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三国无双7帝国修改器(人体解剖手稿：探索人体的秘密、人类演化的踪迹)

真三国无双7帝国修改器(人体解剖手稿：探索人体的秘密、人类演化的踪迹)

真三国无双7帝国修改器文章列表:

• 1、人体解剖手稿：探索人体的秘密、人类演化的踪迹
• 2、不容青史尽成灰——岛内各界纪念台湾光复77周年
• 3、36氪首发｜在线协作工具Fabrie完成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面向全球设计市场的设计白板+多维表格
• 4、三星堆文物上新：解开古老文明源头之谜
• 5、主席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七次站在十字路口，次次正确抉择

人体解剖手稿：探索人体的秘密、人类演化的踪迹

肺、静脉、瓣膜、骨、胃壁的断面、颅神经——在掩藏于皮肤之下的人体被解剖学祛魅之前，它是迷信、秘密、传说、观察的来源和对象。“解剖学”（Anatomy）源于希腊语，指代以系统的方式解剖身体，进行实践；以及建立对身体内部的清晰认识。解剖学所激发的，正是我们对人体真正的敬畏。

在《人体解剖手稿》中，汇集了来自公元前30000年至今的、横贯东西的250余幅人体解剖图像。这些高清医学插图、微观视图、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影像，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医学院、高校图书馆、解剖学著作与私人收藏；它们的作者包括解剖学领域和艺术领域的杰出的人物，如阿维森纳、安德烈·维萨里、玛丽·雪莱、弗里达·卡罗、曼·雷、弗里茨·郎等。有关人体解剖与文化科研等领域的简练文字展露着这一理念：不同的文化使用各异而多样的策略来探索人体的秘密、人类演化的踪迹，解剖学是其中一种。从解剖手稿中，我们能读取有关人类探索自我的一切。

以下内容选自《人体解剖手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人体解剖手稿》，英国费顿出版社 编，张翰林 黄永发 唐珂韵 译，中信出版社·雅信2022年8月版。

人体神秘莫测，堪称奇迹。我们依赖人体从事生存活动：行走、欢笑、哭泣、跳跃、跳舞、布道、倾听、交谈等。我们依赖人体展现独特的个性。我们依赖人体与他人接触，结识朋友，并创建家庭、国家、文化和政治。

我们依赖人体与物质世界相连接，并超越物质，思考生命的本质，追逐内心的信仰。然而，人体将其外部展露在我们面前，隐藏于皮肤之下的世界难以窥见。它向我们抛出深刻的疑问：身体内部是什么？如何运作？人体与生俱来的隐蔽性导致了早期认识人体的双重角度：它既是执行具象任务的巨大机器，又是知识、灵魂和人格的栖居地。纵观历史，不同的文化使用各异而多样的策略来探索人体的秘密，其中包括切开身体进行仔细检查。这种解剖学方法起始于西方医学，由古希腊和罗马的自然哲学家提出。

“Anatomy”源于希腊语，指代两方面，一是以系统的方式解剖身体、进行实践，二是建立对身体内部的清晰认识。解剖学的研究不涉及任何特定个体的构成，而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个体。解剖将物理切开和细致观察相结合，揭示了不同的器官（如心脏和大脑）和结构（如肌肉和肌腱、血管和神经、组织和细胞）。人体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其形式和功能，处于特定的位置，并与整体相互作用。通过细致地解剖和观察逐渐积累知识的过程，便是谱写解剖之书的过程。随着对人体组成元素的形式形态、相互作用（生理学）的理解深入，医学、社会改革和视觉艺术等领域均有所进步。

《解剖学宝藏》第一卷某页，1701年（《人体解剖手稿》内页插图）

在解剖学家切开人体前，解剖学知识已经存在

从早期开始，解剖学家们便通过文本和视觉媒介记录他们所发现的人体结构与功能，包括二维图画、木刻画、蚀刻画、石版画、照片、扫描和数字图像，以及用象牙、蜡、木材、石膏、瓷器、纸、玻璃和塑料制成的三维人体模型。艺术家们或独自工作，或与医学家们携手合作，从未放弃探寻人体结构的清晰版图和人类演化的踪迹。一些画家和雕塑家执刀切开人体，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更近时期的艺术家们或在作品中借用自身体验，例如弗里达·卡罗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创作素材，例如奥兰（ORLAN）。这些艺术家转向生物学现实构造外的社会和政治维度，强调对身体的迷恋、身体创作的潜力，抑或裸体的情色意味。

《人体解剖手稿》结合了解剖学的两个方面，一是其作为科学的一面，而当一系列精美绝伦的图像形成令人惊奇的搭配时，我们无法忽视其作为艺术的一面。一些搭配有明确的主题联系，而一些搭配关于形式、颜色或身体功能，更为抽象。观众的眼睛可能率先被纯粹的审美对比所吸引，如一只手、一个手势、一种鲜艳的颜色，从而引发这样的问题：这里有些什么，但它是什么呢？对于解剖人体的探索可能从切开之处伊始，遵循一条连续的路线；或者遵循解剖者自身的想法，曲折蜿蜒。解剖刀从不漫无目的地使用，任何皮肤的伤口背后都藏着一颗好奇之心。由解剖观察到的图像，捕捉到了人体的组成部分和结构排列，衍生出关于人体的奇思妙想，也解释了人类这一物种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在并非坦途的漫漫历程中，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随时间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近观其详。

在解剖学家切开人体前，解剖学知识已经存在了。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作者在一篇关于身体结构的详细记述中描述了一位战士身上的140余处创伤。马厩和厨房似乎是仅次于战场的观察尸体的地方。诚然，他们观察的身体不一定是人，但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预计，在被宰杀食用的动物身上发现的结构同样可在人体内发现。

手臂、肩部和颈部肌肉研究，约 1510—1511 年，达·芬奇（《人体解剖手稿》内页插图）

对人体内部的熟悉程度不同于解剖学研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了埃及的木乃伊制作方法，即将尸体的内部器官取出，分别埋于有盖的罐子中；然而埃及人未曾留下详细的解剖结构观察结果。这种对人体的详细观察总是受到特定功利性目的驱动。在魔法或万物有灵论信仰盛行的时期，或者在宗教或形而上学思想主导对自然和宇宙的解释的时期，或者在解剖与认为人体（甚至在人死后）神圣不可触摸的宗教准则相矛盾的时期，解剖学都受到了冷落。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人体的形态变得十分有趣。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留下了许多与身体部位对应的供品，如耳朵、眼睛、手、脚、乳房、躯干、生殖器等，以此祈祷或庆祝疾病痊愈。大部分供品展示的是身体的外部，但罗马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躯干部位供品展示了开放的腹腔和向外突出的肠道。现代学者仍不知道为何身体的内部会突然以开放的形式展示在外。

