门石窟佛像的，恰恰是当初剥取敦煌壁画、撬走供养菩萨像的华尔纳。他在1913年赴欧洲访问，惊讶地发现考古学前辈沙畹刊印的龙门石窟考察报告中的照片，已经成为了西方收藏家的订货清单。这让他非常担心自己出版的附有照片的中国考古研究著作也会带来同样后果。1923年，在前往敦煌途中，他特意参观了敦煌石窟，发现“龙门石窟最近遭受的破坏，如我们听说的一样糟糕，随处可见被打掉的雕塑头像的新茬儿。有的雕像被蓄意挖出，有的被士兵随意敲落……那种场面惨不忍睹，几乎使人感到恶心。”他亲自培养的优秀学生劳伦斯·史克曼居住北京期间，发现北平琉璃厂的店铺里到处都是龙门石窟的碎片。“一只只单手，头像碎块、浅浮雕佛龛装饰和铭文碎块”，目睹这场文物灾劫的史克曼找到北京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古物保护委员会成员袁同礼，告诉他龙门石窟的状况，“请他在权限范围内保护龙门石窟。”他得到的回复是“如果外国人不停止购买雕像碎块，破坏将会继续进行。”

“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外国人试图购买任何雕像碎块或碎片……除非它们在北京市场上出现。”史克曼建议从对中国艺术感兴趣的外国人那里筹款，在龙门石窟那里部署一些警察。但袁同礼的回答是“没有必要。”

袁同礼的回答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文物流散海外的普遍表现，尽管他们痛悼敦煌乃近世学术界之痛史，龙门石窟的被盗是场悲剧，也很愿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齐声怒讨西方探险家劫掠中国文物的强盗暴行，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离开自己舒适的书斋，像斯坦因、华尔纳这样的探险家一样长途跋涉横穿内陆，到敦煌去亲自保护它。

但那个时代作为一段历史，毕竟已成往事。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些渴求名利的野心，坚韧不拔的信念、志在必得的手段、牟取钱财的贪婪，义愤填膺背后的怠惰无为、粉饰罪责自我安慰的道德托辞和被折磨的道德良知，以及笼罩在这些个人行为和心态之上作为背景的混乱时世，这些作为历史的既成事实，都可以得到理解。但理解属于历史，而原谅则属于未来。那些历史上的过错和罪责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即使再多的粉饰和托辞，也难以让人原谅。

惟一的方法，只有补救。如今，国际文物界公认，文物应尽量留存于原地，才能在与其相适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现出其最大的价值。离开了原地的文物，即使能够受到良好保护，但脱离开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更何况，当代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早非一个世纪前的混乱状态。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公立文物保护机构和博物馆的先进设施已经证明中国完全有资质照顾好属于它的每一件文物。那些以保护文物为名将其带走的托辞如今已然不能成立。难道那些流散海外的文物不该回归它们的故土吗？

沉重的铁门在身后打开，穿过灰暗的过道，再次背过身去，又一道沉重的铁门在身后开启。这里是敦煌博物馆的地下文物仓库。两名面色严肃的工作人员打开灰色的铁柜，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棕色的长方形盒子，仿佛捧着一个初生的婴儿一般，轻轻地安放在展台上。

“请不要触碰，离近观察时也尽量不要咳嗽、喷嚏或是喘粗气，不要让飞沫和汗水溅在上面”，工作人员戴上纤尘不染的白色手套，谨慎地揭开盒子，取出一个黄色的卷轴，像从嫩叶上擦拭露水一样，缓缓展开了它。

像铅笔一样细的墨线画的竖行里，整齐地写满了墨字，如果不是古老的纸张和介于隶楷之间的书法笔体证明了它是一卷距今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北朝时代书法作品，簇新的字迹宛如昨日才刚刚落墨。唯有真切地近距离观看这卷写经，才能理解考古学家在形容敦煌文书时常用的那个词“墨色如新”。

这卷文书正是当年敦煌藏经洞中的藏品之一，是一卷《道行般若经》。它的译者是东汉末年的高僧支娄迦谶。尽管史无明载，但可以确定这位高僧曾来过敦煌。因为当时的敦煌，是他从故国月支前往中土洛阳弘法译经的必经之地。在这里遇到他翻译的经书，多少蕴含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奇妙因缘。

敦煌博物馆库房所藏北朝时代写经《道行般若经》。摄影：李夏恩。

但遗憾的是，这段因缘并不完整，因为这卷保存在敦煌当地的写经只留下了第十品。与它原本相连的第九品，于1908年被伯希和从藏经洞带走，如今是万里之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品，编号P.2260。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它们终会再度相遇。而其他的经卷，则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参考资料

