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什么时候维护完(一句闲聊挽回3.7万元)

闲聊什么时候维护完(一句闲聊挽回3.7万元)

闲聊什么时候维护完文章列表:

• 1、一句闲聊挽回3.7万元
• 2、历史上的明朝与八百媳妇国的故事
• 3、警惕家长群5大诈骗陷阱，老师家长要当心｜安全公开课
• 4、肿瘤医院旁的理发店：有些人来不及戴上假发，就不在了
• 5、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执著找党记

一句闲聊挽回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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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闲聊”挽回3.7万元

“同志，帮忙取三万七千块钱。”

“大爷，您今年有70了吧，骑着三轮车取这么多现金太不安全了。家人孩子用钱的话您可以办理转账，方便又安全。”

“人家说了，只要现金，你快点给我取吧，去晚了这些钱就买不着那腰带了。”

5月6日上午，一名老人到乐陵农商银行胡家支行取款3.7万元，柜员通过和客户“闲聊”了解到客户取款只为买一条腰带时，猜测到客户可能受到了诈骗，于是向会计主管、支行长进行了汇报。

通过了解，老人取款是为了买一条治疗“脂肪肝”的腰带，而且对方只要现金，不接受账户转账及微信等方式付款。由于腰带治疗“脂肪肝”明显不符合医学常识，由此判定老人确实受到了诈骗。经过苦口婆心地劝说，老人最终放弃取款的念头离开网点。

原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时，下午三点多老人再次来到网点，坚持要取款。出于维护客户权益的考虑，网点工作人员轮番劝说老人不要上当受骗，有疾病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但老人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被骗、对方是为自己好。

支行行长王学亮在联系客户子女及所在村庄支部书记无果后，向网点隔壁的派出所“求助”。派出所安排两名民警到现场处理，经过耐心规劝，客户在联系其儿子后才再次放弃取款。

乐陵农商银行通过“多问一句话”的形式，了解客户资金动向，防止被诈骗造成损失。自2021年10月份以来，累计拦截网络诈骗案件3起，涉及金额27.5万元。（王学亮 郑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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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俺们村的人一样”

近期，村里集镇战马张家村村民巩先生将一面印有“蓬莱农商好同志 帮我灭火好心肠”的锦旗送到蓬莱农商银行村里集支行，并自豪的与周边百姓介绍到：“俺和张大哥虽不是一个村子的，但他就像俺们村的人一样！”

巩先生说的“张大哥”名叫张保飞，是蓬莱农商银行村里集支行的一名客户经理，说到村民给他送锦旗，还要从一场火灾说起。

4月21日上午接近10点，刚刚完成驻村办公的张保飞驾车准备从战马张家村回到镇上网点，途中，远处升起一阵浓烟，隐约还能看到火苗，张保飞见状立即停下车向他们奔去。原来，是一块空地发生了火灾，起火点北面紧邻巩先生闲置的住宅，西面不到20米就是巩先生的养牛场，南面是村中的幼儿园所在地，不及时控制扑灭火苗，当天的大风很有可能让火情进一步扩大。

此时，巩先生和幼儿园的负责人正在一旁的沙堆扬沙灭火，张保飞随即找来铁锹加入他们。在三人近半个小时的持续奋战下，火苗被一直控制在原点直至全部熄灭，三人还对起火点进行反复浇水，在确认安全后才离开。中午回到单位的张保飞，自己在宿舍换下一身烟味的衣服，上面还有几处被火苗烧的洞。

由于火情处理及时，巩先生及周边村民并未受到任何损失。那次“合作”后，巩先生一直要上门感谢张保飞。但因疫情防控管理要求，一直到5月初才得以实现。

“我这几年养牛，钱周转不开的时候就来你们农商银行，张大哥介绍我用‘信e贷’，我贷款不仅不用任何抵押，而且在手机上随借随还，让我生意方便了不少。这次张大哥又和我一起扑火，我的20多头牛和房子都没事儿，真的十分感谢他！也感谢你们农商银行！”巩先生激动地对网点工作人员说。（吕建旭 常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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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银行小伙子们，好样的

“快看，那边树下的杨絮着起来了，快停车！”急切的话语从高唐农商银行清平支行副行长赵安嘴里脱口而出。

5月5日，正好有客户申请贷款，清平支行赵安和朱竞邦为方便客户，两人自行驾车前往由庄村进行贷前调查工作。在返回支行的路上，他们突然发现路边着起了熊熊烈火，一片黑烟腾空而起，且火势蔓延极快。

两人没有任何犹豫，第一时间报警后。赵安赶忙打开车辆后备箱，从自己的车上拿下了车载灭火器，对准着火地区就喷了过去，朱竞邦则顺手拿起带满绿叶的树枝不停扑灭火苗。这时，镇上的灭火队也来到了现场，尽管两人被火烤的满脸大汗，浓烟熏得睁不开眼睛，两人始终坚持配合救火队一起开展救火工作。

直到消防队赶到现场，看到火势逐渐熄灭，两人才悄悄离开了现场，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延飞）

历史上的明朝与八百媳妇国的故事

明初，位于现在泰国北部的揽那王朝，被称为八百媳妇国。它兴起于13世纪末。洪武二十四年，明朝开始在这里设置官署，形式上确立了藩属关系，并日益加强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明初，在今日泰国的版图上，并立着三个相对独立的政权，即：一、以南部阿陀耶城为中心的暹罗王朝；二、以中部城市宋加洛、彭世洛为中心的素可泰王朝；三、以北部城市清迈、清莱为中心的揽那王朝。明朝史籍将揽那王朝称为八百媳妇国。因世传揽那部落酋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八百媳妇，又称八百国。对于八百国的国王，明朝人称其为“刀揽那”，泰国史籍称其为“揽那泰”，可能是同音之转用。八百国兴起于13世纪末，相当于中国的元朝。