体液医学：古代解剖学在公元前2世纪戛然而止

公元前5世纪，医学知识变得更为理性，但距离解剖学出现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古希腊的医生认同希波克拉底的观点，认为人体由基本元素组成。与4种元素——火、水、空气和土壤相似，他们发展了4种“体液”的概念，即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体液混合物需保持平衡以维持身体健康。他们对于实体器官和人体结构的兴趣不及对于体液和体质（如冷热、潮湿和干燥）内部和谐的兴趣。古希腊人从体液类别中定义出了人的气质：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和抑郁质。

几个世纪以来，医师们对于体液概念深深着迷，以致他们从不深入观察实际的身体内部。相反，他们将人体和人类生命投射于更广阔的宇宙，最终甚至认为恒星有助于决定个人的健康与其他方面。不规则的脉搏或多变的尿液颜色暴露的身体失衡，可以通过平衡的生活方式和严格的饮食规则来纠正。若内部体液不平衡，最常见的治疗干预是放血。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放血图示显示了切开特定静脉的最佳位点，而黄道十二宫的占星则显示了切开的最佳时间。血液至今仍是人类主要的幽默感来源。当代艺术家用血液——通常是他们自己的血液，挑战科学和社会中关于身体的僵化观念。例如，马克·奎因（Marc Quinn）用自己的血液制作了头部的模型肖像并冷冻，表达了实体物质、流体物质和易逝去的物质之间脆弱的平衡。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为解剖学时代的来临铺平了道路。亚里士多德对植物和许多生物进行解剖，观察内部结构。虽然他没有解剖人类，但他对不同形式和物质的区分，以及他对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有特定的位置、用途和目标的解释，引发了众人思考人体内部器官和结构的功能。解剖学的兴起终于，在希腊托勒密王国统治时期，埃及亚历山大城开始了系统的人体解剖。公元前320—前250年，科学友好的环境使得两代解剖学家能够解剖死去的人体，并能对死刑犯进行活体解剖——这在解剖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解剖学家赫罗菲拉斯（Herophilo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发现了关键的解剖结构（如心腔）和解剖关系（如大脑与眼、大脑与神经间的联系）。他们将灵魂的位置定位于大脑而非心脏，但当时对该定位存在争论且并未解决。最新的成像技术绘制了大脑的完整测绘图，但并未发现存在灵魂或其精确解剖位置的证据。

虽然赫罗菲拉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没有手稿留存，但似乎他们曾在插图中记录解剖学发现。绘制全身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的解剖学传统可能始于亚历山大城，并在传播至世界各地的过程中趋于流行，这一点尤其可见于阿拉伯帝国的解剖学文献中。然而宗教问题再次阻断了亚历山大城的解剖研究，古代解剖学在公元前2世纪戛然而止。

盖伦撰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解剖学教科书

医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继续提出关于人体的多个概念。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医师盖伦（Galen）是2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在照料角斗士的过程中获得了第一批解剖学资料。他研究了所有可获得的文献，并提出了医学观点，塑造了1500余年以来医生们的思维和实践。盖伦提出了复杂的医学思维系统，即利用尿液、脉搏和体温诊断疾病，并开发了一种治疗策略——综合饮食、药物和一定程度的手术治疗。然而在当时，手术意味着放血、切开脓肿、稳定骨折和重新定位脱位的手臂或腿部，更大的手术操作是无法想象的。

盖伦一生只对动物进行解剖：狗、猪、猿，甚至长颈鹿，据传还有大象。他撰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解剖学教科书，在书中他将自己在动物身上的发现投射至人体。许多哺乳动物的结构的确在人体中有对应的结构，但这种方法也产生了错误，例如盖伦对肝脏五分叶的描述，以及将胸骨分成7个部分的认知。最显著的错误是盖伦假设心脏的左右部分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这个假设支持了一个更古老的观点，即血液在肝脏中产生，在心脏中提炼，并通过平行系统中的静脉和动脉流出，在身体的外周部位使用。在这个系统中，血液最终在大脑中转化为精神的最佳形式——精神灵气（psychicpneuma），它流动于中空的神经，并调节身体中的灵魂。盖伦成为医学界无可争议的权威。“盖伦所言”约等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但与其同时代的医生们也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弗所的索兰纳斯（Soranus of Ephesus）亦于罗马行医，他以妇科和产科著作而闻名。他创作的作品之一是未出生的胎儿在子宫中的胎位图像，这开辟了新的绘画传统，也影响了普鲁士宫廷助产士贾丝廷·西格蒙德（Justine Siegemundin）的创作，她于1690年用德语撰写的第一本产科教科书的插图亦参照此风格。阿拉伯帝国保存和提炼古罗马时期积累的丰富解剖学知识于。然而，帝国的医师们认为人类解剖学已被充分理解，故解剖学进展甚微。他们的目的仅是巩固现有的解剖学知识和构建广泛的解剖学知识宝库，不断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使其丰富，并将其传递下去。与2世纪的盖伦一样，在11世纪初，医生阿维森纳在医学事务中获得绝对权威的地位。他创作的几部医学论著均含有丰富插图，展示了医疗器械和治疗场景等。

《人体构造》是解剖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

在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后，解剖学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第一批大学里再次发展起来。从14世纪初开始，博洛尼亚和蒙波利埃的医学院再次开始系统地解剖人类尸体，但这只是为了证实从西亚等地引入的古代解剖学文献中包含的知识。在博洛尼亚的解剖大厅，一名年轻的学者在讲台上朗读权威文本，一名经验丰富的理发师切开尸体以证明书面文字，一名高级讲师指导观看的学生。他们既没有对人体进行新的观察，也没有开始新的解剖学研究。

《人体骨骼与肌肉》第4幅，1747年（《人体解剖手稿》内页插图）

人们对古代解剖知识的准确性逐渐产生了怀疑。16世纪30年代，当安德烈·维萨里有些惊讶地意识到，盖伦从动物解剖中获得了他的大部分解剖学知识时，他决定通过研究人体来修改和纠正盖伦的解剖学。与此同时，威尼斯解剖学家亚历山德罗·贝尼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概述了解剖学教学中的空间概念，他提出以新的形式，即舞台周围的椭圆形剧院进行教学，从而使解剖学家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解剖和教学，使剧院上方的学生能以最佳视角看到切开的人体。在安德烈·维萨里的时代，与流行的现代信仰相矛盾的是，天主教会未反对为研究人体解剖学而进行系统的医学解剖。相反，教会提供了凉爽的小教堂作为临时解剖室，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尊重死者的处理方式。

