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影院永久国产精品(要想富挖古墓？民族罪人，任何恶毒语言形容盗墓贼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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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影院永久国产精品文章列表:

• 1、要想富挖古墓？民族罪人，任何恶毒语言形容盗墓贼都不为过
• 2、历史上的刘墉：不是罗锅，并非宰相，更没斗过和珅，存在感极低
• 3、在冷的地方做暖阳 公园就变成家
• 4、河北挖出纪晓岚墓，坟冢中七具女子，揭露纪晓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 5、书香之域看松江

要想富挖古墓？民族罪人，任何恶毒语言形容盗墓贼都不为过

考古是官方盗墓？

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再次发掘，关于考古和盗墓的讨论又重新热了起来。

考古不是盗墓，这是常识，然而就在这次讨论中，也不乏有些异类公开唱反调，公然说出了“考古就是盗墓”的言论。比如下面这位。

甚至还有无良自媒体这么说。

这种说法对吗？当然不对，不仅不对，还很荒谬，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一百多年以来为了保护中国文物而前赴后继的考古工作者们，他们的努力就被这句话抹杀了。

1

为什么考古不是盗墓

先来看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

从这个定义就能看出，考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过去的历史文化。

这很好理解，你说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辉煌，但你得拿出实物来佐证啊，仅仅是史书记载，真实性就大打折扣。

你说你的青铜文明很发达，直接把后母戊鼎（以前课本上叫司母戊鼎）放那，肯定没人敢说一个不字。

这就是文化自信。某个经常想偷我们文化的国家，就没这么硬的底气。

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就更没有底气了，发现了70多年前在二战中沉没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就列为了“十大考古发现”。

而且，即使有典籍记载，但经过不同朝代的演绎，有些史实可能也会模糊不清。

孙子和孙膑，现在我们都知道是两个人，但其实自宋代起，关于孙武和孙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到底是谁人所作的争论，就一直不休。甚至有人认为，《孙子兵法》为三国曹操所著，书中所提“孙子”为春秋时期的伍子胥……

直到1972年，这个困扰中国史学界多年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当时，临沂卫生局基建工地正在银雀山上施工，施工工人挖出了一座大型古墓，这座大墓就是银雀山汉墓。很快，经考古发掘，两座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存有文字信息的竹简和陶器、漆木器、铜器和钱币等文物。

这其中就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各几百枚。后经研究，最终证实了孙武、孙膑并非一人。他们相差百余岁，各侍其主，并各有兵书传世，终于破解了1000多年的谜团。

这就是考古的魅力，用现在的发现，去和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的祖先互动，最终证明我们来自哪里。

对比之下，盗墓贼的出发点，是为了发财，而且由于盗墓贼根本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在盗掘的过程中，对文物的大肆破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比如，盗墓贼一旦都是见好的就拿，一套杯子有10个，上面是一副连环画，被他拿走了3个，一旦追不回来，剩下的就不是一套，这套杯子的学术完整性就没有了，研究价值就大打折扣。

位于青海的血渭一号大墓，2017年曾遭盗墓贼破坏性盗挖。盗墓贼为了方便把文物运出盗洞，直接把青铜鼎打碎，为了寻找藏宝洞，直接把唐墓壁画砸成碎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不得不对血渭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而说到抢救性发掘，就涉及到考古学的伦理问题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包括郭沫若、沈雁冰、吴晗在内的一批文化官员提出关于明长陵的发掘计划，但是因为其规模太大，难度太高，就选定规模较小的定陵先进行试掘。

从科学考古的角度而言，当时的中国既缺乏发掘经验，也存在很多技术难题。因此发掘帝王陵墓的计划遭到包括郑振铎、夏鼐在内的考古学界人士的反对，但是并未奏效。

▲定陵发掘现场

▲万历皇帝的骨架呈现身体侧卧的屈肢葬法

双腿微曲如睡眠状的“北斗七星”葬式。

定陵被发掘以后，由于简陋的保护设备和考古技术水平，地宫打开后，不少有机质的珍贵随葬品如丝织品等，在接触到空气之后出现了霉变、板结、损坏严重等问题，大量文物未能保存下来。

有了前车之鉴，因此，当全国各地掀起挖掘帝王陵墓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作出了“我们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来完成”的批示，其余陵墓不再进行挖掘。

以发掘定陵为起点，此后我国的考古工作逐渐转向非主动性发掘。我国现行文物工作基本方针可概括为十六个字：“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而保护是放在首位的。可以理解为，能不动土就不动土，能推后挖掘就推后挖掘，等考古技术发展得更先进的时候，再发掘也不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考古发掘，很多都是工地上发现了古墓，或者古墓被盗之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盗墓贼将盗挖的文物销赃，最后导致大量文物下落不明，对中华文明、民族瑰宝的损害也极大。

位于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是秦国统治者先祖墓地，1993年，遭到了大规模盗挖，全县36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的人参与，最多时一次出动300人，山坡上竟然出现了向盗墓者出售伙食的餐饮摊位。

“若要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顺口溜，也成了当时礼县最为流行的语言。

▲被盗墓贼卖到法国的先秦金鸷鸟，国家一级文物，但因具体出土墓地及出土情况不详，究竟是周朝秦人文物还是从西方传来，仍是不解之谜

盗挖中，伴随着大规模的文物破坏，带有精美纹饰的金器竟然以每克85元的价被当场卖掉，大量文物流向海外市场。

最终的结果是，这两座基本被盗挖一空的秦公大墓，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物证据，致使专家学者无法确认它的主人，成为秦国历史的一个谜团。

这对研究先秦历史，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

2

百年之祸，文物流失的“外患内忧”

盗墓贼对中国文物的破坏确实可恨，但驱使他们铤而走险干这种欺师灭祖的勾当的源头，国外的买家可是“居功甚伟”。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有统计，仅在海外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就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流失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估计是馆藏数量的10倍，那就是流失1670万件，其中，30年间，仅流入美国就达230万件。

中国文物的流失与破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和建国后。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文物流失的“悲惨之路”就开始了。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

这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几乎涵盖了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法、绘画、青铜器、玉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漆器、丝织品等各类珍品中国文物。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能带走的都掠夺走，不能带走的就销毁殆尽，粗略统计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文物约有150万件。

▲英法联军掠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东晋顾恺之创作。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特许士兵3天时间公开抢劫，所抢夺的财物归私人所有，“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包括《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在内的无数宫廷所藏、古籍文书、珍奇宝物被洗劫一空。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一角

至于打着探险队的名义来中国搜刮掠夺文物的外国人，到底盗走了多少中国文物，难以计数。敦煌莫高窟的例子只是无数偷盗事件中的一个代表。

举一个冷门的例子，1928—1934年，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花六年时间，在洛阳金村挖开八座东周天子大墓，盗走8000多件国宝级别的玉器、铜器、金器、银器、漆器、错金银铜器等天子陪葬品，除三件最终留在了国内，其余全部运往国外，至今流失在美、加、日等国。

抗日战争中，大量的中国文物又遭到损坏、流失。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宫廷顾问九鬼隆一就亲手制订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掠夺中国文物成为日本侵略者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十四年抗战，侵华日军共掠夺了多少中国历代文物？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曾统计过，最终形成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中，列出了战时中国被劫遭毁公私文物，共计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但这仅仅是有据可查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据可查的就不计其数，有专家统计，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全境，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侵华日军的疯狂掠夺、肆意焚烧和炮火的催残，以及因战祸受损或失踪的中国文物至少在1000万件以上。

▲电影《举起手来》就是围绕保护中国文物展开的

而建国后，一直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其实还算太平，甚至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马俑等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都是在这一段时期发现的。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盗挖、走私文物的沉渣开始泛起，一直到90年代到达顶峰，有考古专家甚至痛心疾首地说过，“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无数盗墓贼怀着对发财的强烈渴望，抱着赌徒的心态，走上了盗墓的犯罪之路。