据历史记载， 自洪武二十一年至正德八年（1388 —1513），八百派使节到中国朝贡计有33次，明使回访4次。在《明史》中， 八百被列入《云南土司》条目中，而并非列入《外国传》中，由此亦可见八百已成了明朝的“内属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区域”。首先，明政府承认并维护八百统治者对所控制地区的权力。但也在此设置官署，授予八百国王以明朝的印诰、冠带、袭衣。明朝从何时在八百设置官署， 史书记载不一， 本人倾向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因为在3年前，八百曾派使臣向明入贡， 这是明建国后首次与八百的接触，并开始初步了解了八百的情况。此时，八百也已从发展的顶峰逐渐衰落下来。它虽然仍控制着泰北，但南方强大的暹罗已对它形成了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形势，八百很希望依靠明朝为后盾，而明朝也希望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于是，始有洪武二十四年八百大甸军民宣慰司的设置。

永乐二年（1404），明曾将八百改封为二个军民宣慰司，“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司，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员外郎左洋往赐印诰，冠带，袭衣，命五年一朝贡”⑸。但明政府将八百一分为二显然是一种错误，其原因是不熟悉八百国情。当时的八百国王居清迈（即明封的八百大甸）。清迈成为八百都城始于1292年国王莱那征服女王国后。而清莱（即明封的八百者乃）只是八百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八百王族的发祥地，1329年，八百第三个国王刀线甫曾一度将国都迁于该城。但几年以后，继位的国王福道刚又将国都迁回清迈。因为该城地位重要，永乐年间八百国王刀招散才派他哥哥留守。明初，也许朝廷中的一些官员误认为它是独立政权，才导致两分八百之议。然而，不久当弄清事实以后，明就将八百者乃宣慰司废除了。

得到明朝的封赐后，八百国王刀招散立即遣使到北京贡马及方物，表示感谢。由于八百国王接受明的封诰，也就从形式上确立了八百为明藩属国的地位。自此以后，明政府极为重视与八百的关系，如永乐二年“置云南木邦、八百大甸军民宣慰司经历，都事各一员……以云南各处土官不识中国文字，遇有奏报不谙礼体，命吏部各置首领官，择能书练于字事者兼任之”⑹。宣德时，又在会同馆内设八百馆，负责接待来中国朝贡的八百使节。在八百馆中，由八百教师蓝者歌负责讲授文字，蓝本人曾是八百使节，后为明政府所聘，留在中国⑺。八百国王不仅经常派使节入明朝贡，而且每当国内新王即位或发生其它大事，均告诉明朝，希望得到明的支持。甚至明万历十五年（1587）清迈被缅军占领，八百已分裂后，逃到清莱的一些王族仍致书明朝，要求派兵援助复国，重新恢复八百版图。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明末八百并入暹罗版图时为止。

其次，明接受八百朝贡，并给予大量赏赐，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往。八百自从与明朝交往后，曾入京朝贡33次，每次使团都将八百所产的象、象牙、马匹、犀角、药材及金银器等献给明朝的皇帝，或由明朝官方收购，而明朝则以赏赐的形式给八百大量钞币、纱、棉、绢、瓷器等物品。对于八百入明的使节赐宴丰盛，还不时送给衣服、绸缎等日用品，以礼相待，优渥有加。为保证与八百联系的正常进行，明曾规定八百三年一贡，属于最优惠国待遇，每次都发给八百使臣信符，勘合凭证和金字红牌，并令沿途地方官，护送使节，以免发生意外。当时，由于东南亚半岛各国经常发生战争，明政府送给这些国家做为朝贡贸易凭证的勘合与红牌经常丢失，影响了与明朝的往来。但当八百禀告明朝丢失红牌以后，明立即予以补发。在正统十年（1445）、景泰二年（1451）和成化二年（1466）就曾三次补发给八百勘合与红牌，使之顺利入明朝贡。

从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看，八百与明朝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警惕家长群5大诈骗陷阱，老师家长要当心｜安全公开课

近期随着学校开学，骗子冒充“班主任”混进家长群收学费、家长被盗号、群里遭病毒侵袭等各类诈骗“陷阱”频出。家校群管理有哪些隐患和漏洞需要注意？又该如何避免？随教育小微一起来看↓↓↓

这五大“陷阱”要绕行

社交网络上的隐患、漏洞必须引起各位老师、家长的高度重视。以下最易中招的危险套路一起了解。

①地毯式网罗各种群信息：

“骗子”大多是规模化撒网式搜索“班级群”“年级”等关键词，钻了开学季，新生家长和班主任刚建群，彼此不熟悉的“空子”，化名“某某家长”偷偷潜入群。

②浑水摸鱼获取进群二维码：

有些骗子蹲守校园门口，通过与其他家长闲聊、套近乎的方式，向家长索要班级群的二维码。或者混进新生家长会，趁机扫描张贴的二维码，很多群聊设置并未开启“群主确认”功能，骗子就此进群。

③通过私聊进行针对性诈骗：

有的骗子会利用QQ群不是好友的两人可发起临时会话这一功能实施诈骗。骗子在家长同意后，就会发来收款二维码。有的家长觉得不好意思，也没有追根究底去打听收费详情，就草草付了钱。

④抓住时间差，发布诈骗信息：

通常情况下，老师上课会开启消息免打扰甚至关机，此时骗子会利用时间差，让真老师不能及时发现。

⑤更换头像，借机下手：

骗子进群后，会将备注设置为“xxx学生父亲/母亲”，成功添加班主任QQ/微信，默默观察班主任的活动规律，然后趁机将自己头像换成下载好的班主任头像，并随即更改成班主任的备注名。然后在群里发送相关通知。

如何避免家长群诈骗“陷阱”

继续来看老师们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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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ID验证

增加安全双保险

董静（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为有效地预防网络诈骗，在此提出家长群“一审、二查、三监督”的运行方式。