而当局提供了解剖用的尸体，尸体主要来源于行刑场所和医院，之后也来源于救济院和孤儿院。安德烈·维萨里和他的同时代学者们在解剖台上的发现主要记录于文本和图片中，由于印刷机引入欧洲，这些发现得以广泛传播。

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人体构造》（DeHumani Corporis Fabrica），这是解剖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安德烈·维萨里揭示了正常人体内部的普遍形态，但他描绘的健美运动员般的“肌肉男”姿势也包含了他对人体形态的理想主义观点，这与宗教理念相关——上帝创造了完美设计的身体结构。

视觉艺术家已走上与安德烈·维萨里相似的道路，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画家和雕塑家们，他们培养了研究自然的兴趣，包括动物和人体的内部组成。达·芬奇在研究自然方面可能是最活跃的，他在1500年左右解剖了30余具尸体，并将他的发现记录于注释草图中。发现和解释人体内部解剖至今仍是视觉艺术的主题之一。而艺术家的眼睛可从不同于解剖学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将解剖细节整合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例如当代的艺术作品——克里斯蒂娜·博兰（Christine Borland）的玻璃肺或达米安·赫斯特（DamienHirst）的巨型雕塑。

人体运行的秘密：解剖学带我们走入人体的微观宇宙

文艺复兴重新打开了形态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大门。人们针对每个器官的形态都提出了相应的功能问题。安德烈·维萨里寻找心脏左右两半之间的连接管，试图证明盖伦的理论，即血液只能在动脉和静脉中离心流动。他找不到这种联系，便停止了探寻。

英国内科医师、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帕多瓦学习时选择继续探寻这个遗留的问题。安德烈·维萨里的后续研究者之一——西罗尼姆斯·法布里修斯（Hieromymus Fabricius）注意到人体的所有静脉都带有瓣膜。在许多动物实验中，威廉·哈维证明这些瓣膜确保血液仅通过静脉流回心脏。他认为血液在体内循环流动，即通过动脉离开心脏，通过静脉回到心脏。然而威廉·哈维却无法窥见血液如何从动脉流向静脉。他猜测存在组织“孔隙”，血液通过这些孔隙“溢出”。

在威廉·哈维提出的概念中，心脏不再是一个谜团，而仅仅是一个肌肉泵。根据他的发现，人体现在似乎也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机器，这种祛魅受到包括法国人笛卡儿在内的一系列哲学家的宣传，他们甚至迈出了更彻底的一步，提出“为何不把身体和灵魂作为独立的单元来探索”。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可以用更合理的方式研究和处理人体器官。科学革命由此触及了解剖学的进程。到18世纪，当解剖学家试图解释运动、新陈代谢、呼吸或蒸腾作用等不同的功能时，人体生理学也如形态学一样得以被系统性研究。

6张生物学记忆卡，20 世纪，未知艺术家（《人体解剖手稿》内页插图）

与此同时，解剖学带我们走入人体的微观宇宙。17世纪中期，第一台高倍显微镜验证了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假说。1668年，代尔夫特的布料商人列文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证实了博洛尼亚自然科学家马尔切洛·马尔皮吉（Marcello Malpighi）1661年的发现，即青蛙肺部可见到连接动脉和静脉系统的微小毛细血管。这个发现填补了威廉·哈维理论的缺失环节。除显微镜外，另一种研究人体精细结构的技术也流行起来。解剖学家将蜡或水银混合物注入动脉、静脉和淋巴管，以追踪它们的起源和连接。

特别是在研究静脉和淋巴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它们不仅有多种变异形态，而且似乎也难以找寻到标准形态的排列。隐藏于皮肤之下的躯体蓦然表现出未曾预料的个体特性。19世纪中期，学者们对淋巴系统进行了极其详细的描述，这些描述为《格氏解剖学》等教科书享有持久声誉奠定了基础。

艺术家以多种形式表达对基因学说的回应

不断增多的人体研究向更精确的视觉表现提出要求。尸体不同部位被标记为“湿标本”和“干标本”。标本作为解剖学插图的模板，帮助解剖学插图日益精进，这些插图常被印刷为真人大小，有些采用四色印刷。这些标本也成为制作解剖模型不可或缺的模板。

18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流行用蜡制作人体模型，早期女性解剖学家兼模型制作师安娜·莫兰迪（Anna Morandi）便在那里从事着她独特的模型制作事业。佛罗伦萨的拉·斯皮奥拉博物馆（Museo La Specola）是塑料解剖学中心，该机构旨在通过逼真的颜色和三维形态展示真人大小的人体解剖结构，从而向公众传授科学知识，但不需要令人不适的尸体处理过程。克莱门特·苏西尼（Clemente Susini）等解剖模型制作师可徒手工作，也可利用模具铸造蜡质模型；伦敦的医学模型制作师如约瑟夫·汤（Joseph Towne）等也使用模具进行制作。今天，艺术家们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展示身体造型的技术，例如罗恩·穆克（Ron Mueck）创作的巨型生命造型，他利用或放大或缩小的人体复制品来表达虚幻特质。

佛罗伦萨蜡质解剖模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揭示了复杂的解剖整体结构，但有着大波浪卷发、戴着一条珍珠项链的模型“解剖维纳斯”吸引了更多注意力。“解剖维纳斯”的腹壁和内部器官可以被移除，以显示她怀孕的子宫，里面容纳着一个完全成形的未出生的婴儿。早期现代（early-morden）的传统是使用解剖翻板，它可逐层展开以显示身体的层次，而翻板如今已变成三维图像。伦纳特·尼尔森（Lennart Nilsson）于20世纪60年代拍摄了子宫保护下的胚胎，受到观众认可，这类照片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

对人体解剖的三维复制艺术仍持续进行。当代最著名的解剖模型制作师——冈瑟·冯哈根斯，使用他的高效塑化技术制作横截面标本和塑料标本，尤其是人体较柔软的部分。而当冈瑟·冯哈根斯以“动态”姿势展示完整的人像雕塑时，解剖叙事有时似乎发生了变化，由此衍生出对人体解剖的更自由的解释。对许多旁观者而言，这位著名的解剖模型制作师的行为超出了寻常伦理可接受的范围。

至18世纪晚期，对人体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表明人体解剖并非总有规律可循，人体解剖学上的差异超出了可接受的变异范围。解剖台上的尸体显示出不规则形态、畸形、增生、结石和其他病理变化。越来越多的解剖学家开始对疾病和藏于皮肤下的瑕疵感兴趣。他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9世纪中期，在细胞被确认为人体最小的单位后，解剖学着眼于一个新的视角。细胞构成组织、结构和器官；数十亿个细胞组成了个体，一个可以用物理、生物和化学等新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的生物。19世纪后期，组织学或细胞生物学领域尤其鼓励研究子宫内的生命发源。解剖学家使用显微镜、精细的组织切片和薄蜡板来制作动物和人类胚胎各个发育阶段的放大图像。将各阶段的图像按照发育顺序排成系列，生命发育的动态画面清晰直观，令人印象深刻。