从局部到全国，从少数不法分子犯罪，到群众性的大规模群盗群抢；从偷偷摸摸的盗窃犯罪，到明目张胆的暴力抗法；从个别的盗墓贼，到成规模的黑恶势力武装集团；从锄头铁铲盗掘，到炸药爆破和推土机作业；从国内销赃，到跨国走私贩卖……

20年间，“要致富，去挖墓，一夜就成万元户”的顺口溜从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文物大省风靡全国，同时，从这些省份兴起的文物犯罪风气，也很快就席卷全国。

这股盗墓走私文物的狂潮，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与者之多，涉及范围之大，来势之猛，文物惨遭荼毒之烈，都是史无前例的。

据统计，20年里，至少有30万—40万座古墓被盗掘、破坏、洗劫，300万—400万珍贵文物被盗、被毁或者流失，平均每天就有1.7座古墓被洗劫，每小时就有17件珍贵文物被破坏。

上面提到的全县36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的人参与盗挖秦公大墓，并不是个例。

▲盗墓贼被抓后指认盗墓现场

1985年4月—1986年，浙江龙泉县18个乡掀起盗墓狂潮，不到一年，县内3600多座宋元明期间的古墓被洗劫一空，其中，被卷入的村干部有10人。

陕西咸阳渭滨区，1994年出了9个盗墓专业村，青年男子挖掘，青年女子做饭送饭，老太太看守家门，老头孩子站岗放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

1997年冬天到1998年春天，内蒙古全区有1200座古墓被盗，1000多亩农田被毁，2000多亩草原被毁，这就是为了盗墓，不惜毁掉生计……

种种丧心病狂之举，现在听起来都令人匪夷所思。

有人盗墓，就得有人销赃。如果被盗文物留在国内还好说，还比较容易追缴，但是一旦流向国外，就如同泥牛入海，再追缴就很难了。

以安徽省公安厅2004年破获的“3·25文物大案”为例。

在这个案件当中，境内外犯罪分子倒卖走私国家珍贵文物的数量之多，获利之高，作案时间之长，都是建国以后罕见的。

此案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叫杜敏的安徽人。在利益驱使下，杜敏从一名普通的文玩爱好者渐渐演变为黑市交易中鼎鼎有名的“大师”，很多文物贩子都会找他来鉴定文物。

▲出狱后的杜敏

因此杜敏认识了不少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他不断从山东、山西、安徽等省份收购大批文物，然后卖给香港和澳门的境外买家，最后再由他们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买家。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建构起皖港澳、豫港澳、陕港澳、鲁豫皖港澳、鲁皖澳、陕皖港六条文物犯罪通道。

由于杜敏痴迷于青铜器，经手的大部分都是青铜器，因此他的这个帝国又被称为“青铜帝国”。

在他的销售网络中，被盗挖的文物层层加码，价格不断升高。

比如安庆太湖县的一个农民挖出来的兽面纹铜鼎，以200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太湖县同乡镇的林业站站长，这个站长又找了合肥的一个买家，卖了46000。回头这个合肥的买家就卖给了杜敏，卖了30万。还没出省，价格就已经由2000块涨到了30万。而如果卖出境，价格最少也能翻一番。

在3·25大案中，公安部门追回的文物有563件，其中真品417件，国家一级文物是13件，二级文物是32件，三级文物是83件。

然而这个文物倒卖的“青铜帝国”，已经作案近十年。这些年中，他们将多少民族瑰宝卖给了外国人？我们无从得知。

那个年代，香港、澳门、台湾是文物走私到国外的中转站，尤其是香港，是亚洲最大的古玩集散地。

香港有个荷里活道，是当时最大的中国古董街，那么多中国文物哪来的？内地走私过来的。在侦办3·25大案的过程中，内地警察去荷里活道的时候，很多文物店都关门了，为啥？心虚。

案件侦办的两年时间里，走私的上百件文物，都是从香港、澳门出去的，没有发现从其它渠道。

3

盗墓文化值得提倡吗？

即使到了现在，盗墓之风依然很猖獗。

上面提到的血渭大墓被盗的时间就是2017年。在新闻报道中，媒体也经常将此墓跟盗墓小说中的“九层妖塔”联系起来。

这样好吗？这样不好。

随着《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题材的小说的大火，近年来相关的网络文学作品相当火，随之催生的影视作品也受到了大众的追捧。

这种融合了风水秘术、灵异传说、野史笔记等叙事元素，运用悬疑、奇幻、惊悚等情节结构方式，通过自由而诡异的想象，构成了一种以盗墓为主题的冒险故事。

读起来刺激、爽，是盗墓文化流行的主要原因。

人性是共通的，国外相关的冒险文化也很流行，比如好莱坞大片《夺宝奇兵》《古墓丽影》，为了寻找宝贝，动不动就跑到一个文明古国，在人家的古墓里狂轰滥炸，大肆破坏，跟当年跑到中国来掠夺宝物的那群自诩为“探险家”的外国人一个德性。

但盗墓文化终究只是一种用来饭后消遣的东西，跟科学、严肃的考古是万不能挂钩的，更不能等同。

甚至还真的有人在看了盗墓小说之后，起了盗墓的念头，并付诸实施。

看了上面的内容后，大家也已经知道，考古真不是盗墓，而且两者还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考古工作者最恨的就是盗墓贼，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比看着一个个布满盗洞，里面已被洗劫一空的古墓或者遗址，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做更让他们心痛的了。

盗墓题材的小说、影视剧等作品，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人们喜欢看，也无可厚非。

但不要再把考古和盗墓混淆在一起了，我们需要的是对考古工作的正确认识，以及，对盗墓这种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的正确认识。

就好比，贩毒是永远都不能洗白的。

历史上的刘墉：不是罗锅，并非宰相，更没斗过和珅，存在感极低

导读：刘墉，雍乾两朝名臣刘统勋，也就是著名的“文正公”之长子，乾隆十六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因为《宰相刘罗锅》、《乾隆王朝》的热播，再加上相声、民间传闻、文人趣说等等形式的传播，后世对于刘墉的印象颇为深刻，也大多将其视为清代直臣、铮臣、清官的代名词。尤其是《宰相刘罗锅》中，刘墉勇斗和珅的桥段演绎，让刘墉的历史地位和正面形象得以稳固流传；但在《乾隆王朝》中，刘墉却是一个对和珅颇为相知、相扶，对其颇为理解和支持的形象存在。

那么，清朝历上真实的刘墉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和和珅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存在呢？

或许，历史上真实的刘墉会让您失望了！或许，会颠覆您对刘墉的认知了！

刘墉，出生于山东诸城，其所在的刘氏家族乃系当地的名门望族。刘氏一门的兴旺大致发源于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这个在前明做过举人，顺治年间又成为进士的刘必显，其所在的时期，刘氏一门已经通过读书改变了时代务农的命运，逐渐走向了政坛，成为当时小有影响的较大家族。刘必显担任过户部员外郎，相当于国务院副司局级干部。后来，官至从五品的奉直大夫，相当于一个名誉官职，享受从五品待遇。也就是说，刘必显虽然并无多少实权，但对于当时的诸城县而言，刘必显的官职还是很拉风的！

刘墉的祖父刘棨（qi），康熙朝进士，官职四川布政使，从二品，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兼省委组织部部长、财政厅厅长。

由刘棨开始，刘氏一门开始腾飞。也是由刘棨开始，刘氏一门的敢直言、做清官的家风开始形成，并代代流传。

刘墉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清朝雍乾两朝著名的大清官，后世尊称“文正公”的刘统勋。雍正二年进士，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要职，乃系响当当的正国级干部。