一审，作为班主任，在日常或者是开学季建立微信群时，添加进群验证功能，通过回答验证问题进群，并按照统一格式更改备注。同时，老师为了避免虚假备注的情况，在家长进群时对家长的ID号(微信号)进行验证，为保障群安全添加双保险。

二查，班级群中学生家长应该同学生上课一样共同维护群秩序。群主应及时发布群公告，将必要的群规矩张贴发布，让家长在合理的时间段发布合理的消息，如有家长发布任何与班级群交流无关且含有未知隐患的链接，老师应及时警告并立即与学生家长单独联系，在警告家长危险性的同时，对家长的当前状态进行甄别。

三监督，在班级群中往往老师的上课时间或午休时间会成为隐患的盲区，此时班级群内的家长之间应该相互监督，如有人发布隐患链接、虚假消息或收款二维码等，不要盲从，首先需自发对其进行警告、记录其账号ID并同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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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隐私

家长切忌群发

张凯旋（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家长群管理需要从以下入手：群主可以开启认证功能，家长在验证身份后才能加入其中；同时，要求群成员谨慎发言，不乱发、乱点链接，不轻易向无关人员转发其中的重要文件通知等等。

作为家长，我们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也要注意起来，平时需要密切关注老师、学校发的消息，遇到可疑消息和可疑人员，及时向班主任老师核实，不要贸然轻信；对于涉及个人和孩子隐私的信息，尽量避免发在家长群或者其他公开的网络平台，也尽量不要提及孩子具体的姓名、班级等详细信息；若有新添加的好友，务必核实对方身份后再进行添加。

3

预防大于补救

家校群五大公约出炉

梁晓宇（北京市海淀区星火小学）：首先，凡是涉及到钱财的问题，家长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一般使用微信群通知家长缴费时，学校一定会提供印有学校公章的最正式的纸质通知或电子通知书。有任何疑问时，请务必电话询问班主任，切勿存疑汇款。

其次，对于丢失的微信，要第一时间找回并修改登录密码。如果已无法找回，请及时联系群中管理员和班主任，告知所有人“旧号已停用，勿汇款，及时删”。若见其他人号码被盗，应马上提示班主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预防大于补救。班主任、管理员以及家委会代表，要在组群后第一时间帮助各位成员修改姓名。

这里有一份家校群公约，具体如下——

第一，请每位家长在进入班级群后将群名片统一修改为“学生姓名 爸爸/妈妈”。

第二，禁止在群内发布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信息。

第三，禁止将非本班家长加入群中。

第四，未见通知书，请勿向任何人转账。

第五，最好不要将家庭信息透露给班主任以外的其他人。

来源 | 现代教育报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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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医院旁的理发店：有些人来不及戴上假发，就不在了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尹平平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附近居民区的一条小巷里，有一家名叫舒庭的理发店。乍一看与普通理发店并无分别，只有收款台货架上的一排排头模，暗示着它的与众不同——这是一家主营假发的理发店。

除了附近居民，来这家理发店做头发的顾客，很多都是肿瘤医院的患者。他们当中不少人因化疗导致严重脱发，干脆狠下心来理发店把头发剃光。

为了满足这个特殊顾客群体的需求，舒庭理发店逐渐开始卖假发，至今已有十几年时间。

2021年3月18日，王峰在为假发做发型。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美发总监：患者的眼泪，“逼”他改行做假发

十几年前，王峰已经是知名的发型设计总监了。手艺好、价格高，连最普通的洗剪吹，单次也要680块起步，烫发染发更是动辄开价一两千元。即使如此，仍有不少顾客慕名而来。

2008年，王峰45岁，考虑“退休”：养老的钱赚够了，接班人也培养起来了。北京奥运结束后，白手起家来京闯荡20多年的王峰，准备穿着一身名牌，开着宝马车衣锦还乡，回河南老家清闲地度过余生。

可有件事总让他放不下——哭着来剃光头的顾客越来越多。

舒庭理发店开在这条小巷已有20多年，顾客主要是附近居民。随着附近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发展，尤其2005年以后，医院外科大楼落成，接诊能力进一步加强，来舒庭理发的顾客当中，新添了许多肿瘤患者，许多人要求剃成光头。

这些人大多刚做完化疗，其中不少是女性。有的人边剃边哭，有的人始终紧闭双眼，怕看镜子里的自己。还有的人剃完头，仍对着镜子发呆，没有勇气走出店门。

理发店附近有一个街心公园，经常有患者趁看病治疗的间隙去那里散心。一位剃过光头的女顾客告诉王峰，一次自己走累了，想在公园长椅上坐一会儿。谁知她刚坐下，原本坐在长椅上的人触电一样“腾”地站起来，瞪了一眼她的光头，避瘟神一样小跑着离开了。

2021年3月18日，王峰在为一位年轻的化疗病人剃头。

“我这个人很坚强的。生了这么重的病，我都没掉过眼泪，可这回我哭了。”她对王峰说，“生病只是身体难受，可没有头发出不了门，我心里更难受。”

这句话听得王峰入心了，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理发店传统的美发业务，是为了帮人变漂亮，锦上添花。可是这些严重脱发的肿瘤患者，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王峰想到了假发。

稍微了解一下，王峰发现定制假发和美发区别很大，可谓隔行如隔山，不是光有手艺就行的。他有点发怵，“都这么大岁数了，难道还要从头再来？别瞎折腾了！”妻子也劝他收手。王峰夜里睡不着，闭眼还能看到顾客剃完光头和家人抱头痛哭的场景，他决心试试做假发。

假发要想做得逼真，首先要有优质的发源，其次需要精湛的钩织工艺，最后才用得上王峰的美发手艺。从王峰下定决心那天开始，一些老顾客就很难再约到这位设计总监做头发了。

他开始天南海北地找发源，进村入寨收购头发。为了对比各家的钩织工艺，他几乎跑遍全国的假发工厂，“不光要用真人的头发，头皮也必须逼真。如果是上了岁数的顾客，还要掺上几根白发，才显得自然”。