细胞含有完整的遗传信息，不仅能完成特定的任务，而且能够分裂、与其他细胞重新结合并传递遗传信息。同一个体中的细胞、同一物种中不同个体的细胞结构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种群的意义。人们开始注意到不同物种间的差异，并重新定义了物种的判定标准。根据人类的内在和外貌特点，可划分不同的种族；根据身体特征，如指纹或虹膜图样，可区分单一个体。后来一些人利用这种理论划分了等级体系，将其与“优生学”“种族”“种族纯净”等存在问题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的德国，这条生物学路线成为纳粹的强制绝育计划的导火索，随后是安乐死，最后是大屠杀。

1953年发现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即携带遗传信息的细胞结构，为细胞生物学带来新的分子视角，并最终促进了2000年左右的人类基因组解码。从发现DNA之后，实验科学一直尝试阅读碱基序列的文本来确定所有身体形式、功能和能力的来源。“生命之书”DNA谱写了自身的图像，而艺术家们也以多种形式表达对基因学说的回应。

未来的解剖学家可能会受益于更广泛的成像技术

19世纪中期的研究在阐明细胞形成的同时，开始确定什么可能构成人类“生命的能量”。100年前，科学家发现电是自然界中一种无形的力量，这引发了关于人体是否包含一种固有的“动物电”的争论。内科医师、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阿尔布雷克特·冯哈勒（Albrechtvon Haller）在1751年表明，肌肉在受到刺激时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即收缩，而神经能够以敏感的方式传递冲动。1847年，埃米尔·杜·博伊斯-雷蒙德（Emildu Bois-Reymond）提出人体是一个微型动力装置，能够通过某些肌肉运动产生电流。这种思考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现代的机械概念，即将人体比作工业工厂。

显然，生命的能量是存在的，但它们在身体中有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是可被诱导、释放和影响的精确的能量形式。这一突破性观点引发了一系列电生理研究，研究中，人体的电敏感性被测量、计数，并用图像记录和解释。1903年，荷兰生理学家威廉·埃因托芬（Willem Einthoven）制作了第一台可工作的心电图仪。192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杰（Hans Berger）认为他找到了记录精神能量的方法，但事实上他记录的是第一批脑电图。记录人体活动的图表在现代医学中很常见。

现代影像医学时代亦始于19世纪中期。细胞的发现主要是通过显微镜下的视觉辨认与观察。在混乱的重叠结构中，作为基本形式和功能单元的细胞被过滤并被观察者描述。时至今日，描绘细胞和组织的动画和彩色图像井喷，足以证明这些最小生命单位经久不衰的科学和美学魅力。

与此同时，1850年，在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大学，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Hermannvon Helmholtz）制造了一个简单的工具，可将光线反射到人眼并检查视网膜。眼底镜随即迅速传播于眼科医生中，它使得观察活体眼睛内部成为可能。其他可视化技术紧随其后。从1879年开始，第一批可操作的内窥镜进入市场。1895年，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发现了X射线，从而皮肤本身也不再是观察活体内部的障碍，仿佛人体变得透明了。到1900年，所有人体内外的医学图像都可以用一种相对较新的媒介——摄影记录下来，它提供了客观的表现。运动模式的研究因摄影图像序列成为可能。在电影发明之前，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就已经使用天文摄影相机来拍摄人类运动的多个连续镜头。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计算机的集成使医学成像终为虚拟形式。内部结构反射的声信号、X射线和电磁波可由敏感的探测器记录下来，并通过算法校准成分辨率不断提高的身体图像。首先是超声波技术，随后是1972年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磁共振成像（MRI）技术。这些成像技术不仅辅助诊断和治疗，而且为医学教学和研究提供活体的各部分的生动图像。人类可视化项目（Visible Human Project）对完整男性和女性尸体的超薄切片进行高分辨率扫描，这些影像学资料可通过互联网公共资源获得。

未来的解剖学家可能会受益于更广泛的成像技术；与此同时，艺术家们继续使用他们复杂的成像策略集中于人体创作。二者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的含义，以及保持人性。一些观察者意识到，越来越逼真的拟人态机器人和允许机器“思考”的人工智能的出现表明人类存在的定义可能变得模糊。

脑图，2016年（《人体解剖手稿》内页插图）

最终，人类的意识可能被移植到一个物理意义上非有机体的机器中。与此同时，基因工程将人体视为一组健康或不健康的细胞，可以被改变、纠正或改善，从而创造一个“超级人类”种族。这些给人类的本性和道德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技术发展会给我们的物种带来什么，但很明显，在解剖学家和艺术家不断探寻身体内部、了解人类自我的旅程中，人类这一物种的一切演变均会被仔细观察和记录。

原文作者/托马斯·施纳尔科

摘编/安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不容青史尽成灰——岛内各界纪念台湾光复77周年

新华社台北10月25日电（记者齐湘辉 黄扬）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纪念日。秋雨初歇，台北中山堂前，纪念台湾光复77周年的红色横幅在艳阳之下分外鲜艳。“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前摆满鲜花，人们驻足静思，鞠躬致意。

当日，台湾各界有识之士聚于台北中山堂，表达对抗日先烈的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活动由统一联盟党主办，劳动党、夏潮联合会、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中华基金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等团体百余名代表参与。

台北中山堂在台湾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77年前的今天，就在中山堂（当时称台北公会堂），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举行。5分钟的仪式宣告日本在台50年殖民统治彻底结束，宝岛重回祖国怀抱。

“当时，中山堂外正面前广场，就在我们站立的地方，挤满了群众，兴高采烈庆祝光复。”统一联盟党主席戚嘉林致辞时说，为庆祝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台北市民家家户户悬挂灯彩，相逢道贺。

“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的歌儿大家唱……不能忘，常思量，中华民族天长地久，不能忘。”在“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前，与会者高唱起当年的《台湾光复纪念歌》，并向纪念碑行三鞠躬礼，献花致敬。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仅要铭记历史，还要展望未来。”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长王正说，看到许多参加纪念活动的前辈大都白发苍苍，“作为青年一代，更觉时不我待。老中青三代要共同努力推动祖国统一，为我们台湾的下一代，争取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在离中山堂不远的一栋大楼里，另一场纪念活动正在举行。由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台湾妇女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台湾光复77周年庆祝大会上，多个台湾抗日家族的代表深情讲述先辈抗日事迹，缅怀那段“热血沃宝岛”的历史。