《清史稿·列传八十九》记载：

三十八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从乾隆皇帝对于刘统勋病逝后的悲痛表现，尤其是为其亲赐古代文臣最高等级的“文正”谥号，就足以证明刘统勋为官如何，官风怎样。

《中国名人志》这样评价“文正公”刘统勋：

刘统勋为官近五十载，清正廉洁，秉公无私，为官刚正、清风独标。乾隆称赞其为“真宰相”。刘统勋逝世后，得到乾隆皇帝御赐“文正”谥号，这是文臣身后可以得到的最高谥号。在清朝270余年历史上，仅有八位文臣获得这一荣誉。

刘统勋将刘氏一门的地位和影响拉向了顶点，也就是说，自他的儿子刘墉开始，刘氏一门的为官之风、从政之道开始下滑了！

作为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刘墉在乾隆十六年，以蒙荫举人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考中了二甲第二名的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入散馆担任编修，得以正式进入仕途。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蒙荫”即为“恩荫”乃系清朝时期有功官员“世袭制”的一种变相恩典，即为因上辈有功而给予下辈入学任官的待遇。清朝时期，给予“文职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俱准送一子入监读书”的特权，即为“恩荫”。

也就是说，刘墉不用再通过其他普通学子一样，参加院试、乡试的层层筛选，可以直接进入中央层面的考试。也就是说，自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第一关开始，刘墉就已经开始享受先代荫德，开始有别于其父、祖。

关于后世对刘墉的误解，我们在进行逐一说明：

01 刘墉到底是不是“宰相”？

宰相，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官，是皇帝的助手，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的设立大约始于东周，以后的朝代都有宰相。但是到了明朝初年，因宰相胡惟庸权力过大，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一怒之下，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从此不再设宰相，将宰相的权力收归皇帝。

清入关前就不设宰相，入关后清承明制，也不再设宰相。一直到清灭亡，清政府都没有设过宰相。清朝不设宰相，而以内阁大学士代行宰相之职。内阁在乾隆皇帝增设体仁阁以后，正式由三殿三阁组成，位置从高到低的排列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每个殿阁设一个大学士为最高长官。

其实，早在雍正朝时期，增设军机处，总揽军国大计后，内阁大学士便开始逐渐变成了纯粹的荣誉称号、真正的摆设。到了乾隆朝时期，也就是刘墉最高官职——体仁阁大学士（尚未到“殿”级大学士）的时候，大学士无论从名称还是从实质上，都早已经没有了“宰相”的意思。

也就是说，刘墉最高担任的这个正一品体仁阁大学士，只是一个虚职，一个丁点实权没有的荣辱官职。

而且，在《清史稿》中，对于刘墉这样一个被后世极为推崇的人物记载，加上标点符号也只有短短的462个字，相比较而言，其父刘统勋的记载是2595字；被后世强行安排成刘墉对手的和珅，更是有着3364字的记载。

这是为何？

因为，刘墉在清朝时期，本就是个存在感极低的官员，并非后世演绎的那般传神。

02 刘墉到底是不是“罗锅”？

关于刘墉被后世称为“刘罗锅”的说法，也只是影视剧演绎、民间口口相传之误导所造成的。

古代科举，不光有笔试，还有一样就是目测，也就是由皇帝亲自参加“面试”的殿试。凡身有残疾、相貌恶劣的，全不录取，为的是维护官员的形象。传说中的钟馗，虽然才学极高，但因相貌不佳，而未能进科举。

刘墉影视形象

如果刘墉真的是个罗锅，不但进不了内阁，就是科举这关都过不了，早就给刷下来了。

关于刘墉被称为“刘罗锅”，有两个传播较广的来源。

一是，刘墉有一天上楼，皇上看着刘墉弓身爬楼梯的样子很可笑，就出了个谜：“后辈(背)更比前辈(背)高。”这难不住刘墉，他随口就说“罗锅”。皇上大笑，说： “你就是罗锅!”刘墉马上说：“谢主隆恩!”因为皇上的金口玉言，从此刘墉不罗锅也得称罗锅了。

二是，嘉庆皇帝曾经于朝堂公开称呼刘墉为“刘驼子”，也被很多人当成了刘墉是罗锅的证据之一。

刘墉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乾隆皇帝禅位于皇十五子永琰的时候，是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此时的刘墉已经76岁高龄。如此高龄的老人，于朝堂站立，还能挺直腰杆、精神抖擞吗？

也就是说，嘉庆皇帝对其“刘驼子”的称呼不能当成刘墉罗锅的证据。

另外，1958年，考古专家在开展对刘墉墓发掘的时候，发现了刘墉的尸骨。通过观察刘墉的尸骨，专家惊奇地发现，刘墉小腿骨的长度竟然有75厘米，也就是说刘墉的真实身高其实在1米9左右，而且从骨骼来看，他生前完全没有驼背的迹象。

至于刘墉为什么会驼背，就要考量一下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的身高了，据考证，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多点。一个身高一米九的大臣站在一个一米六高的皇帝身边，应该怎么办？

仰首挺胸，让皇帝仰视吗？

当然不行！

为了给足两位皇帝面子，刘墉也只能“弯下腰来”侍奉。

03 刘墉到底有没有斗过和珅？

关于刘墉和和珅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从官职和年龄两方面入手。

刘墉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和珅出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和珅比刘墉整整小了30岁。

当然年龄的差距，并不能说明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

根据《清史稿·列传八十九》的记载，我们来看下刘墉的仕途升迁情况：

乾隆十六年，刘墉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在散馆担任编修，不久又升迁为侍讲，此乃刘墉仕途之起点。

乾隆二十年，刘墉受其父刘统勋牵连，被降为翰林院编修；

乾隆二十一年，担任安徽学政；

乾隆二十四年，调任江苏学政；

乾隆二十七年，调任山西太原知府；

乾隆三十年，升任冀宁道台；

乾隆三十一年到乾隆三十四年，因罪发配；

乾隆三十四年，因其父影响，被调任江宁知府；

乾隆三十七年，调任陕西按察使；

乾隆四十一年，调任内阁学士，任职南书房，《四库全书》馆副总裁；

乾隆四十五年，调任湖南巡抚；

乾隆四十六年，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乾隆四十八年，升任直隶总督、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兼理国子监事务。

乾隆五十一年，任职玉牒馆副总裁；

乾隆五十二年，被罢免协办大学士职务；

嘉庆二年，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

嘉庆四年三月，刘墉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

也就是说，除了嘉庆四年，嘉庆皇帝亲派刘墉“办理”和珅案以外，刘墉也只在乾隆四十一年，担任内阁学士期间和乾隆四十六年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有可能和和珅之间发生对抗。

我们再来看下在此期间，和珅是一个什么状态：

《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记载：

四十年，直乾清门，擢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遂授户部侍郎，命为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骎骎乡用。又兼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

也就是说，刘墉担任内阁学士的时候，和珅已经成为军机大臣，并且掌握着步军统领衙门，已经成为朝廷的一品大员了。

“内阁学士”是干嘛的？

三殿三阁大学士之下的协助公务处理官员，掌握着参与重要政务的权力。但是，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后，朝政实权集中到军机处，内阁徒有虚名，仅成为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的机关。

而且，在乾隆朝时期，内阁学士有没有参与政事的权力，完全由乾隆皇帝指定。很明显，刚刚因为“朝廷念刘统勋多年功绩”才调任的刘墉并不在参与政事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刘墉根本没资格、没实力也没有任何的权限和和珅斗。