为了降低人工成本，王峰甚至把假发送到朝鲜、越南进行加工。

2021年3月18日，王峰在为一位年轻的化疗病人剃头。

店员：刚开始给他们剃头时，手都是抖的

花了一年多时间，王峰跑通了假发制售的各个环节。2010年前后，舒庭正式转型：以制售假发为主，美容美发为辅。

店员杨阳原来一直负责帮客人美容，突然被王峰要求接待顾客卖假发，她有些忐忑。

戴假发前，多数病人需要把掉得所剩无几的头发剃光。杨阳接待的第一位顾客，是和丈夫、女儿一起来的。杨阳为她剃头时，发现她丈夫一直咬着嘴唇，眼角噙着泪，而身旁还只是小学生的女儿，眼看着妈妈变成了光头，忍不住号啕大哭。

杨阳的眼睛也模糊了，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

店员王雪刚开始帮病人剃头时，手都是抖的，生怕弄疼顾客。“不知道跟对方说些什么，生怕哪句话不合适刺痛他们。和其他来理发的顾客不同，他们的心理和身体都很脆弱。”她说。

“健康的人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心情。”杨阳回忆说，有位顾客因化疗的缘故，头发已脱落得斑驳，在女儿和姐姐的陪伴下来买假发。虽说明知道头发迟早都要掉光，女儿和姐姐都劝她，可她却坚持不让剃：“让我留几根吧，那是我的头发！”

舒庭曾有位90后员工李云，本身就是肿瘤患者。当时，李云因为看病积蓄见底，治疗难以为继。王峰就雇她在店里帮忙，为她提供一份工资，作为经济上的补给。

也不需要她多做什么，王峰告诉李云，感觉状态好时就来帮忙看店，梳理梳理假发，陪来选购的顾客聊聊天就行。李云与他们同病相怜，容易聊到对方心坎里。

店员熊倩倩告诉记者，她曾接待过一个才10岁的女孩，因患癌头发逐渐掉光。假发定制好时，化疗使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头都抬不起来，连一顶轻薄的假发，对她来说都像个负担。

但她无论如何都要把假发戴上，还要求和她生病前的发型完全一样。王峰帮她把假发戴在头上做最后修剪时，熊倩倩帮忙双手扶着孩子的肩膀，孩子妈妈托着孩子的下巴，才能支撑住她，否则她随时可能倒下去。

修剪的过程很艰难。因孩子不时被腹内药物刺激得恶心想吐，脚边始终摆着垃圾桶。“我们都心疼得不得了，孩子还那么小……”多年以后，熊倩倩再提起时还忍不住捂住胸口。

2021年3月11日，店员在舒庭去年新开的分店里帮忙梳理假发。

化疗病人：头顶方寸间顶起深情厚谊

10岁小女孩坚持要戴假发，是不想让同学和小伙伴看到自己的光头。还有很多病人，是为了用假发瞒住自己的家人。有的顾客会为此同时定制两顶一模一样的假发，以便一顶送来洗护时，还有另一顶可以替换。

莫红英的假发是春节前刚买的，专为过年和家人团聚时戴。“其实，兄弟姐妹都知道我生病了，但我不想让80多岁的老娘知道，怕她担心。”莫红英对记者说，“我妈问怎么瘦了这么多，我只说胃不好。我要是顶个光头，可就瞒不过去了。”

十几年来，王峰在北京围绕各大医院开了近10家店，还在杭州、长沙等地开了分店，卖出了成百上千顶假发，但他却始终没法把它完全当成是生意，依旧会在帮顾客剃头时泪奔。

令王峰动容的，不仅是肿瘤患者面对的悲苦，还有他们与家人之间的那份真情。

去年夏天，有个13岁的女孩和妈妈来店里。女孩的长发过腰，发质极好，瀑布般又黑又亮。王峰本以为她是要来设计个发型，没想到她进屋就让王峰帮她把头发剪短——她要用自己的头发，给患病的妈妈做假发。

妈妈哭着拜托王峰手下留情，说女儿为了留这头长发，花了很多心思，让他多给女儿留点。女儿却坚持剪得短些、再短些：“妈妈的头发一点都没了，我的头发剪了还会再长！”王峰为她理发时，自己的眼泪和女孩的头发一道，啪嗒啪嗒落在地板上。

一般人想象中，来选购假发的肯定多为女性，记者在店里蹲点采访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却常看到各年龄段的男士登门。他们大多并非因自己脱发苦恼，而是趁爱人入院治疗前，独自过来为爱人选购假发。他们进门时第一句话通常是：“多少钱没关系，只要我媳妇戴着舒服、好看就行。”

这些打动着王峰，让他禁不住想为患病的顾客付出更多。每顶假发售出后，后期的洗护王峰都免费提供。碰上因病致贫的顾客，他会主动打折，甚至把价值上千块的假发白送给对方。在每家店门口显眼处，王峰都设了标志，告诉客人们如果经济上有困难，可以直接打电话联系他。

假发制作有个过程，售后也需常来护理，肿瘤患者们因此逐渐成了理发店的常客。有些顾客每次来医院治疗时，都会到他们店里坐坐，和店员们闲聊几句。有些从外地来就医的顾客，甚至会把自己的行李先放在店里，以免带着进出医院累赘。

与充斥着消毒水味的嘈杂医院不同，理发店里安静闲适，空气中氤氲着洗发水的清香。王峰为理发店起名“舒庭”，取的是“舒适庭院”之意，希望顾客们烦闷的心情能在这里有所缓解。

2021年3月18日，王峰为剃光头后的化疗病人戴上了定制的假发。

卖假发和卖帽子不一样

去年疫情期间，和所有实体经济一样，王峰的舒庭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不仅迟迟不能营业，一间刚装修好的新店还没开门，因其所在的商场受疫情打击倒闭，他们也只好跟着倒霉。