当年，无数台湾爱国志士从武装抗日到文化反日，从参与辛亥革命到回大陆投身全民族抗战，用鲜血和生命守卫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当时人口不过几百万，被杀数十万，好不容易迎来光复，历史不能忘记！”说起台湾抗日史，雾峰林家后人、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创会会长林光辉十分激动。

“77年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拜祖先，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屏东萧家后人、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理事长萧开平感慨地表示，了解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侵占台湾的屈辱历史，才能认识到有强大的祖国方能免山河破碎，也更能激发出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操。

最让与会者意难平的是，台湾光复的历史被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刻意淡化、抹去。很长一段时间，10月25日在台湾是规定假日，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但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期间，放假被取消，进而“光复节”被废弃。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后，当局不再主导庆祝活动。

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在中山堂前致辞时表示，当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先贤先烈坚持民族大义捍卫家园的英勇情操，为台湾同胞树立了爱国主义的典范。当前，面对“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妄图破坏中国统一进程，我们要通过纪念台湾光复让台湾社会更深刻体会到，只有完成祖国统一，台湾才算真光复。

台湾《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欣表示，每年我们在中山堂前纪念台湾光复，就是提醒自己，也是告诉社会大众，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绝不允许“台独”分子勾连外部势力，让两岸继续分隔。

在台北，“庆祝台湾光复77周年特展”正在举行，展出了《七省沿海图》全本、《马关条约》全本、“台湾光复致敬团祭黄帝陵文碑”拓文等历史文献资料。

在台中，“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巡回第41站正在雾峰林家举行，大量图片和史料，呈现了1895至1945年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程。

“不容青史尽成灰，不信春风唤不回！”萧开平说，“我们今天纪念台湾光复77周年，不仅要宣扬爱国爱乡的民族情操，更要为两岸统一工作铺设道路。期盼祖国统一早日实现，将最后一块山河补回祖国大地。”

36氪首发｜在线协作工具Fabrie完成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面向全球设计市场的设计白板+多维表格

36氪获悉，面向全球设计市场的在线设计协作工具「Fabrie」已于近日完成了Pre-A 轮融资，这是继今年3月Pre-A轮后的又一次资本加持。本轮由鼎晖VGC投资与红杉中国种子基金共同领投，老股东火山石投资与BAI资本也加码跟投。云桥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

以“在线白板 多维表格”作为主要产品形态的「Fabrie」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面向全球设计师市场的设计协作平台，致力于帮助全球超过1亿名来自各个细分行业的设计师、及其上下游协作者，在一个无边界的空间内更好地解决多元化需求。

全球范围内，在线白板工具正在作为一种新兴的“工作场所”迅速增长。其中，FigJam的上线甚至一定程度上引发了Adob??e对Figma价值200亿美元的收购。尽管白板工具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但随着垂直细分领域的扩张、用户习惯的养成、实践场景案例的出现，其成为主流远程办公产品不过是近两年的事，市场增长空间非常可观。快速崛起的Miro、FigJam等一跃成为了协作领域的焦点，Miro更是在两年的时间内，用户量从500万增长到了4000万。

“从产品形态来说，无边界在线白板能更好地解决设计工作中物理白板或桌面空间限制，内容表现方式受限，表达力被束缚的问题。”

「Fabrie」创始人Dabo告诉36氪，说到白板，大众更容易联想到思维导图工具，但相比于这类工具，白板工具所承载的内容与信息形式更加丰富，且在协作和交互上更加直观与便捷。

Dabo本科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的产品设计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和帝国理工的创新设计与计算机图形方向，在伦敦与上海从事多年设计工作。根据Dabo的洞察，设计团队内的角色正在逐渐“去明星化”。随着行业逐渐成熟，个人专精于垂直领域的趋势也使得团队内或跨团队的设计协作变得更加重要。 同时，跨行业的学科也给了他一个多重的视角：工具和技术如何解决设计师的痛点。

作为在线白板中为数不多面向垂类用户的产品，「Fabrie」可以被看做是设计工作室里“那面铺满了设计稿的墙的虚拟化身”：它承载着一个设计项目从头到尾的所有设计文档与流程，以及团队的轻量化数据库，并会以视觉化的方式分享给团队成员。传统的思维导图、笔记等只是其中承载信息的工具之一，而设计师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信息交流更便捷、更加完整、且不会“拖垮灵感”的协作空间。

在线白板 多维表格，专注设计协作

“但是，设计协作需要的又不止是一个白板工具。”

图片来源：Fabrie

在2020年项目启动之前的用户调研中，Dabo发现，设计师用户往往会将Miro与Notion、Airtable等组合使用，从而弥补白板工具对于结构化信息承载能力的缺失，但数据不互通和切换的低效也是很多设计师用户对在线白板不满的主要原因。

因此，「Fabrie」以“无边界白板 多维表格”作为产品形态，将轻量化数据库的能力服务于设计管理和落地环节。而在产品功能方面，「Fabrie」首先考虑到了设计文档的存储问题，结合传统微信与网盘存储“共享但不直观”、本地存储“快捷但不共享”的痛点，在实现云端共享的同时做到了“无视文件格式”的直观性，就像真实空间中的一面墙一样，并能将PS、AI等专业格式的设计文件直接渲染出来，让设计师以及非设计师在纵览的时候都能忘掉格式问题，实现信息实时与异步共享。

另一方面，设计协作的价值建立在越来越成熟的用户习惯认知之下。如今，新一代协作工具已经颠覆了Office全家桶、Adobe全家桶等办公软件“本地文件化”的协作与传输理念。从Notion到Airtable、Figma，链接即文件、多人实时异步协作、互相集成这些产品特点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云数据库与工作空间的概念正在代替办公软件。

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通用类工具也变得大同小异了起来。比如，自Notion之后，协作文档蜂拥而至，但即使是做到了不错的产品精度，也会因为没有呈现出颠覆性的理念或不够聚焦而缺少竞争力。

“「Fabrie」的核心壁垒，来自于对设计场景的专注。”

在Dabo看来，聚焦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通过引入像Airtable一样的多维表格，更加垂直和专业的设计模板市场，以及不断上线设计相关的插件工具（比如近期上线内测的AIGC功能，也让「Fabrie」成为了国内首家引进AIGC技术的设计白板工具），都将为新一代设计场景带来创新与变革，白板形态的设计协作工具有机会将百家齐放的AI能力汇总于一身，用工具的强强联合，去拓宽设计师想象力和表现力边界。