再来看下刘墉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期间，和和珅之间的关系。

《清史稿·志九十·职官二》记载：

左都御史掌察覈官常，参维纲纪。率科道官矢言职，率京畿道纠失检奸，并豫参朝廷大议。凡重辟，会刑部、大理寺定谳。祭祀、朝会、经筵、临雍，执法纠不如仪者。

也就是说，此时的刘墉才真正拥有了弹劾和珅、和和珅对抗的光明正大之理由和权限。

但是，此期间，刘墉和和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发生冲突了吗？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营私舞弊”案的爆发，就能说明一切！

山东巡抚国泰出身满洲镶白旗，拥有与爱新觉罗皇族联姻的名门大姓，富察氏。除了出身硬，国泰在乾隆朝的后台更硬，他的父亲富察·文绶是乾隆很器重的封疆大吏，曾任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他的一个侄女是乾隆很宠幸的妃子。

这样一个纨绔子弟任山东巡抚后，与前大学士于敏中之弟布政使于易简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贪纵营松，征赂诸州县”。没几年，闹得各州县全部亏空。

乾隆四十七年，监察御史钱沣弹劾国泰贪得无厌，乾隆帝派和珅、刘墉与钱沣一起审办此案。

对于当时和珅和国泰之间的亲密关系，乾隆皇帝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对于国泰这位皇亲国戚的包庇念头，也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

从乾隆皇帝对此案审理做出的人员安排就能看出来。

和国泰关系亲密，乾隆皇帝为什么还要安排和珅前往，并担任主要负责人？这无疑是乾隆皇帝给国泰安上的一份保险。

钱沣，刚直铮臣，自然不必多说，肯定会秉公办理；当时就政治智慧和官场圆滑，肯定不是和珅的对手，肯定会被和珅完全掌控。

关键是乾隆皇帝为何会派遣刘墉前往？

因为刘墉是左都御史，乃系贪腐案件的必要人选？

当然不是！

当时的刘墉，在乾隆皇帝眼中，只是一个庸碌圆滑之辈，身上有一些光环，但却没有出头担当的魄力。让其参与此案审理的原因只有一个：让刘墉这个有着其父——社稷名臣、“文正公”刘统勋影响下的铮臣、清官形象来为国泰案粉饰，是再合适不过。

有刘墉在，有这个清官楷模之子在，谁还说和珅乃至乾隆皇帝有包庇国泰的嫌疑呢？

虽然“国泰案”最后审理的结果并未按照乾隆皇帝、和珅的预设目标发展，但在“国泰案”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钱沣，和在该案背后操控一切的御史王杰。刘墉，只是被架在清官、铮臣的位置上下不来，配合钱沣完成了对国泰“伪造库银”的清查而已。

而且，在“国泰案”审结完毕以后，和珅又被乾隆皇帝加上了一个“太子太保”的头衔，用以安慰其在“国泰案”的损失。也就是说，或许刘墉对于和珅有看不惯的地方，当时面对他的权势滔天、皇帝宠信，刘墉也只能虚与委蛇、敷衍了事，根本就不敢正面得罪，更谈不上对抗、斗争了！

另外，在刘墉担任左都御史这一“纠察官员得失”的最高领导期间，没有任何史料文献记载刘墉曾经上疏弹劾和珅过！而且，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刘墉的从政之道、为官之风陡然改变，表现出了为人和善；诸事、诸人“都可”的“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状态。对此，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也曾经对其数次训斥。

这都足以说明，刘墉根本就没有斗过和珅。

相反，作为比和珅长30岁的老前辈，刘墉在担任大学士期间，还经常为和珅说话、站位，数次劝勉和珅。

等到嘉庆四年，嘉庆皇帝列举和珅的二十款罪状，刘墉被命审理“和珅案”以后，刘墉才“马后炮”的恢复了不畏权势、刚直铮臣的一面。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墉于家中逝世，享年八十五岁。其临终，“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善于解脱之意，也算是寿终正寝、功德圆满了。其死后被赐予的“文清”谥号，虽然远不及其父刘统勋的“文正”高贵，但也排在23位，也算是对得起刘墉半个多世纪起起伏伏、官风不定的仕途生涯了！

参考文献：《清史稿·列传八十九》、《中国名人志》、《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清史稿·志九十·职官二》、《正说刘墉》、《啸亭杂录》

在冷的地方做暖阳 公园就变成家

北海夹道

当年的游船

当年的万佛楼

母亲带孙辈重游北海

阐福寺，曾经的少年科技馆

北海和景山

◎徐铁猊

北海是北京最美的公园。

我从小住在北海附近，与这座公园有着不解之缘。

我一岁时从哈尔滨到了北京，住在地安门内油漆作甲32号。油漆作胡同在明代为内官监油漆作坊所在地。清逊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曾住在油漆作一号的大宅子里。油漆作东头是地安门内大街，往西往北经过几道弯，与西楼巷和恭俭胡同交汇之后，就到了地安门西大街。再往西一百米左右就是北海公园北门。

北海始建于辽代，辽南京与金中都的城址都在北京西南，今天宣武门、广安门一带。北海是辽、金的皇家郊区园林，一如颐和园之于清，不过一个在皇城西北而另一个在皇城东北。元代以后，城址的迁移把北海圈在紧靠皇宫的城中心。明清时期，北海经过大规模营建，逐渐形成以佛教文化为基调的皇家园林，特别是顺治时建了藏传佛教的白塔，其规制及独特格局便最终确定。不过，岁月和灾祸饶不过某些建筑，比如北海西北一带的大佛殿、万佛楼，烧的烧、拆的拆，都没了踪影。

北海是皇家园林，原本与普通民众没有关系。清末民智渐开，1905年时朝廷中已有大臣提请效法西方开办公园的奏议。1911年辛亥革命掀翻了清朝统治，1925年，北海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公园。

两条路线各有千秋

再开放也是要门票的。小孩儿没钱怎么进去？北海东面的围墙有一段可以攀爬。从北海幼儿园东北墙角开始，往南一直到陟山门，围墙与民房是分开的，形成一公里多长的夹道，叫北海夹道。夹道非常偏僻，其中有一两处可以借电线杆爬上墙头，里面正好是濠濮间东边的一溜小土山，墙头离地面不高，跳下去摔不着。秋天去更好，下去就可以在墙根逮蛐蛐儿了。

北海夹道里有几座冰窖，每年冬天北海湖面结的冰，有一部分要被凿成七十厘米见方的冰块堆放在这些冰窖里留着夏天用。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冰冻差不多有一尺厚。我们路过冰窖都要去捡些小冰块儿当冰棍儿吃。现在的北海夹道已经被堵成一段一段，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恭俭胡同那儿的一个冰窖听说原来是给宫里用的，现在改建为一家餐厅。

1958年，我母亲被招进北海公园工作，我有家属证可以免费入园，但翻墙的勾当并未就此结束。伙伴们一起进园，我还是要跟着翻墙的。

北海足够大，足够我们这些孩子玩。

北海有四个门。正门在正南边，紧挨着团城。西南还有一座西门，在北海大桥西边，再往西就是北京图书馆了。东边的门叫陟山门，隔一条小街直对景山西门。北边的门在北海幼儿园西边。

如果从北门进园，有两条游玩之路。一路向西，有静心斋、西天梵境、快雪堂、九龙壁、五龙亭、阐福寺、小西天、万佛楼等景致。一路往南，有画舫斋、濠濮间、红领巾水电站、儿童游乐场，过了陟山桥就到了琼岛，那里有白塔、永安寺、半月城、双虹榭、阅古楼、庆宵楼、漪澜堂、长廊、假山、悦心殿等。这两条路线各有千秋，一时竟说不出哪边更好玩。

西线相对空旷。静心斋和西天梵境不开放，分别被中央文史馆和北京文物工作队占用。快雪堂、万佛楼不开放，而小西天也只剩下空空的一座方形大殿。阐福寺则改为了北京市少年科技馆。