那段时间，王峰每天都会收寄快递：让来不了店里的顾客们把假发寄来，帮他们做好洗护，再寄回去。有人劝他干脆开个网店算了，他不干。

“卖假发和卖帽子不一样，模特戴着再好，自己戴上也不一定合适，一定要亲自试过才行。要根据他们自己的头型、脸型，经过修剪调整才能以假乱真。”王峰吃准自己的美发手艺才是核心竞争力，不肯放弃。

受疫情影响，王峰去年关了七八家店，赔了不少钱。疫情缓和后，他赶紧又盘下大片新的店面，甚至不惜为之砸入重金：“不是说有了疫情，就没了肿瘤患者。他们需要假发，戴上假发，心情好了，对身体恢复更有利，假发也相当于能帮他们治病！”

话虽这么说，王峰也很清楚，假发不是药，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既治不了标，也治不了本。但他却从不怀疑假发的价值：不仅保护隐私，还帮患者维护体面甚至尊严。

顾客买了假发后，为了方便后期洗护，通常会和店员加微信。有时店员们刷朋友圈会看到，之前常来洗护假发的顾客，终于还是撒手人寰；也会不时碰到，顾客家属发消息告诉他们，之前定的假发用不上了，人已经走了。就连在店里帮过忙的李云，也没能战胜病魔。

“这时候，我也会怀疑，区区一顶假发，对患病的顾客来说，到底是不是真有意义？”王雪对记者说。

但有件事，帮她打消了这种疑虑。

一天，一个中年男子进店问他母亲之前定的假发做好没。王雪翻记录发现早就做好了，问怎么才来取。“我妈刚走了。”男子面色凝重。

王雪有点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地准备为他退款——王峰反复叮嘱过，如遇这种情况，无论定制的是什么档次的假发，一概全额退款。

“不用。”男子并没有接王雪递过来的钱，“还是把假发给我吧。妈妈一生都是体面的人，我们想送她走的时候，给她戴上，让她有尊严地离开。”（文中李云、莫红英为化名）

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执著找党记

来源:人民网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无畏；无论遭受什么挫折和磨难，从未动摇过当初入党时的庄严宣誓。如此壮举，就是因为他们对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坚守立场，一心向党，自觉与党同心同德。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铸造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展现了光辉的人格。本文撷取的正是最能凸显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典型事例———长征时期数位共产党人在遭遇极端恶劣处境与党失联后，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千里执著找党。

漆鲁鱼远涉千里遭磨难乞讨找党

漆鲁鱼

在战火纷飞、险象环生的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漆鲁鱼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立志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他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艰辛跋涉千里，坎坷连连，历经3年，辗转广东兴宁、汕头和上海等地，饱尝艰难困苦和曲折险阻，终于找到了党，表现了他屡遭磨难志不移的坚强决心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在党史上留下了一段千里找党的感人佳话。

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李市镇人，是漆南薰烈士（曾任《新蜀报》主笔，牺牲于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1934年10月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前夕，因陈毅身负重伤，中央决定他就地留下治疗，并决定将漆鲁鱼一道留下护理陈毅，且兼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长。

红军长征后，在敌数次“围剿”中，漆鲁鱼与部队失去联系。之后不久又在赣南寻邬县落入敌手。在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辩称自己是“曾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敌人将信将疑，便心生一计进行验证———带来病员叫他诊断。他熟练地给病人诊断一番并用英文娴熟开出处方。敌人见他是留日归国的医生，经审讯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数月后便释放了他。

1935年5月，获释的漆鲁鱼急切盼望能与党组织尽快接上关系。可党中央和红军已经长征，原来的关系早已断绝，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到广东省兴宁县去找曾共过事的老蔡同志从而找到党。

可是，沿途全是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岗哨和密探，漆鲁鱼人生地不熟，又身无分文，真是寸步难行。面对如此千难万险他依旧暗下决心：就是沿路讨饭，也要找到党组织！

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漆鲁鱼从江西省的瑞金出发，从这年的盛夏走到初冬，一路风餐露宿、乞讨度日，徒步行程800余里，最终到了广东省兴宁县城。期间，每天讨来的残羹剩饭难以果腹，身穿的单衣也褴褛不堪难以御寒。对于这些苦难他都可以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心中始终不渝地期盼着能早日找到党。但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跋涉千里也没能在兴宁找到老蔡！

漆鲁鱼到处寻找党的同志，却始终杳无音讯。但他要找到党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于是，他又继续从兴宁一路行乞辗转赶到400多里外的汕头那个曾经工作过的秘密交通站寻找。然而，到了汕头才发现，原先老蔡开设的药房早已人去楼空。

思来想去，漆鲁鱼感慨万千地决定：“只有回上海找党了。”然而赤手空拳，路途遥遥，再徒步前行何日可至？最后，他设法找到一家慈善机构，说服负责人为他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以难民身份踏上去上海继续找党的征程，他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来到上海。

此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上海。过去相处的革命同志都已撤离，可靠的亲友也不知去向。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漆鲁鱼连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能找到。

极度困苦中走投无路的漆鲁鱼想到了鲁迅但又不知到何处去找。只好在繁华的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一带，继续以乞讨来维护最低的生计，度日如年，仅盼有朝一日能与鲁迅相遇。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环境复杂、行人又多，他转了一天又一天，望了一月又一月……两月过去了仍未能如愿。长时间的乞讨生活使他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两眼深陷、枯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

直到11月，正当漆鲁鱼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时，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遇到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何鸣九，他才有了转机。何思想倾向进步，将漆接到家中让他休养，还帮他打听消息。从此他结束了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行乞生活。在何帮助下，漆与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堂兄已脱党，何鸣九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样一段时间后仍没党组织的线索。漆得知情况后非常失望。