另外，相比其他在线白板工具，「Fabrie」排除了可有可无的通用性功能，使得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例如，在快捷键设计、图形缩放交互逻辑等细节方面，都根据设计师在使用传统设计软件时培养的使用习惯进行了适配。

反观海外，即使是被「Fabrie」视为对标产品的Miro，从场景上来看，也存在过于通用、缺少对核心设计场景的支持等问题，如不支持部分专业格式文件、缺少更加结构化的信息管理功能等。

而在行业Know-how方面，聚焦设计的专业模版市场则对应着「Fabrie」在服务设计行业的过程中所自然积淀出来的需求场景，不仅能够给设计师带来明显的效率提升，还能降低践行设计方法论的成本，让思考升级。目前，「Fabrie」已经在鼓励深度用户分享自己的案例模版，未来会形成一个围绕模版存在的设计师社区。

图片来源：Fabrie

“Fabrie AI：将AI融入工作流，重塑设计工具价值结构。”

随着像 Stability 和 OpenAI 这样的公司通过 API 向开发者发布更新、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2022年逐渐成为了AIGC工具的高光时刻。Fabrie也将全面拥抱人工智能的新时代，将各类AI功能融入设计工作流中。

目前「Fabrie AI」已上线了文字生成图片的功能，并已在故事版、Moodboard、概念图、插图与海报制作等场景中被大量使用。未来Fabrie AI将上线更多AI插件或功能，通过将AI能力与常规白板与表格的编辑能力组合，提高设计师的工作效率，减少重复执行量。

立足全球市场 PLG模式

“我们从Day one开始，就致力于做全球市场。”

Dabo表示，「Fabrie」在桌面端内测后不久，就上线了海外版fabrie.com，同时，基于国内用户的办公和对接主流环境的考虑，目前也刚刚上线了内测版本的微信小程序。

图片来源：Fabrie

从整个设计行业来看，全球市场的设计工作流程都遵循设计思维的基本框架，尤其在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等与生产制造高度相关的设计行业，本身就已经存在天然的全球化协作网络了，并不存在太高的本土化文化壁垒，因此作为协作工具的「Fabrie」也自然而然地需要去服务全球市场。

结合工具化的特点，从整个国内企服领域来看，在线协作一直是最被看好能跑出PLG模式的赛道之一。而「Fabrie」自今年正式上线以来，用户增长迅速，过去三个月内保持了超过30%的月均增长，其中前10%的日活用户平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5-7小时，用户粘性表现不俗。「Fabrie」将于明年初上线付费版本，分为免费版、团队版和企业版。

团队方面，目前「Fabrie」已有近40位团队成员，平均年龄27岁，核心成员来自于阿里、字节、百度、携程等企业，以及帝国理工、皇家艺术学院、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杜克、央美、上交、复旦等学校。

目前「Fabrie」覆盖了视觉设计、交互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建筑与空间设计等行业，深入不同领域细分场景，弱化设计团队的协作的沟通壁垒，让信息资源共享更为流畅。其用户群体不乏全球知名设计公司、设计院校师生等。

“设计不只与设计师有关，设计工具也不应该只服务于设计师。”

在「Fabrie」团队看来，Fabrie社区中的用户，不仅是一群为解决设计问题孜孜不倦、敢于突破边界，且具有实验精神的设计师，也包含了与设计师们紧密合作的上下游角色，包括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结构工程师等。未来，「Fabrie」将会进一步挖掘不同细分设计行业的需求和场景，从而提高设计项目的协作与管理效率。

三星堆文物上新：解开古老文明源头之谜

三星堆给世人带来的惊喜还能持续多久？考古工作者正试图用阶段性考古发掘的成果，把这个答案补充完整。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阶段性成果——铜猪鼻龙形器、顶尊蛇身铜人像、龟背形网格状器等数件器物首次亮相，再一次吸引大众眼球。

长久以来，因器物造型独特夸张，一些人猜测三星堆某些文物源于域外文明。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则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这也实证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发现，但不超出“旧体系”

1986年，考古人员发现并发掘了三星堆1、2号坑，最近在两个坑旁又发现了3-8号坑。这8个坑有6个属于同一类，都是有规划的宗教祭祀器具的埋藏坑。最新考古成果显示，新发现的6个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据介绍，古代重要文物一般出土于墓葬和窖藏，一些古人将生前使用过的器物放进墓穴陪葬，战乱时期，也有古人把使用过的器物埋进地下，进行窖藏，待平息之日再取而用之。

不同于这两种出处，“这些文物都来自三星堆遗址一个特别场所的特别空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介绍，特别场所指的是三星堆人的祭祀区，特别的空间指的是祭祀区的神庙。

孙华表示，当初在埋藏坑附近存在专门的祭祀场所，其中还有神庙一类地面建筑，神庙中供奉神像，陈列着祭献用品和仪式用具。墓葬和窖藏出土物几乎都是日常人们的礼仪用器和生活用器，神庙的像设和供奉用器很难保留到现在，三星堆的神庙遗存是独一无二的。

在最新的阶段性考古发掘成果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

“这种类似的神兽可谓中国最早的翼兽。翼兽最早见于近东两河流域，大多造型为翼牛、翼狮等。也有专家认为三星堆出土的怪兽造型，像是独角翼马，并称当时西亚的少数器物，经由大草原向中国传来。所以，之所以有这种奇特兽类造型，可能是造型者道听途说的，他们听过，但没见过远域翼兽的真正形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教授郭立新说。

铜巨型神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除了“机器狗”铜巨型神兽，新发现里还有“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等数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有些器物是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

虽然是新发现，但孙华表示，此次出土的文物仍然不超出此前1、2号坑所出器物的“旧体系”。按照这个体系，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可以分为三类：人首鸟身的神像和青铜神树；为神服务的铜人像；供奉用器。

“这几个埋藏坑是一体的，有些器物放在这个坑，有些放在另外的坑，这也正常。这些新发现，实际上补充了我们对祭祀坑出土器物数量、种类的认识。”孙华说。

早些时候，1、2号祭祀坑曾出土4个戴黄金面罩人头像，其中2个有辫子，另外2个没有辫子。孙华先前曾经推测，4人是三星堆统治阶级的4个代表，分别代表有辫子和没辫子的贵族集团。但此次在8号祭祀坑中又发现了戴黄金面罩人头像，这意味着统治阶级的代表可能不止4人。

考古人员还发现，在8座祭祀坑的周边，有大量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其中出土了金器、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等文物。据介绍，这里面有像是带着翅膀、尖耳朵、凸眼睛的小神像，也有头发一部分向前、一部分向后卷着的小石人。负重跪着的石人，身体健壮，穿着短裙，头发梳成几股。