东南那条路，画舫斋不开放，濠濮间像是江南园林，山水、廊榭、曲桥，是个非常有意境的去处。琼岛正北的漪澜堂成了仿膳饭庄，牌匾是老舍题写，不吃饭你也进不去。白塔是个只可远观不可近取的地方，到了塔下你反倒什么也看不见了。假山好，那里有山洞，很有神秘色彩。

白塔十足壮观也十足奇特，只不过大家见惯了便作寻常看待了。有一年大修，脚手架把它包围起来，母亲曾经上到白塔的宝顶之上，还照了几张相。平常我们看到的塔顶像一个元宝，又像一座跣坐的佛像，其实它是一座鎏金日月火焰宝珠塔刹，十分巨大，从照片上看，它比我母亲高了许多。可惜，现在那两张照片找不见了。

母亲工作在文化班，那个班专门负责公园里的各种文娱活动。我记得他们搞过河灯、冰灯、化妆滑冰等活动，还有一个评剧团和一个相声团常年在万佛楼演出。琼岛东南角还有个小文化厅每晚放电视，那时电视是新鲜玩意儿，家里没有，要看只能花钱看，五分钱一张票，从晚七点看到晚九点。母亲经常在那里值班，我去看电视完后就和妈妈一起回家。

万佛楼上除了尘土什么都没有

评剧、相声的演出剧场在万佛楼一层，舞台在大殿东头。有一次白天没有演出，我偷偷从楼梯爬到了万佛楼的二和三层，上面除了厚厚的尘土什么都没有。有几处楼梯断了，爬上爬下很难。1965年，万佛楼拆了。那时我在上高中，已经很少去北海，错过亲眼见证的这一时刻。

我喜欢万佛楼，喜欢一遍遍看《无双传》《杨三姐告状》，甚至喜欢楼上那些厚厚的尘土以及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桑树。树上结的桑葚很甜，但不小心会有熟透了的落在衣服上，弄脏的衣服还得妈妈去洗……如今万佛楼没了，大桑树没了，妈妈也早已离我而去。

万佛楼东边是阐福寺，它是北京市少年科技馆。科技馆有很多活动小组，想参加必须经过考试。按本意我很想参加无线电组或航模组，但自己要有钱买零件和工具，我没钱，只得报了一个不花钱的数学组。报数学组的人非常多，经过几拨考试我竟然考上了。每周参加一次活动，内容都是比课本难得多的趣味数学，对开阔思路、提升智力确有帮助。我至今清楚记得，当我把科技馆的录取通知拿给妈妈时，她是多么高兴。

上高中以后，我每次都利用寒暑假在北海勤工俭学。寒假在冰场，磨冰刀、租冰鞋、扫冰场。记得那是1966年末的冬天，“文革”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冰场能开也算是奇迹。除了北海，什刹海也开。记得当时有人说过“苏联的舞场、中国的冰场”，冰场的确是中国最开放的游乐场所。但那里经常会有打架斗殴现象，除了“拍婆子”就是抢冰鞋。当时的市场上根本不卖冰鞋，妈妈说：“一共就那几双鞋，不抢哪儿来去？”北海冰场因为在公园之内还不算乱。而我每天能挣五毛钱。

暑假时我在游船码头勾船。游船最怕有人落水，我就跳下水救过一个小女孩，当时想应该有人会来感谢我，结果人家一伙人一句话没说，搀着吓坏了的女孩都走了。

游船还怕刮大风，一刮风会把船吹到岸边，人们只得弃船上岸。我们可就惨了，要划着船到处搜罗弃船，再拴起来划回码头。我曾经在风停后一个人拴着二十条船从北岸划回南岸。

游船还怕下雨。雨后船舱积水，晴天时我们要用小铁簸箕一下一下淘出来。又累又晒又蒸，这是最苦最无聊的活儿。

一起勤工俭学的学生有六七个，每天收工都很晚，净园后灯都关了，整个公园漆黑一片。我们划上两三条船从南岸去到他们住宿的东岸船坞，我和几个喜欢游泳的几乎就是游过去的。这些实在令人难忘。

大老黑和大老黄

1968年年底，我和大妹去山西插队，紧接着小妹也去了内蒙古兵团，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带着13岁的小弟。1969年春天，原本经常有书信的母亲忽然没了音讯，我和大妹非常不安，决定由我一人回北京看看。

1958年是母亲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她刚离婚，没有工作，还要养活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仅靠离婚的孩子抚养费根本不够。她必须出去挣钱，幸好找到北海公园的这份工作。她非常珍视这份工作，瘦弱的身体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她每年都是先进生产者，每个月都会得到16块钱的头等奖。她必须要这16块钱，没这16块钱全家几乎无法维持生活。后来她又把我和大妹从我父亲那里要了回来，全家六口人就靠着母亲每月50元的工资和16元奖金，但那几年却是全家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家里养过一只猫，黑色，长毛，白蹄白嘴白鼻梁，非常好看，我们叫它小虎。但家里的变故，人还不知怎么活，猫就更别提了，于是母亲决定把它偷偷送到北海职工食堂，算是给它找条活路。小虎很听话，装在布袋里一声不吭，到了食堂后院，虽然非常害怕，但母亲一轰，它就躲到杂物堆里去了，以后很长时间也没再见到它。

又过了一两年，全家人都以为小虎早死了。但有一次北海员工在食堂院子里开会，忽然一只黑猫跑进人群，找到坐在那里的母亲，用头蹭母亲的裤脚。那猫毛特别长，像是披头散发，母亲不敢确定它是不是小虎。猫蹭了几下，忽地跳上墙头，走了。别人跟母亲说，这里是有只黑猫，平时见人就跑，今天不知怎么不怕人了。母亲没说话。

那时已经1972年，我因病、小妹因工伤都回到北京，小妹还从别的孩子那里救下了一只被人欺负的大黄猫养在家里，但我们谁也没有忘掉小虎，虽然不敢肯定北海的那只猫就是小虎，但还是决定把它抱回来。一次母亲又遇到那只黑猫，它竟听话地让母亲抱回了家。

到了家，刚把黑猫从布袋中放出时它非常恐惧，大黄猫也特别不友好，弓着腰发出呜呜低吼。黑猫一下子钻进床底，也向黄猫呜呜地叫。我想把黑猫从床底下弄出来，刚一接近它，它竟然一下子蹿出床底又蹿出屋子，等我追出去，只见它从小胡同口电线杆飞快地窜上房顶，不见了。全家人非常着急，都后悔把它弄回来。心想这下它不知要沦落何处，反倒害了它。

又过些天，母亲在食堂的房顶又看到一只黑猫，叫它小虎，它马上回头，果然是它，它竟然跑了三四里路又回北海了。更神奇的是，过了些天，它自己回家了！

黄猫被训斥不许与黑猫打架。明争没有了，暗斗还是不断，但总体上相安无事。它们都很能干，各有各的绝招。老黄曾经在一天夜里偷回一大块牛肉，大到它叼不进猫洞。于是它先进来，再从里面把肉从洞口拽进来。老黑会抓鸟，它逮到过一只大喜鹊。更有意思的是它会逮蛐蛐儿，逮住了含在嘴里，回到家毫发无损地吐出来给我弟弟玩。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尽乐趣。我曾给它俩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还记得，是“自在黑黄成映趣”。