在上海，漆鲁鱼经多方打听，预感到一时在此不可能找到党组织，便结束半年多的乞讨生涯，于1935年年底返回老家四川江津，寻找当年入党时的关系人。殊不知，当时不仅是江津甚至整个重庆都没有党组织的存在。

在家待着的时间里，漆鲁鱼深觉离开了党组织，就像孩子离开了母亲，心中时刻思念着她。一天找不到党就一天都不安心。1936年2月，永不放弃的他再次告别家乡父老来到重庆，继续积极找党。而且他坚定地想：即使一时找不到党，也要主动坚持战斗。而此时他所面临的重庆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土地革命时期，敌我力量悬殊及党的“左”倾错误致使重庆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到1935年夏重庆已无党的组织。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漆鲁鱼的到来才有所改观。漆鲁鱼到重庆后，暂时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遗孀家里。他秉持坚决要找到党的信念，先自觉开展起进步活动。他敏锐地注意到《商务日报》的进步倾向，便试着写了一篇国际评论，以“鲁鱼”的笔名投向《商务日报》。牛刀小试，漆鲁鱼很快就崭露头角。不久，漆鲁鱼成为《商务日报》撰稿人，并结识了《商务周报副刊》主编温嗣翔，此后又通过温嗣翔认识了聚集于副刊周围的甘道生、侯野君、刘传等知识青年。

这些进步青年很快将漆鲁鱼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和引领者。漆鲁鱼从甘道生、温嗣翔口中，了解到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他感到由自己去找到党的希望太渺茫，便决定以积极开展进步活动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其时，重庆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曾是青年团重庆地委第一任书记的周钦岳也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重回《新蜀报》，出任该报总经理。漆鲁鱼得知消息后，即托叔母介绍与周钦岳认识，进入《新蜀报》，得到周钦岳的支持，被聘为主笔。随即他经常在报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文章，进行爱国等思想宣传，鼓舞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时值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重庆，漆鲁鱼与一批在投稿中结识的进步青年研究了一二·九运动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决定以刊物为阵地团结和聚集一批失去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一个秘密救亡团体。

1936年6月，鉴于当时重庆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难以开展的现实，漆鲁鱼仿效上海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组建了“重庆各界救国会”。该救国会以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逐步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它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还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漆鲁鱼等领导救国会利用《商务日报》《新蜀报》《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援助绥远抗战，举行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宣传活动等。

期间，漆鲁鱼根据自己对党的抗战政策的理解，积极组织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他找党的初衷一刻也没有释怀过。所幸的是，在漆鲁鱼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影响日益扩大，它的积极行动引起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的注意。张曙时1935年初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四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是当时四川仅存的几个重要党员之一。

1936年暑期，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员、重庆三里职校的刘传福回成都探亲时，偶遇张曙时并向他介绍了重庆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的情况。张曙时从刘传福处得知重庆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估计是有“人”在从中领导。张要刘回重庆后对漆鲁鱼进行考察。刘一一照办，随后再赴成都向张详细汇报。9月下旬，张从成都秘密来到重庆，对漆鲁鱼领导救国会的活动表示赞赏，指示刘加入重庆各界救国会并与漆鲁鱼更多合作。

与党失散许久的漆鲁鱼，终于看到了重回组织的希望。他将重庆救国会自觉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之下。由于有张曙时在政治上的正确指导，漆鲁鱼领导重庆救国会不仅擎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而且聚集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骨干，为中共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他寻党行动已不再是个人行为，已同整个重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共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决定大力恢复和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央非常关注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1937年10月，张曙时派刘传福等人来到重庆，协助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审查漆鲁鱼等人后批准恢复了其党籍。

至此，在奋斗了800多个日日夜夜后，漆鲁鱼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温暖的怀抱！

而漆鲁鱼所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为抗战初期重庆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基础。张曙时不仅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还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

1937年12月，经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的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被任命为书记。它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重庆市工委在救国会骨干中大力发展党员，并直接领导和推动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漆鲁鱼担任重庆市工委书记后，在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抗日运动的同时，大力发展党员。考虑到这一时期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国共产党川康特别区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委员会。中共川东特委随即成立，漆鲁鱼出任宣传部长。到1939年10月，中共川东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此时是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的时期。此后，漆鲁鱼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李聚奎等扮乞丐历艰险千里寻党

长征到达延安的李聚奎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聚奎将军历尽艰辛，屡经坎坷，几番生死，但他总是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化险为夷，为党奉献一切并奋斗终生。部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口头禅：“共产党员，除了追求信仰之外，应该别无所求。”这正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与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这句话，李聚奎用毕生的实践去履行。尤其最能印证之的是：西路军失败后他千里迢迢行乞找党，历时近两个月，多次遇险，是“生死昼夜事也”。

李聚奎（1904-1995），湖南省安化县（今涟源市）人。1926年9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后编入湖南独立第五师）。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李聚奎在彭德怀等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不忘初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誓言。

土地革命时期，李聚奎从红五军班长、排长、中队长（连长）到大队长（营长），他一直在彭德怀指挥下，参加了攻打文家市、长沙、演陂桥等战斗。1928年12月，在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红五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宁冈会师。初上井冈山，朱德给红五军官兵训话：“当红军要有三条，一不要钱，二不要命，三不要家，有这三条才能当好红军。”李聚奎始终牢记着朱德的训话。当红五军由湖南平江、浏阳转移到江西莲花、永新、吉安一带时，任八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因日夜行军、忘我工作而身患重病。部队经常要转移作战，战士都劝他休息，但他倔强地硬撑着。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正炽，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坪，李聚奎乘着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战役大胜之威，果断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3000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李聚奎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他刚走马上任，蒋介石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国共两军重燃战火，三甲嶂（又名山岬嶂）阵地防御战让李聚奎名垂军史，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对他刮目相看。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