本文特别参考王冀青、荣新江、刘进宝、吴芳思、韩森、卡尔·梅耶、斯蒂芬·K·库莱特等学者的相关论著，谨此致以谢意。

撰文 | 李夏恩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薛京宁

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华文明

作者：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要准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就必须将中华文明放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去思考。

一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华文明确实是唯一的从未断流的原生文明，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内化力、延续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历史上，有几大原生文明，它们主要分布在大河流域。就旧大陆而言，主要有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此外，还有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遗憾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和巴尔干半岛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进入铁器时代以后，两河流域的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也逐渐消亡了。稍后，位于南欧的次生文明如巴尔干地区希腊人的政治文明以及强盛一时的西罗马帝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也被打断。而中华文明虽然历经艰难，但还是成功地走出了青铜时代，走出了铁器时代，始终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上兼容并包。历史表明，中华文明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高度重视历史著作的撰写与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留下了许多人类活动的真实记录，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化长城”。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是对一个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记录。历史是现实的起点，是不可忽略的国情。但就世界文明而言，真正留下记录人类早期文明史学作品的民族并不多。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居民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编撰了法典，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有灿烂的诗篇、远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没有形成有意识的、带有精神演化痕迹的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

在古代中国，史学乃国之要事。唐代史家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历代史家以“良史”之责任，陆续编撰形成了诸多史学巨著，集中展现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美国学者乔纳森·戴利认为：“中国人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观，热衷于保存历史记录，在这一方面举世无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指出：“中国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资料比任何其他东方国家、也确实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要丰富……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连续不断的史学巨著既是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体现，更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输送了无穷的食粮。

中华民族创立了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它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以“自律”为主的道德文化建设大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与注重“他律”文化建设而忽略“道德文化”建设的罗马形成了鲜明对比。

袁行霈先生指出，“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在笔者看来，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有六条文化“生命线”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以“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为特征的民族性格；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三是以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崇德向善、敬老爱幼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四是以人为本、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的人文精神；五是与时俱进、崇尚科技、尊师重道的创新传承意识；六是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多元融通的包容开放传统。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凝合剂，构成了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旺盛文化生命力。

二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劳、酷爱和平著称于世，而且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了诸多世界奇迹。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其中代表，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早在公元16世纪，就有多位西方学者提到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意大利学者吉罗姆·卡当指出：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古后期的三大发明，“整个古代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东西可以展现”。法国学者路易·李·罗伊也认为，印刷术、航海用的指南针还有火炮制造是新的发明，不是对古代人文学科和技术学科的恢复与延续。法国学者博丹认为，仅印刷术的发明就能与古代人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相媲美。

到了17世纪，培根更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已经改变了世界范围内事物的面貌；印刷术改变的是学术，火药改变的是战争，指南针改变的是航海业。这些发明所产生的作用之大，“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虽然至16—17世纪，西方学者还不清楚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来源于中国，但从他们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很明晰地知道，几大发明对人类尤其是对西方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19世纪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论述三大发明对欧洲社会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则从另一个侧面论述印刷术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的状况”。

除了上述三大发明之外，造纸术是中国的另一重大发明。科学史家钱存训教授曾评价：“古代世界的所有产品之中，论意义很少有比得上中国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的。两者都对世界文明的形成起过深刻的作用，对各处广大人民的精神和日常生活产生过久远的影响。”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欧洲的传播促进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火药则在中世纪结束时帮助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指南针使欧洲的航海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造纸术则使欧洲的思想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欧洲的封建社会随着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的到来而走向没落。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新发展。

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遭遇重大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救亡图存，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但都以失败告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挽民族于危亡之险境，救民众于水火之深渊，拯文明于断裂之边崖，经过28年的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如今，中国人民更以昂扬的姿态奋进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上，杂交水稻、高铁技术、载人航天事业、中西医研究与实践等巨大成就，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而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特质在当代的体现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世界意义。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1日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世界现代化版图的东方巨变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题：世界现代化版图的东方巨变

新华社记者叶书宏 柳丝 谢彬彬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寄托着几代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伟大梦想。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以《建国方略》畅想规划未来现代化中国的美好蓝图。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励精图治，将其刻写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

2020年10月，正在广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驻足凝视，不禁感慨：“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回望历史，中国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现代化成就雄辩地证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超大样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无疑将改写世界历史进程，深刻影响人类进步方向。