它们一个叫大老黑，一个叫大老黄。1976年地震前后，它们相继走了。

带民政局干部逛北海

1974年左右，我插队的夏县民政局知青办的两名干部到北京来办理知青的病、困退。一些得到消息的知青便到他们入住的旅馆探望。我也去了，但根本搭不上话。我见那里有一个女同学跟他们挺熟，便偷偷问了她一些情况，并把我的病情和家境跟她说了，她说看来你也没钱请他们吃饭或送礼，跟其他知青家没法比。她给我出主意说，你不是会照相吗？你母亲不是在北海公园上班吗？干脆安排他们去趟北海公园照照相。于是我便请母亲向公园申请，公园的领导还真批准了。于是我便请那两位知青办领导去了当时暂不开放的北海，那位女同学也一同去了。公园里没人，我们先在北岸九龙壁、五龙亭照相。忽然过来一位骑着自行车的人对我们说，先别到琼岛那边去，聂帅在那儿钓鱼呢。一句话唬得两位县干部张大了嘴巴。我们后来去了濠濮间，最后才去琼岛。他们玩得很高兴，只有我心里十分不安。那时照相是用胶卷，照好照坏当时不知道，万一照坏了就全白费了。冲洗出来一看还不错，我又自己放大，花钱不多。我的病退最终批下来了。

四人帮倒台后，北海恢复开放。1978年我也找到工作，在朝阳群众影剧院做美工。那时北京市的影院美工每年都要举办海报创作展，有意思的是，我参加的前两届，也就是第一二届画展都是在北海公园，第一届在画舫斋，第二届在阐福寺。当时的阐福寺已是植物园了。画舫斋平时不开放，这次美展也是我第一次进到里面。

北海公园管理处不光管北海，景山、团城也管，属于一个单位。小时候我们也常去景山，那里儿童进园不要钱，不过一定要穿上衣。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光膀，所以至少要有两个穿背心小褂的，先进去俩，然后其中一人脱掉上衣叫另一人带出，再带进一个，反复几次就都进去了。

那里还有一个北京市少年宫，有很多培训班在里面，世界冠军庄则栋就是那里培养出来的。街坊有个小孩在那里学象棋，很快我们就谁也下不过他了。

团城是很严谨的一座小城，据称是世界上最小的城堡。城上最显眼的是一座玉瓮亭，亭中是一口名叫“渎山大玉海”的硕大墨玉瓮。城中大殿里有座白玉佛，慈眉善目的，据说曾被八国联军砍伤了一条胳膊，但我小的时候看不出来。

它是与图书馆最有渊源的公园

紧挨着北海西门就是北京图书馆。我上初中时就在那里办过阅览证，我特别喜欢那里的氛围，也对那些既有学识又谦和热心的工作人员充满敬意。这可能也是我后来选择在朝阳区图书馆工作的原因之一。

其实北海公园是与图书馆最有渊源的公园。

1916年蔡锷将军病逝，蔡的老师梁启超及其他一些人倡议成立纪念性图书馆，这一倡议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而图书馆建在何处，一时未能确定。1922年，梁启超领衔向总统黎元洪递交《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提议把图书馆建在北海公园之内。提议得到政府批准，于是当1925年北海公园对外开放时，位于快雪堂的松坡图书馆也落成开放，梁启超任馆长。

快雪堂坐落于北海北岸，因乾隆帝曾在此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得名。整个建筑为三进院落，两廊嵌有快雪堂法帖石刻四十余块。前面的澄观堂是阅览室，后面的快雪堂则供奉着蔡锷将军和云南起义死难烈士们的遗像和军装、军刀、勋章等遗物。

因为建在公园里面，进门先要买公园门票，所以读者很少。但这也是它的长处，适宜学者到这里安静地从事研究和写作。它也给正处于热恋中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个谈情说爱的幽静场所，特别是星期天闭馆时，这里就成了梁、林独处的天堂。但远在西单的松坡第二图书馆（西文馆）的徐志摩不甘落寞，经常跑过来找林徽因，这让梁思成十分不快。据梁实秋讲，梁思成曾在门上写了一句英文：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恋人希望独处）。徐志摩见此，不得不怏怏而退。徐志摩是松坡图书馆秘书，负责外文书刊管理。第二图书馆在西单石虎胡同七号。

有意思的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也“挤进”北海里办，在画舫斋。

1949年，存世25年的松坡图书馆最终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

北海还有一座图书馆，叫北京图书馆。这个北京图书馆并不是那个后来成为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它是由以美英庚款退款为基础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于1926年创办的，馆址租用北海琼岛西部的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善安殿等处，馆长由梁启超兼任。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合并，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为蔡元培，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迁至位于北海西侧的新馆址。

从北长街北口到府右街北口这条街原本没有名称，由于北平图书馆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以这条街取名文津街，而北海公园的正门承光左门为文津街1号。

北京有九坛八庙，九坛之中相对不为人知的是先蚕坛。先蚕坛就在北海的东北角。植桑养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蚕坛是皇家祭祀的重要项目之一。由于这项活动主要由皇后主持，将先蚕坛建在紧靠皇宫的北海，主要是为方便皇后主持祭祀。1949年，先蚕坛被改建为北京实验托儿所，后改称北海幼儿园。这是北京最负盛名的幼儿园，也是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

北海北墙之外有一个教场胡同，东起北海体育场西墙，西到原旃檀寺。乾隆时那里是清军正黄旗的西苑教场（那时的北海被称为西苑）。1917年法国天主教仁爱遣使会在教场西部建立仁爱会修女管理学校，即佑贞女子中学。1923年又在其东侧增建新的校舍，建天主教圣母会修士管理学校，即盛新男中。1952年佑贞女中与盛新男中合并为“和平中学”，后改为北京市第四十中学。1963年拆分，东边为北京市第四十中学，西边为北京市北海中学。而现在，那里已成为北京四中初中部了。我上世纪60年代在四中上学，从油漆作走到学校都要经过这条胡同，原来一直可以通到西什库后库的，后来路被堵死了。

前两年我又回油漆作住了一段时间，也经常去北海公园转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水面野鸭、鸳鸯成群，水下一群群红色的大鱼争抢游客们投喂的食物。这些都是原来没有的。本版供图/徐铁猊

河北挖出纪晓岚墓，坟冢中七具女子，揭露纪晓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说起纪晓岚，大家肯定都对他十分熟悉。得益于诸多影视剧中的演绎，人们都会在提及纪晓岚时加上才子的前缀。尤其是早些年间电视上播的热火朝天的《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纪晓岚更是一跃成为了贯穿整部剧的主角，而他和大贪官和珅之间的唇枪舌剑、斗智斗勇更是惹得一大票观众忍俊不禁。

事实上，纪晓岚在历史上确实是一名学富五车的大才子，甚至康熙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他都曾担任过总纂官，主持过编纂。但除了影视作品之中的才子、高官的身份外，纪晓岚在历史上还有着不为人们所知、甚至为人不耻的风流特质，这些也都被影视剧选择性的忽视了。

其实关于纪晓岚的风流作派，在清代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上世纪70年代，坐落于河北的纪晓岚墓被发现挖掘，更是为我们证实了纪晓岚人性中风流的一面。

历史上的纪晓岚

纪昀，字晓岚，生于雍正二年。历史上的纪昀，并非是影视剧中被过分美化了的纪晓岚一般，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任何的缺点。根据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纪晓岚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就有神童的称号，在考试上也是无往不利的。小时候，纪晓岚参加童子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长大后，参加科考，其更是以解元的身份一举夺魁。但在参加会试的时候，由于纪晓岚太过于自傲自负，从而被主考官认定为品行不端，因此被挡在了进士的门外。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纪晓岚确实有货真价实的天纵之才，但他的修养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优秀。

后来，因为为母服丧，纪晓岚直到乾隆十九年的时候才再次参加会试。或许是因为在家守孝经年，纪晓岚的的心定了下来，所以在这次会试之中，他一举中的，开始了自己的仕宦生涯。纵观纪晓岚的仕途之路，他所做最多的便是修书编撰的工作，由他主编的《四库全书》更是收获了古往今来无数的褒奖与赞誉。在他逝世之后，嘉庆帝还曾为他亲赐碑文，夸赞他的才华与学识。后人们根据嘉庆帝赐碑文的内容，将纪晓岚称为"文达公"。