抗战时期的王树声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红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由于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聚奎与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同红五军、红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李聚奎参与指挥红九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些战斗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将官兵带出了绝境。

1937年3月，奉命西征马家军的西路军在祁连山区悲壮失败，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

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率领300余人的部队被敌人冲散，与他在一起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他们在祁连山的密林里流离转徙，几天后，因缺水断粮而饥饿和病痛时时向他们袭来，最后李聚奎身边仅剩一个警卫员，警卫员也双脚冻烂，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警卫员委托给一家老乡，自己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开始了等待和瞅准时机设法寻找中央的迢迢征途。

此时的李聚奎也已是一副病痛的身躯，更何况河西走廊距延安千里之遥……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的心上就像压了一座大山，沉甸甸透不过气来。但他给自己打下一剂强心针———即使遇到千难万险、上刀山下火海，无论如何心中也无比坚定地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绝不能脱离党的队伍，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回到革命队伍，东山再起，继续为伟大理想奋斗！

李聚奎拄着一根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为避开敌人的搜查，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叫花子模样，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渴了，喝一口路边的积水；饿了，嚼一把野草，或向民家讨口饭吃；困了，就在荒野中露宿。

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流亡中，李聚奎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在千里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终于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

这天晚上，李聚奎借宿在一家骡马店里，同几个赶毛驴做生意的人同睡一条大炕。临睡前，这几人议论不休，说：“离此地100里的王家洼子住着一支军队，那些军队可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和老百姓……”李聚奎一听，立即振奋起来，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其中一人说：“听说是红军，是红二十八军一团的部队。”

两个多月了，这是李聚奎第一次听到关于红军的确切消息，他顿时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李聚奎便爬起来，匆匆赶往王家洼子。傍晚时分，到达王家洼子援西军指挥部，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徐向前、刘伯承等首长时，一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刘伯承激动地说：“不要难过了，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后来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数十年后，当解放军史料撰写人员采访他的经历并向他提及他的这些辉煌过去时，他却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多写那些牺牲的战士，不要写我。为了信仰，他们血洒征途。我们算幸运者，没啥写的。”

此后，不论在抗日前线（李聚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参谋长等职），还是在解放战争（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等职），抑或是抗美援朝战争（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负责筹措抗美援朝物资）中，李聚奎都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当祖国急需石油时，毛主席一声令下要李聚奎当石油部长去开采石油，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远赴荒凉的克拉玛依，到了寒风刺骨的大庆。

弥留之际李聚奎把儿女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说完又颤巍巍地把他在5张白纸上一笔一划写的遗产“清单”交给5个孩子。孩子们展读，那上边赫然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一个传奇将军、一个老共产党人何等高尚的情怀！

抗战时期的朱良才

与李聚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开国上将朱良才。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5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书，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1928年后，历任营部书记，支队、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多次亲率突击队爬城墙、攻堡垒，曾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经常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长征开始时，他任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率领后卫师担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掩护任务。一次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仍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给部队以极大鼓舞和力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入红四方面军，先后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历尽艰险，跋山涉水，辗转千里，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也最终找到了援西军，找到了党组织。并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8年春回到延安。

后来的开国大将王树声也是冲出敌人重围、身遇危难，之后始终不忘入党时的初心，矢志不渝一心要找到党组织，最后独自千里一路乞讨穿越沙漠，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的。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等职。

1937年3月，为保存实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散突围。王树声率部转战茫茫祁连山，时值冰天雪地，冷得出奇，他们历尽艰险，不久所部由300余人战至11人。

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重兵围剿，尽管王树声带领部队选择敌人防守力量薄弱处迂回穿插，趁机突围，但依然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8人。为了减小突围目标，王树声把剩下的8人分成两个小组，决计在民勤县骆驼店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骑兵师师长杜义德、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编为一路，在行进中当天夜里就遇到蒙古土匪的包围。王树声以“我们的使命是到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不值得！”的道理说服了其他3个人，将枪和金戒指交给了土匪，幸免一死。

1938年欧阳毅在延安窑洞前留影。

王树声等4人走到靖远县境，巧遇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他也是东返途中辗转流落到此，因身体不好又用光了路费，就发挥一技之长写字卖字，边卖字边东行的。他见到王树声后，喜出望外随他一起东去。

王树声长得疙瘩满脸，剽悍敦实。一般胆小的百姓见了就怕。他在向一家老乡找饭吃时因与老乡成年的儿子发生口角，被追逐，先行逃跑。他和杜义德等战友不慎走散，失去了联系，从此，开始了独自向着延安的目标乞讨前行。

至此，王树声等由4人战至孤身一人。他一心要回延安，要找到党。春末夏初，正是腾格里大沙漠多风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向东前行，孤身一人闯入茫茫沙海这绝境之中……时常狂风卷着沙石飞舞，天昏地暗中他不知自己在沙漠里已经或慢走或滚动了多长时间。他常常挣扎着爬起来，仰身躺在沙坡上，想起西路军失败的惨况、许多患难与共的战友壮烈牺牲时的遗言：“首长，你要为我们报仇！”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他。他暗自加油：我不能死在沙漠里，一定要走回延安，找到党中央，继续战斗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烈士的遗愿，才能告慰先烈的英灵……他走啊走，中途采摘带在身上的沙枣吃光后肚子饿得直叫，嘴也干舌也燥得难忍，两腿也像灌了铅般不听使唤了……他一下子栽倒在沙丘上。他不服输，奋力地向东爬行。爬了半天，越爬越吃力，他最终昏倒在沙漠里……所幸有位老乡（亦说是个小商贩）俞学仁搭救了他。老人说：“红军都是好人，是咱穷人的队伍。我一定把你带出腾格里大沙漠，送你到延安去！”他们渡过黄河，来到宁夏同心城外，找到了红军。俞学仁临返回时，王树声以保存多年的一个金戒指相送来报答救命之恩。