这是2022年6月8日拍摄的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绥芬河片区的局部（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改变中国 影响世界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庄严宣告，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实现全面小康梦想之后，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穿越历史烽烟，时钟回拨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开辟了新天地。从对新生政权的设计建构，到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再到“三步走”的战略；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再到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从进入新时代吹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角，到开启新发展阶段“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更加落实落细，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

百年征程，沧桑巨变。看新时代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居民储蓄率、外汇储备规模均居全球第一；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高等教育体系；拥有全球最大高速铁路公路网，天宫遨游、蛟龙探海、天眼探空、悟空探秘、墨子传信……中国人民正昂首阔步踏上现代化的快车道。

看似“平地起高楼”，实则“根深才叶茂”。无论是新中国的改天换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还是近十年来的惊天动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如磐初心，正转化为改写历史的惊天伟力。

这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2019年1月1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吴鲁 摄

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

迄今为止，全球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总和不超过10亿人。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

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79亿元跃至2021年的114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8%升至18.5%，中国令人叹服的经济发展成就正加速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东移。

历时8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十年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34.4%，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持续几十年植树造林，1990-2016年间中国对世界森林碳汇能力的实际贡献率高达247.1%。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事处主任德钦策林眼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环境议程的重要引领者”。

超大人口规模、超大国土空间、超大经济体量、超大国内市场……在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变革中，中国之“大”注定了对世界的影响之巨。刚果（布）执政党刚果劳动党总书记皮埃尔·穆萨感叹道：“中国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影响着世界。”

开辟全球发展新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宽广，发展自己的同时造福世界。

从1978年的2.3%，到如今多年超过30%，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飞跃。入世、世界工厂、自贸区、进博会……一个个热词，见证着中国成为全球增长“火车头”的成长之路。

“一带一路”推动互联互通，勾画合作蓝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累累发展硕果。一座座“连心桥”、一个个“繁荣港”、一条条“幸福路”，深刻诠释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意涵。

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发展，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均衡包容可持续的方向演进。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国际关系专家谢里夫·加利说：“没有中国，全球化难以为继。”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历史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从共享“发展机遇”，到分享“发展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增益全球发展的同时，开创了世界发展理论新谱系。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认为，中国给“现代化”一词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推动全球治理新变革——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国际社会面临前所未有挑战。

随着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以更加积极作为、敢于担当的姿态，为破解全球难题贡献中国方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参与全球治理，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不同于“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新选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平等尊重、团结合作的秩序观……习近平主席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理念创新，站在人类前途命运高度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明确了方向。

从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到发起成立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从带头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到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中国知行合一，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委内瑞拉新兴经济体发展高等研究中心学术研究主任路易斯·德尔加罗说，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开放命题 中国答卷

如何走向现代化，这是一个需要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加以审视的开放命题。新时代的中国做出了开拓性的回答：

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埃万德罗·卡瓦略说：“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这是人民至上对资本优先的超越——

美国次贷危机中，一边是破产民众露宿街头，一边是银行高管薪酬翻倍；新冠疫情下，一边是百万民众殒命大疫，一边是高官富贾赚得盆满钵满……在那里，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本逻辑之上。

为了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贫困斗争，“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面对百年疫情大考，“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在中国，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现代化逻辑由“以资为本”回归“以民为本”。

人民至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

浙江，正在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的缩影：“山海协作”，致力于东西部协同，以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发展；“扩中”“提低”行动有序推进，旨在促进就业、优化分配，缩小地区、城乡发展差距；“千万工程”打造宜居宜游的未来乡村；“共富工坊”让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带动增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这是协调发展对物质主义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大多建立在能源资源大量消耗基础之上。美国人口不足全球人口的4.5%，能源消耗量却超过全球20%。上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令人震惊，其中“伦敦烟雾事件”造成超万人死亡，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扬弃意味着“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类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和谐。

习近平深刻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两山论”深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推动当地实现从“靠山吃山”向“养山富山”的范式转变，探索出一条实现经济与生态互融共生、互促共进的新路。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强起来，不能以精神贫困、价值虚无为代价。“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再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系统思维、协调发展一以贯之。

这是“原版原创”对“再版翻版”的超越——

近代以来，中国“师夷长技”的现代化探索均以失败告终。从世界范围看，一些后发国家或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或是谋求“依附”发展，被迫丧失独立性，不仅没有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反而陷入各种发展的“陷阱”。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中国突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传统观念，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活经济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串联式”发展过程，中国坚持“并联式”叠加发展过程，全面推进现代化，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变身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

曾在中国学习工作的津巴布韦中非经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唐纳德·鲁沙布瓦认为，中国的成功实践证明，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的，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植根中国历史和现实，既遵循了社会主义道路，又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