考古人员还在8号坑发现一些头发梳成几缕、向前或向后卷的铜像。其中既有尖耳朵、凸眼睛的小神像，也有与人特征一致的小人像。头顶圆尊人首鸟足且足踏鸟形云朵的神像，穿着短裙，应为那三尊人首鸟身、凸目尖耳大神服役的神像，其身体造型就好像以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一样。

“在三星堆人物形象中，地位最高的应该是像大铜立人像那样穿着长衣而不扎腰带的人，穿短裙、扎腰带的人地位不高，为什么有些铜人像头发也要像神像一样，头发分几缕卷起呢？是不是因为他们为神服务，为了取得神的认同，有意打扮成神的样子呢？这都需要根据材料进一步分析，才能得出结论。”孙华告诉记者。

金面罩铜头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三星堆文明发展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基本同步

出土的象牙似乎成了“常客”。在此次发掘中，又发现了大量铺在器物之上的象牙。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总工程师谢振斌告诉记者，出土的象牙，需要采取应急性和预防性的保护方法。“要控制好温度和湿度，若出土文物失水过多，其修复保护的难度也会加大。”

早期军营门口都立“牙门”，树“牙旗”，以猛兽的牙齿来彰显勇猛的守卫。后来牙门也用于称呼官署，以后才改为“衙门”。三星堆埋藏坑在器物层之上埋藏象牙，有可能是用象牙或大象守卫埋藏坑的含义。孙华认为，当时神庙的门口和两侧，说不定就摆有成排的象牙，或者有真正的大象立在两旁。

祭祀坑的象牙从何而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表示，通过科技考古分析和研究，目前可以推断象牙来自亚洲象，但从何而来，包括具体区域分布，需要进一步探索。

K4出土的象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郭立新也提到，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中，就出现过象形图案陶塑，这或许可以证明当时长江流域是有大象的。

在某种意义上，关于象牙的探究，也联系到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即三星堆文明的溯源。长期以来，这是个被不断论证的问题。但专家们一致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吸取了黄河夏商周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的一些因素形成的。

根据传说、共同地域、文化连续性等，专家们推测，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遗存，三星堆文明就是古蜀文明。

“蜀”是一个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古代王国的称号。孙华介绍，古蜀文明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是前三星堆文化时期；然后是三星堆文化到十二桥文化早期，这时的古蜀文明迎来第一个高峰；此后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中期，古蜀文明开始历经低谷；最后到战国时期，古蜀文明又迎来了一个高峰。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到达第一个高峰，此后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迎来第二个高峰。孙华认为，这说明三星堆文明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基本同步（时间上略为滞后），类似于母体和子体的关系。

郭立新提到，与三星堆文明大体同时的是汤商王国和殷商帝国，两商文明是中国同时代文明的主导者，汤商的核心位置在江汉平原，以盘龙城为中心。当时形成了一个以汤商王国为中心和枢纽的、以贵重物品为主要交换对象的大型远程交换贸易体系，位于其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南部的虎国，都是这一交换贸易体系的重要参与者。

借由该体系，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方式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礼制实践有趋同趋向，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的主流来源。

受殷商文化影响最突出的表现还是在青铜器上。在最新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文物中，其3、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一些玉器反映的精神文化内涵，生动地表达了汤商的信仰体系。另一方面，三星堆文明也直接传承了宝墩文化的因素。”郭立新告诉记者，在成都平原上，在三星堆文明兴起之前，还有一个同属于稻作文明的宝墩文化。稻作文明发生且成长于长江流域。所以，三星堆文明成长的土壤是长江流域上古文明体系，其本身也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一些外来文明因素也掺杂其中，例如，地处内陆的三星堆遗址出土过海贝饰品，专家们推论像海贝这类小物件应该来自印度洋。

孙华解释，三星堆文明的主体来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它不是原生，而是次生的文明。三星堆文明也存在远距离的文化交流，从目前来看，这种远距离的文化交流指向古老的丝绸之路。

铜神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祭祀坑埋藏年代确认为商代晚期

出土文物的制作年代、使用年代和祭祀坑埋藏的年代，是不同的概念。“祭祀坑里有些器物铸造早，制作完后在神庙里又摆放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埋藏的时间却比较晚。”郭立新说。

因早期检测手段和认知水平受限，三星堆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界定也备受争议。取样样本少，样本不合适，会直接影响推测时间。“即使是一棵树，我们用碳14测年，分别用树皮和树心作为样本，其检测结果也可能相差很大。”孙华举例说。

对于三星埋藏坑的年代，早先有专家以政治事件为背景，从开明氏取代杜宇氏，将埋藏坑埋藏年代推断为春秋时期；还有专家以坑内出土年代最晚的器物为依据，论证其年代在商王武丁时期。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年代最晚的器物或许还沉睡在坑里，没被发掘出来。

孙华表示，从新发现的文物来看，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年代有早有晚，主要集中在殷墟中期，商王武丁阶段前后，其中出土文物年代以商王武丁前期的居多。从埋藏年代来看，可以推测在殷墟晚期，比公元前1100年还稍晚些。

“如果埋藏年代是在公元前1100年至1050年之间，这个年代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此时正是商王朝衰落，周王朝崛起的年代，根据这个背景，三星堆的神庙被烧毁、埋藏坑的形成就可能与当时三星堆王国内部的纷争有关。或许在选择亲善对象方面，有的贵族赞同依附商人，有的贵族主张支持周人，不同的政治主张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三星堆国家的动乱。”孙华认为，当考古测年将三星堆的年代确定在商代末期，就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分析，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三星堆文化。

后来，考古人员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明确几座坑的埋藏年代大概率落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尚未提取的黄金面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显示，考古人员又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

考古人员认为，出土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存在打破关系的5号坑和6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30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截至2022年5月，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中，3、4、5、6号坑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3、4号坑已进入整理阶段，5、6号坑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7、8号坑正处于埋藏文物提取阶段。

这也意味着，三星堆文明创造的惊喜还在继续。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白爽 校对 王心

主席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七次站在十字路口，次次正确抉择

作者：相忘于江湖

主席是新中国的第一奠基人，也是36位军事家的领头雁。

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主席足以跻身中国十大杰出人物之列，和凤毛麟角的极少数历史人物并驾齐驱。

从横向的世界范围来看，主席也被公认世界近代十大伟人之一，与之相提并论的人，有圆月弯刀的土耳其之父阿塔尔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美国唯一四任总统的罗斯福，苏俄“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列宁，印度“圣雄”甘地，以及获得诺奖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等。

主席的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选择。这一地位的奠定，是通过主席带领我军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次又一次独具慧眼的抉择，让革命避免多走弯路更早迎来了黎明。