长征到达陕北前后，方强（右一）等在陕西耀县。

后来的开国中将方强回延安时也是一路行乞艰难找回党组织的。方强（1911-2012），湖南平江人。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任湖南平江县献钟工人纠察队区队长，平江青年义勇队区队政治指导员。1927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马日事变”后，平江的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日子里，16岁的方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汨罗江边的献钟横街小学的小阁楼上，面对鲜红的党旗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他跟着介绍人贺注民同志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握紧拳头，声音低沉但铿锵有力地进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仪式之后，方强以“梭标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作为自己的行动誓言。

紧接着，方强先后参加了献钟暴动、三月扑城（即1928年3月中共平江县委组织20万农军武装攻城，方强当时除任平江青年义勇队第三区队政治员工作外还在平、湘、岳游击总队负责情报工作）、平江起义，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随后，时任红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的方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亲历了攻打长沙、抢渡湘江、巧渡金沙江、西路军西征等战役战斗。遵义会议后任红军干部团党总书记。1937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军西渡黄河作战。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方强在祁连山突围中被俘。在狱中发起成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坚持斗争。同年6月组织200余被俘人员脱险归队。

在这艰险困苦之际，当年的入党誓言一直言犹在耳，督促激励着方强始终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方强抱着绝不被困难吓倒、坚决不退缩、定要找到党的坚强信念，开始了寻党的艰难旅程。他历尽艰险，跋涉千里，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入夜，他露宿在田边地头；饿了，捧一口泥水充饥；脚底化脓了，就用几片菜叶进行简单包扎。就这样，经历了一个多月难以忍受的磨难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的身边。

同样，后来的开国中将欧阳毅也是初心不改，历尽千辛万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超人的勇气和智慧回到延安。欧阳毅（1910-2005），湖南省宜章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连政治委员，红四军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总指挥部一局局长，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等职。

当时，欧阳毅所在的小分队也被打散了。欧阳毅从此孤身一人。怀着一定要找到党组织那矢志不渝的信念，欧阳毅过起了野人和生活，穿越一望无际的沙漠时差一点渴死。好不容易穿过沙漠后，已形同乞丐的他来到了甘肃到宁夏必经的一座长城垛子下，这里的关卡检查得十分严格。他的讨米袋里除罗马怀表、派克自来水笔外还可怕地装有9发子弹。他索性故作镇定把干粮袋掀开一角主动递上让敌哨兵搜索，最终机智地闯过检查。

欧阳毅继续沿途讨饭，过了黄河后松了一口气。他走进甘肃靖远县许家湾，来到一户叫许秉章的家门口要饭。他说自己是个落了难的生意人，想讨口饭吃。没想到刚说完，许秉章就说：“你做什么生意，别骗我了，你是红军。”又聊了几句后便热情提议他以写字谋生也未尝不可。

有了卖字攒得的路费，身体也恢复了元气，欧阳毅便决定按照计划启程去找红军了。不敢公开打听就只好耐心地捕捉一切有关红军活动的信息。事也凑巧，一次，他在与一位到过陕北的老乡闲聊中打听到了红军的行踪：红军到靖远县打土豪，把这里的县太爷抓走后，捎话让带钱去赎“票”。随即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打听出了彼地是曲子、环县一带后，便以卖字先生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到一连去了几家学校找地图查看具体位置与路径，却无果而返。继续四处悄悄查找之际，他幸运的在一家老乡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幼学琼林》，上面有一幅简要的地图，恰好标有他苦苦寻觅的曲子、环县！

于是，欧阳毅告别许秉章和乡亲们，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而去……虽然一路上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都用自己的书法手艺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地一路走了过来。走到庆阳驿马关，他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他内心一阵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他克制住了。哨兵照章办事，严肃地查问他的身份。

经过一番机智斗答，欧阳毅好不容易说动哨兵领着去见指导员，这才算是归了队。欧阳毅在庆阳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国平派专人送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欧阳毅最终历经千难万险，靠讨饭、卖字终于到达延安，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

陈为人边舍命保档边设法寻党

陈为人

陈为人（1899-1937），湖南省江华县人。五四运动后到上海，在上海早期党组织领导下他与俞秀松、罗亦农、张太雷等组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其首批团员。1920年冬赴苏联学习，1921年冬奉调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党的二大、三大和五大代表。1928年冬和1931年春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到1931年，中共早期秘密档案已收集积累了总计约l万件20余箱。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1931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张唯一将这些中央文库分若干次紧急转移。后因他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急需另一可靠人选担此重任。1931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管理中央密档，由张唯一单线联系。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赴苏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待了任务。陈为人虽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仍向党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敌破坏。不知情的陈为人之妻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去张家送文件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时间里返回，他意识到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决定立即搬家。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他既不便找党内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可是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

更何况这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且早已衣食无着，可他还是不顾一切以化名张惠高、木材行老板之名租住于此，以保全中央密档。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

鉴于文库安危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也无任何经济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无奈他把二楼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将铁皮罐头之类杂物都卖光，唯独留下一楼摆设以示老板派头作掩护。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就将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为人不得不常常搬家，长期的奔波劳累、生活的极其艰险和两次入狱的折磨，使他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时常咳血不止。没钱吃药，就把萝卜当水果吃润肺。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最后不得已，他让进步青年李慕英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信谎称“姐姐重病”速来沪。她来后见家具变卖一空，姐夫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可怜的仨孩子饥饿难熬。他为逗愁苦的孩子们笑就领上跳个舞。

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1935年底，在敌狱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咬定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证物证只好放了她。为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妻子在培明女中附小任教，这给他带来转机，她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次接头情景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小饭店归来后陈为人如释重负，还轻松地与孩子们说笑起来：“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他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就这样，他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用生命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最后把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为挽救他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他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他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两次送他进去，两次他都跑出来。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无奈他为革命密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病逝。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