纪晓岚的私生活

古人常说"文人风流"，这句话用于形容纪晓岚，可谓是十分精准的。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并不像影视剧中的那般不食人间烟火，相反，他是极爱女色的！

抛开烟花柳巷里的露水情缘不谈，纪晓岚一生中光是明媒正娶的妻妾一共就有七位。而且在封建礼教甚严的清朝，饱读圣贤之书的纪晓岚甚至说出过："女子，我生者不可，生我者不可，其余者无不可"这样离经叛道的话语。由此想象，历史上的纪晓岚并不是人们所默认的那种清心寡欲的读书人形象。

不仅如此，历史上的纪晓岚还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人。根据记载，纪晓岚十分的喜欢抽旱烟，甚至于那些与他同期的官员，暗地里都称纪晓岚为"纪大烟袋"。平日里，除了上朝的时候，纪晓岚一般都烟不离手，甚至于在一次乾隆急召纪晓岚议事的时候，他来不及把烟锅收起来，只好揣进了官靴之中，以至于酿成了脚下失火的惨案。

墓葬出土，七个女子与之同穴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纪晓岚的墓穴被人们在无意之间发现。本来村民们以为那只是一个乡绅的墓穴，但经过专家鉴定之后，墓穴主人的身份最终锁定为纪晓岚。其实这处墓穴在早些时候就已经遭受到了一些破坏，由于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专家们只好对这处墓穴进行一些保护性的挖掘，以保证墓室的整体稳定性，以及其中的文物不会由于自然因素而遭受到毁坏。

在专家们将纪晓岚的墓穴打开之后，赫然发现墓穴之中除了纪晓岚的尸骨和一些陪葬品之外，还有七具女性的遗骨。在考证之后，专家们确定了那些遗骨均为纪晓岚的妻妾！可以说，如果不是纪晓岚的墓室之中有着铁证一般的尸骨存在，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相信纪晓岚的风流性格的！

其实人生就像是张学良先生说的那样，人就是一张纸，揭穿了之后也就那么回事。才高如纪晓岚这样的才子，都难逃于人性的弱点，更何况是普罗大众呢？

下面这本书，记载了纪晓岚一生之中的点滴，个中趣事，值得一读。特将链接放在下面，欢迎购买！

书香之域看松江

2017年4月下发的《人文松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构建“书香之域、书画之城、文博之府、影视之都”四大目标体系；2018年12月下发的《加快推进人文松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松江区“江南文化”行动实施方案》，提出要努力挖掘和充分发挥“民俗民风、名人名作、历史名胜”三方面资源优势。两项发布中的“书香之域”与“名人名作”同频共振，相辅相成，进而表明书墨飘香是松江在江南文化中所具有的鲜明地方文化特色。自古以来，松江名人多出，著作丰赡，成就了地以人贵、文以书彰的历史文化面貌。故而感言，一个有书香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

一、松江是一本厚重的书

具有历史长度和文化厚度的松江，距今七千年左右“冈身”隆起，古海岸线挡住了海水内侵，位于冈身以西的今上海地区的松江、青浦等地最早发育成陆。距今六千年左右，九峰周边地区有了上海先民繁衍生息的薪火相传，继崧泽文化后又相续良渚、广富林、马桥文化；其中，广富林文化是北方移民最早移居、定居今上海地区的文化脉息。所以，上海历史文化发祥地松江，同时是上海移民文化之根。

松江古称华亭。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大意失荆州”，东吴名将陆逊因袭荆州之功封华亭侯，乡名华亭始见史志记载。松江别称云间，与陆逊之孙陆机胞弟陆云有关。史载陆云游宦入洛后，与洛阳名士荀隐俱会于晋太常张华府上。陆云，字士龙；荀隐，字鸣鹤。陆云取“云从龙”之意自我介绍说：“云间陆士龙”；荀隐对曰：“日下荀鸣鹤”。当代楹联学家认为，陆云与荀隐“勿作常语”之说，为天下第一对文士通名联。可见，云间之别称，灿然生辉，光耀门庭。

既有吴文化渊源又得越文化血脉的江南松江，古来归属不定，直到唐天宝十载（751）始建上海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县治华亭县，方改写了吴淞江以南疆域划来划去、归属多变的历史。由唐入宋，含江南文化秀丽温软、清美轩琅的云间文化辉映史河波光，由水名上海浦而来的地方基层行政建置上海镇，在华亭县的怀抱里茁壮成长，至元代松江府时期，析华亭县东北五乡之地设上海县；随后是近代崛起的上海城在上海县的母腹中脱胎而生，民国时期先为上海特别市，后为上海市。在古代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无论是唐宋时的华亭县衙，还是元明清时期的松江府署，其治所均设于今松江老城中。依旧存世的云间第一楼，先为华亭县衙门楼，后是松江府署谯楼。溯源而论，由唐宋华亭县、元明清松江府属华亭县、民国改易松江县的今上海市松江区，首先是一本历史悠久的厚重史书。

松江历史上名人多出，著作丰赡。新版《松江人物》辑《松江府志》等史书收录人物生平传记纂编为上下卷，传记人物3688位。《松江历史文化概述·文献篇》载汉末至清初，历代松江著作人2300余家，著述5600余种。另据嘉庆《松江府志》记，松江有350余家著述入选《四库全书总目》。有学者作过初步统计，松江入选之作约占《总目》录书总量的近3%。此外，1934年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收录松江历代美术家586人。如果将这个数字放大10倍，可见中国美术家每10人中必有1人与松江“沾亲带故”，他们或是松江人，或是寄寓松江的书画家。乾隆《华亭县志》卷十四“文苑”，载松江名士何良俊云：“华亭人文之盛，代有作者，游文章之府，发瑾瑜之光，围已集成玉海。家有金荃，虽曰地灵，实由人杰。”所以感言松江，地以人贵，文以书彰。

二、松江是一本精彩的书

明清时期，松江有“衣被天下”、“赋税甲天下”、“天下文章在云间”之誉。也许是读书尚少之故，笔者未见“天下文章在云间”的原文出处，但见到了几乎与此语相同的历史叙述和古贤之说。例如，明末乡邦文学呈现三大文学流派，即云间派、虞山派、娄东派，其中以云间派称首。《陈子龙诗集·前言》中有以下感叹：“称文章者，必称两社；称两社者，必称云间。”他所说的“两社”，即几社和复社。“文场建鼓，夙仰云间；大雅扶轮，群推海上。”（朱鹤龄《愚庵小集》）“天下无论知与不知，诗文一道皆推云间。”（宋徵璧《抱真堂诗稿》）又如陈去病，柳亚子等二十世纪诗人，心怡松江，皆推云间。柳亚子动情地写道：“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明代松江陈子龙著有《湘真阁稿》，拜陈子龙为师的松江夏完淳著有《玉樊堂集》。上述可见，明末清初，开自己生面而崛起的文学流派“云间派”，其文化影响力不仅超出了地域局限，而且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言”；尤其是“云间派”倡导的阅读传统和审美原则，穿越古今，深刻影响后世。