纵观我军发展史，至少有七次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都是主席指明了前进方向。

开国大典

我军发展史上第一次抉择：革命主力军是工人还是农民？

在我军发展的萌芽期，绝大多数创始人都把目光聚焦在了条件更好的大城市，把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定位于“一无所有”的工人。这些革命先驱包括：陈独秀、李立三、王荷波、罗亦农、赵世炎、蔡和森、邓中夏、苏兆征、项英、邓发、林祥谦、李启汉、杨殷等人。

在当时，能够潜心研究、深度调研、冷静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并不多见，这个特殊国情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农村和农民为绝对多数的农业社会，4亿人口中农民占80%达3.2亿人。

而认准革命一定要依靠农民的，只有主席、澎湃等极个别人。

出身农民的主席，读书期间就非常关注农村。当时，许多有志青年纷纷选择到日本、欧洲勤工俭学，参与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的主席，完全有条件“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是，主席却认为：对自己的国家了解还不够，把更多时间花在农村更有益处。

所以，第二位领导人瞿秋白把湖南的主席和广东的澎湃，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恰同学少年”

我军史上第二次抉择，面对倒行逆施是妥协忍让还是强硬反击。

第一次国共合作，尤其是创办黄埔军校和北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的“蜜月期”，我军借助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在北伐军的军、师、团等各级党代表位置，安排了一些我方人员。

但是，我军真正掌握的武装力量，只有第4军的叶挺独立团。

结束第一次大合作“蜜月”的，是北伐开始前的“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蒋氏命中山舰开到黄埔，又“贼喊捉贼”逮捕舰长李之龙等大批我方人员。同时，解

除省港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面对这一倒行逆施，主席、周公等建议牙还牙、采取强硬态度，但被一心妥协的陈独秀断然拒绝，从而埋下祸根。

随着北伐顺利推进，周公、罗亦农、赵世炎领导上海80万工人罢工，带领5000工人纠察队起义成功，占领上海。在大好局面下，陈独秀再次拒绝主席、周公等发展武装的建议，解散了工人纠察队。

我军史上第三次抉择，是占领大城市还是去当“山大王”。

工人纠察队解散，失去武装等于折断了飞翔的翅膀，很快上海、南京等地的革命者和群众就遭到了蒋氏的血腥大屠杀。而随着武汉汪氏的同流合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1927年“八七会议”，来自莫斯科的代表罗明纳兹第一个批评了陈独秀，随后张太雷、蔡和森、主席和任弼时等人也先后发言予以批评。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提出了“枪杆子”论断。

随着陈独秀下台，他的翻译瞿秋白意外地被莫斯科指定为继任者。

会议把全国划分为三大局，还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北方局书记王荷波，南方局书记张太雷。瞿秋白提议主席留在武汉的长江局，但是主席“住不惯高楼大厦”，被派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周公、李立三、谭平山等到江西领导南昌起义，但是起义军到潮汕地区寻求国际援助的计划没有成功。主席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攻打长沙遇挫后上井冈山当起了“山大王”。

主席接地气的“上山”，为南昌起义余部准备了落脚之处，成为革命转折点。

主席在延安

我军史上第四次抉择，是列堂堂之阵还是“打游击”。

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看似平淡无奇，却是集中了朱老总、林总等红军将领的集体智慧，而主席是“十六字诀”的集大成者，也是游击战的践行者。

正是依靠“十六字诀”，江西苏区才有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大革命时期，徐向前和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大杀四方，兵力一度达10万之众。但是实力最强的还是江西苏区的红军，巅峰时期总兵力超13万人，占全国红军总数的40%以上。

但是，李德、博古进入苏区后摈弃了“十六字诀”，也加速葬送了根据地。

长征路上，接连在四道封锁线损兵折将的红军，痛定思痛后，在遵义重新让主席出山。这才有了土城攻坚不利后的“四渡赤水”。而被林总抱怨“走弓背”的大踏步进退，不过是游击战的升级版而已。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主席又在洛川会议将“游击战”这一古老战法升级为3.0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最终，“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军。

主席转战陕北

我军史上第五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是主席的“孤身赴渝”。

抗战胜利以后，一心独裁的蒋氏连发三封急电“邀请”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

蒋氏底气十足，是瞅准了局面对他们有利：主席孤身犯险，毛人凤的特务机关就可以趁机下手；主席不去，他们就可以大肆宣传延安没有和平诚意。无论去或不去，他们都可以趁机调兵。

当时，不要说各大根据地的军民，除了朱老总等也不同意主席冒险。

但是，蒋氏的“一箭三雕”却被主席视为无物，到重庆反而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他们连谈判文本都没准备。而柳亚子、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中立人士，无不被主席的“弥天大勇”所折服。

我军史上第六次抉择，是指挥中枢撤离陕北还是打“蘑菇战”。

解放初期，我军五大战区东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和陕甘宁晋绥（即陕北），就数主席所在的陕北地区敌我兵力最为悬殊。彼时胡宗南手里有30万重兵，而西野不过2.6万人马。

当时，包括四大书记和彭总在内的广大军民，都希望主席东渡黄河，进入兵强马壮、腹地和回旋余地更大的晋冀鲁豫或者晋察冀根据地。但是主席坚持留在陕北，给其他战略区减轻压力。

主席和指挥中枢被胡宗南、刘堪等敌军尾追堵截，多次陷入绝地。但在彭总和广大军民的掩护下安然无恙，除了一点点运气之外，最大功臣还是“蘑菇战术”，也就是“游击战”的4.0版本：

牵着敌军鼻子忽南忽北、忽东忽西，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最后以逸待劳围而歼之。

我军历史上第七次艰难的抉择，是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

当时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灾害和战争，百废待兴，东南沿海和西藏尚未完全解放，实在没有精力支援邻邦。而人民军在之前也没有和主席透露半点战争的苗头，我军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这是主席一生最艰难的抉择：坐视唇亡齿寒，还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志愿军入朝参战

此时，包括林总在内的绝大多数持反对意见，但是主席毅然决策出兵。在当时，坐拥攻克柏林、横扫关东军的强大苏军，斯大林都选妥协。麦克阿瑟、杜鲁门之流更想不到，志愿军会跨过鸭绿江。

抗美援朝我军打的是“气”，最终在“三八线”战胜了美韩联军的“钢”。

在我军发展史上，除了主席这七次独具慧眼的历史性抉择，还有勒紧裤腰带也要发展“原子弹”的破釜沉舟，也有三代人前赴后继，发展航母的持之以恒，更有面向太空和未来的“东风快递”系列。

主席七次十字路口的关键抉择奠定了历史地位，也是我军走向辉煌的一块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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