这是和平发展对掠夺扩张的超越——

西方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野蛮侵略、掠夺和战争。即便到今天，一些发达国家对外依然抱守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式现代化成就，靠的是十几亿人民的牺牲、奋斗、勤劳与创新，走的是国强好仁、协和万邦的天下正道。

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时，引用乌兹别克斯坦谚语，“有了和平，国家才能兴旺；有了雨露，大地才能繁荣”，深切道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重要倡议，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中国全力推动和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尽己所能提供抗疫物资、分享防疫经验，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疫苗；“一带一路”已经成长为最具广泛性和包容性、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面对气候变化挑战，中国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与行动，推动落实《巴黎协定》……

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看来，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的文明发展新道路。

中国探索 启迪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一元定式”，让现代化道路选择从“单选”变为“多选”。回顾探索历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民为本，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融入世界……一个个现代化“关键词”浓缩着中国人民的发展智慧，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带来借鉴和启示。

——坚强领导，现代化的“掌舵人”。

现代化进程，需要先进坚定的领导力量，在中国，这个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冲突的过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现代化的奇迹，密码就蕴藏于这个“政治组织”之中。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举旗定向、调度资源、协调利益、应对挑战，无不需要一个先进高效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聚合力，牢牢地把国家各种要素资源编织在相互联动的架构中，共同推动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安哥拉《国家报》刊发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成功》的评论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体现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为总揽全局、同向发力的效率。”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也保证了政策延续性和稳定性，避免了西式民主体制下的“翻烧饼”，让现代化战略“一张蓝图绘到底”。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短短百年里完成其他国家需要三四百年才能完成的事业，一个突出优势是能够制定长远规划，并将短期目标和远景规划结合，形成有机合力，推动国家向前发展。

——以民为本，现代化的“指南针”。

现代化进程，需要凝聚民心的价值基石，在中国，这个根本价值遵循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大国治理，千头万绪，责任如山，如何履职？面对国际友人提问，习近平主席发出肺腑之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脱贫攻坚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1800多名党员干部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一切为了人民，从最高领导人到基层干部，9600多万名党员坚守百年大党初心使命，用行动乃至生命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航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底色是社会主义，其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唯有以民为本，现代化进程才能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才会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人民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以激发，为推动现代化进程提供不竭动力。波兰前副总理格热戈日·科沃德科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得到人民的支持，是中国不断取得发展成就的关键。”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世界历史清晰地表明，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当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两极分化、民粹盛行、社会失序就是鲜活例证。

——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动力源”。

现代化进程，需要开放灵活的政策应变，在中国，这个原则可以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扩大开放，能够与外界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获得丰富成长资源；深化改革，能够动态调试自身以增强机体适应性，获得不竭内生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不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改革开放获得持续发展动力的进程，其中蕴含着中华文化允执厥中的中道智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行动哲学。

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在统筹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公平与效率等关系时，才能平衡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力图找到帕累托原则最优点，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正是解放思想带来的伟大制度创新。曾多次来华参加两会报道的乌克兰《每周镜报》资深记者阿列克谢·科瓦利认为：“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力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进程，探索出一条从中国实际出发、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开放带来繁荣，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源”特性正是其活力所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曾因闭关锁国、僵化停滞而衰，如今因改革开放、创新进取而盛。中国坚持开放政策，积极融入全球化时代大潮，在开放中提升“游泳”的本领，在开放中抓住发展的机遇，在开放中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加德将改革开放比喻为“中国建造的通向世界之桥”。

——独立自主，现代化的“方法论”。

现代化进程，需要遵循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当今世界的现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率先发展优势构筑起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乃至霸权体系，通过不公平的“规则丛林”和垄断优势企图固化“中心—外围”的全球分工，为后发国家设置发展的“玻璃天花板”。近年来，美国对华大搞贸易霸凌、大行科技霸权，其真实的战略动机意在切断他国在全球产业链的跃升渠道，封锁他国的现代化路径，剥夺他国自主发展的权利。

实践证明，中国通过独立的探索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坚定捍卫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下，没有独立自主，便如同航船失去船舵。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对中国现代化所展现的高度自主大加赞赏：“睿智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没有拆掉自己航船的操控系统，而且为它安装了现代化设备，结果当一些国家在各种陷阱中转圈，中国之舰早已发展成了远洋巨轮，驶向了辽阔的大海。”