在松江品书香，远秉“二陆”风华，中继陈、夏风骨，后续近当代风采。先说西晋吴郡华亭人陆机、陆云兄弟。他们既是誉满中华的文坛大家、经久相传的中国故事，又堪称松江人文始祖。陆机《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所书《平复帖》，享中华“祖帖”之尊、“墨皇”之贵，是我国存世最早的名家书迹。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仅为两位文化名人亲笔立传，即西晋陆机，东晋王羲之。这位千古一帝给予陆机以至高评价，谓之“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温度永存的云间“二陆”故事，至今温暖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第十届全国文代会上的讲话中引用陆机《文赋》之语：“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又在《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中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说的是西晋时有个名声不好、招人嫌的周处，想改过自新，又忧为时已晚，故来访云间陆云。年少的陆云对年长他许多的周处说：“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周处幡然醒悟，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考说陆云规劝周处的一番话，或出自《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或有《孟子·万章》“懦夫有立志”之意。可见年少的陆云，儒学功底相当深厚。吴春荣先生最近撰文说，习近平同志讲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人孰无过，朝闻夕改，就是好人”；并说习近平在讲这个故事时提到了松江人陆云，称其为“当时著名学者”。这个故事启发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成长过程中一旦有了过失，需要反思，需要有人教诲，有人帮助。

再说明代松江陈子龙是松江几社领袖、云间派文学执牛耳之巨子，享有“明诗殿军”之誉。领衔合编并推出《皇明经世文编》504卷和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实学巨著，是陈子龙的贡献之一，故为我国明末之实学巨擘。云间派后起领袖、松江夏允彝之子夏完淳，是中国晚明诗坛上升起的一颗巨星。他虽然在世仅有十七个春秋，但其大义凛然、慷慨赴死，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留下来的诗文，让后世看到了一位国内外鲜见的集神童、才子、壮士于一身的少年英雄。

夏完淳《大哀赋》虽是效仿庾信《哀江南赋》所作，但在至大至刚的英雄人格和思想境界所具有的美学品格方面又胜过一筹；其《狱中上母书》，更是拳拳孝心，字字血泪，忠烈之气，跃然纸上，故被收入传统经典文献导读丛书《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历代文选》中。夏完淳的狱中诗《南冠草》，被郭沫若先生编为优秀话剧《南冠草》，用以激励中华儿女团结起来，英勇抗击日寇侵略我中华河山。

在近当代江南文坛上，松江依然书香飘逸。一如清末民初，在柳亚子先生创办的“南社”中，松江胜出两大才子，姚鹓雏和朱鸳雏，世称“松江二雏”。二如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罗致了不少松江同邑文人，上海滩上时有“无松不成报”之说。其实，“无松不成报”一说有其形成过程，即晚清上海多家报刊的正副主编、主笔等人中，有不少是在松江府应试的秀才，故有＂无松不成报＂的渊源所在。三如侯绍裘、朱季恂、沈联璧、钱江春等创办“新松江社”，国内多位名人来松江举办演讲会，松江在新文化运动中又声名鹊起。四如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一批松江籍文学艺术家在上海文坛先后崛起，如施蛰存、朱雯、罗洪、赵家璧、徐光曾、何公超、黄文农等。五如解放前后成名的有剧作家文牧、书画家程十发、音乐教育家桑桐等。六如在外地成名的松籍文化人士有工艺美术家雷圭元、著名电影导演成荫等。七如有一批优秀著作人活跃于当下的松江文坛上，成书出版者数量可观。

三、松江是一本打开的书

陆机《文赋》，打开了一扇文学创作论大门；夏庭芝《青楼集》，打开了一个传载女艺人故事的中国空间；徐光启《农政全书》，打开了一片农学天地；陈继儒《小窗幽记》，打开了一扇心灵之窗；董其昌《画旨》，打开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大境界；陈子龙《湘真阁稿》，打开了一座情感之城；还有黄图珌的《雷峰塔》，徐朝俊的《自鸣钟表图法》，丁佩的《绣谱》，改琦的《红楼梦图咏》、王宏翰的《医学原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黄文农的《文农讽刺画集》，薛丙的《心武残编·凡例》，施蛰存的《梅雨之夕》，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桑桐创作的音乐作品《夜景》，李传隆的《中国蝶类图谱》，顾学裘的《制剂学》等，皆为在某一领域开启中国先河的著作和成果。

徜徉于当下松江，感受“书香之域”氛围，从不设围墙的大学城到松江各地中小学，从佘山脚下书店到设于广富林景区里的朵云书院，从泰晤士小镇上的钟书阁到思想家咖啡店，从松江图书馆到村居图书室和农家书屋，从藏书于民到阅读点亮的万家灯火，从松江一个个人文项目落地有声到新的人文气象，如新浜镇林建、鲁新、新浜村等农家书屋，新春阅读，满屋书香；又如包容创新，广邀天下有为之士，投资兴业，托举梦想，尤其是G60科创走廊，连动九座城市共襄盛举，一起谱写中国梦圆大江南的新时代诗行。由此，松江这本打开的书，又添新的华彩篇章。

最近，区机构改革，文化、旅游合二为一，牵手共唱春暖花开之歌。歌唱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松江，大地绿草茵茵，天空白云悠悠，弥漫着的江南气息，与人生旅行更是一次好的＂修行＂同在，一路化作返璞归真的心灵沉静。当下，松江十条游线将游客带入深度游的美好境地，如历史文化游，时尚休闲游，山水文化游，动感体验游，影视文化游，乡村生态游，上海寻根游，科普修学游，工业体验游，宗教文化游等。笔者相信来过松江的“回头客”不在少数。理由简单，松江是“十鹿九回头”的故土家园，是一本诱人去深读的书，多来几回，慢慢品味，就能深刻读懂松江的书香里的浓浓乡情，淳淳民风，还有草木深处的美丽与芬芳。

据悉，松江小昆山“二陆”读书台项目今年正在加大推进力度。对此，笔者寄予厚望。因为人文魅力无疑是一个地方最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打造中华“二陆”读书台，对于上海打响江南文化品牌，松江建设“书香之域”均具有里程碑的标志性意义。笔者生活在松江，每每仰望小昆山，就会想到“玉出昆冈”是历史送给松江的一份文化厚礼，让我们拥有了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况且，读书育人，读书成才，在松江“尚文”传统中，一直珍视为传家之宝，立身之本。明代华亭县广富林人陆润玉《富林十景》之三《九峰环翠》诗云：＂层峰势索纡，中有读书舍。＂隐于东佘山的陈继儒感叹：＂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此亦乐事。＂而在传世的家谱中，孔子的教诲被奉为做人准则载入家训：贻谋之事，莫如读书。族中子弟，多一读书之士，非期其显扬，欲其知礼义廉耻，庶可绵世泽、振家声。

曾在小昆山“二陆”读书台旁留下摩崖石刻“夕阳在山”四字的苏东坡说过，“腹有诗书气自华”。古贤之所以努力读书著述，除求知补拙外，根本在于书能助人修身养性，立志修为，点亮人生之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致远而行。因为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宝库，尤其是那些儒家经典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矿藏，如包容、廉洁、知耻、旷达、感恩、节物、民本、爱国等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在放飞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从书中汲取丰富养分，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光辉、远大理想、坚定信念、胸襟豁达的人；一个有知识才华、有专业技能、能为社会多作贡献的人；一个有孝心、知感恩，富有家国情怀的人。

话说开去，人的一生，仅仅满足于一日三餐和有钱过日子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样“传家宝”不能淡忘，那就是多读书，读好书。虽然今天早已不是科举时代，不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话了，但有一个道理古今不变，即书不能改变世界，但读书可以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世界。也许，过去读过的书，可能在许多年以后已不复记忆，但书香如故，因为这些读过的书已在我们成长的身心、血脉里潜移默化为人与人不同的秉性和气质，或正在对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包括生活态度等发生作用。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生命不息，读书不止。因此，笔者以为，人文松江着力建设“书香之域”，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文化人。总之，种好“书香之域”这片万顷“粮田”，让精神食粮又见“丰产方”，实为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末了说一句，大道终致远，海阔纳百川。从建设“书香之域”的行动中可见松江是一本打开的书，奋进的书，书里有叩问初心的博大情怀，还有成就光荣与梦想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