……

时光镌刻坚实步伐，历史见证壮阔行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次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带领下，中华优秀文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人民创造历史的力量，正融合为一股推动历史滚滚向前的磅礴伟力。“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新时代的中国，正续写为世界作出“较大贡献”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同世界各国一道，为和平发展尽力，为团结进步担当，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世界。（参与记者：胡晓明、黎华玲、卞卓丹）

海报设计：潘红宇

来源： 新华网

光辉的篇章 不朽的丰碑

来源:人民日报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核心阅读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这场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要更加珍视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宝贵财富，使其成为我们开创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70年前，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中国党和政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座不朽丰碑。

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正义必胜，是人类发展史反复验证的一个真理。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派兵武装干涉，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并出动海军侵入台湾海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面对美国的霸权挑衅，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有奋起抗争。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过艰难抉择，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朝鲜战场上，美军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志愿军基本上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海、空军尚在初创阶段，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在这种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将士勇猛无畏，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阻击黄草岭，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随后，志愿军抓住敌人战略上的误判和恃强自大的心理，诱敌深入，发起第二次战役，穿插三所里、围歼清川江、鏖战长津湖，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此后，志愿军于1950年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一举将敌军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地区。之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第四、第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志愿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敌军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

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美方即便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仍提出无理要求。在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从1951年8月开始，美军相继发动夏秋季攻势、“绞杀战”和细菌战。志愿军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粉碎了敌人的各种企图，并取得上甘岭战役、金城战役的胜利，迫使美方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支援了朝鲜人民，稳定了朝鲜局势，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和平。

影响深远的伟大胜利

今天，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这场战争赢得的和平环境、巩固的安全基石、激发的民族自信、奠定的大国地位，都在历史大潮中放射出愈加夺目的光辉。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遏止了侵略，维护了亚洲以及世界和平。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不仅使美国当局认识到妄图依靠武力占领全朝鲜和侵略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迫使其不得不严格控制战争强度和范围。经此一战，虽然冷战对抗仍在延续，但美国的侵略行动不能不有所顾忌，对战争不得不进行一定控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新的世界大战得以避免。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保障了国家安全，为我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新中国成立时，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迫切期盼一个和平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但是，美国等一些国家坚持敌视新中国的立场，推行在外交上孤立、在经济上封锁、在军事上包围的政策，企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美国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更是将我国置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因此，抗美援朝既是国际责任，更是卫国所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出兵参战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改善了新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为国家经济恢复提供了重要保障。随着战局的逐渐稳定，1953年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工业化建设顺利起步。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震动了国际社会，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这场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从提出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正式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形象大步迈上国际舞台，开始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中华民族曾经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入侵，中华民族数次面临危机绝境。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不再妥协退让、果断抉择后的坚决抗争。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以劣势装备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让世人敬仰、使敌人胆寒。伴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捷报频传，人民群众自发投身支前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凝聚力极大提高。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人民军队经受了现代战争锻炼，实现了全面转型。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军队经历的第一场现代战争。为满足战争的紧迫需求，党中央、中央军委千方百计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到战争后期，志愿军步兵基本实现了装备更新，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的数量和质量得到很大提高，空军和海军从小到大并发展迅速。人民军队经历了一次现代战争的洗礼，在短期内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实现了军队建设的历史性跨越。

开创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丰碑永恒，光照千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短短几十年内，我国综合国力实现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谱写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我们要珍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宝贵财富，使其成为我们开创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新生的人民政权既要面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又要应对复杂的国内形势，凝聚民心、稳定社会、恢复经济。万难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出兵参战的英明决策，以有力的战争动员和超凡的战略战役指挥将战争引向胜利，同时顺利完成了大规模剿匪斗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当前，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我们更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才能牢牢掌握主动权并取得最后胜利。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面对侵略者的战争威胁，只有奋起抵抗，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国土上，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态度，举世瞩目。中国人民直面挑战、毫无惧色，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在当时恐美症流行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面对拥有绝对优势技术装备的敌人，志愿军将士用行动有力回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胜利。这充分说明，一个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当前，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仍然需要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蕴含的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强化斗争本领、讲求斗争艺术，敢战能胜。

爱国主义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伟大旗帜，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旗帜，以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志愿军先后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积极投身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尊严的正义事业中。实践再次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劫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未亡，靠的就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凝聚力。

紧紧依靠人民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有力支撑。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中国人民把最优秀的儿女送往前线，出现了很多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景。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和民工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战场，担任战地的各种勤务工作。工人和农民开展爱国生产并厉行节约。全国各族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人民的支援是志愿军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需要更加深刻认识这一真理：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图伟业。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缅怀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更加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作者：丁伟 李晶 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