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10号n楼真闪(旅客中的透明人不擒蟊贼誓不休)

守护10号n楼真闪(旅客中的透明人不擒蟊贼誓不休)

守护10号n楼14a文章列表:

• 1、旅客中的透明人不擒蟊贼誓不休
• 2、王蕾 | 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
• 3、貌似国际合作，实则英国是老大——狂风战斗机诞生记
• 4、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 5、长江商学院跑步小白仙女神奇7个月完成冲戈16A夺冠之旅

旅客中的透明人不擒蟊贼誓不休

在火车站，有两种人眼睛看东西和普通旅客不一样。一种是“蟊贼”，他们眼神飘忽不定，鬼鬼祟祟，看得是旅客身上值钱的财物；另一种便是反扒民警，他们目光锐利，金睛火眼，甄别的是茫茫人海中的善恶正邪。

旅客身边的“透明人”于无声中守护平安

反扒工作通俗的讲就是“抓贼”。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随身携带的手机，贼从身边那么一过，钞票就换了主人，手机就不知下落，可气的是贼的脑门儿上并没写着“贼”字，所以一般人也就难以防范。但是有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抓贼就是反扒民警的天职。

一身不起眼的便衣，一个书包，走进旅客当中，他们便成了“透明人”。这不仅要求他们胆大心细，更考验的是耐力、毅力。三伏天里，烈日炙烤，人在车站广场走一圈已是汗流浃背，而他们往往都是长时间的顶着曝晒蹲守，由于怕在跟踪过程中将嫌疑人跟错跟丢，他们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执行任务前尽量少喝水，背包里放些面包饼干，饿了就随便吃一点；到了夜间，闷热“煎熬”，一些旅客已经睡熟，但他们却不能合眼，从广场到候车室，再从候车室到站台，他们散落在茫茫的夜色中，于无声中保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平安。

“反扒”背后有“天眼”法网之下难遁形

随着科技强警的不断深化，反扒工作也相应升级。如今，在北京各大火车站的派出所内，反扒民警与派出所民警组成了研判小组，通过24小时不间断视频巡控，对可疑人员进行追踪，实时为一线反扒民警提供可靠信息支撑。

7月20日18时许，在北京南站候车大厅的14A检票口附近，一名男子先是鬼鬼祟祟的在排队旅客中来回穿梭，随后又排在队伍后左顾右盼。他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候车大厅内几处监控探头也在随着他的移动而转动，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警方锁定。19时许，G39次列车在 14A检票口开始检票，这名男子侧身贴近了前面正在检票进站的年轻女子，并趁女子不注意时迅速将女子上衣侧兜的手机偷走，就在男子准备逃离现场时，反扒行动队队员“神兵天降”，将其抓获。经审查，该男子叫刘某、39岁、山东省人，对偷窃旅客手机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嫌疑人刘某已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夜间行动专打“抠死倒”守护平安“不打烊”

为了感受夏夜的一丝凉爽，许多候车的旅客会选择夜间在车站广场休息，甚至熟睡。此时，便会给一些不法人员可趁之机，偷窃旅客随身携带的财物。这种作案手法，也被警方俗称为“抠死倒”。针对这种夏季作案的方式，北京铁路警方统一调配反扒警力在北京各大火车站开展“夜间反扒”，有力遏制了旅客财物被盗案件的发生。

7月29日2时许，在北京西站北广场北一出站口外，旅客李女士正靠着广场边的柱子睡觉。不久，便有一名男子靠了过来，郭某先是在一旁来回走动观察，确定李女士没有同伴后，便蹲坐在了李女士身边。期间，郭某一边假装睡觉，一边不时的看向李女士。十多分钟后，郭某确认李女士确已熟睡后，环顾四下无人，便迅速打开了李女士随身携带的腰包拉链，并将包内的两部手机偷走。正当郭某得手后准备逃离时，早已蹲守在一旁的反扒民警立即行动，将郭某当场抓获。经查，该男子叫郭某、37岁、山西省人，对偷窃旅客手机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后郭某被北京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暑运至今，北京铁路公安处已破获扒窃案件10起，抓获嫌疑人8名，为旅客挽回经济损失6万余元。

（通讯员邓有林、李鹏）

王蕾 | 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

内容提要

西汉武帝时期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马圈湾遗址与玉门关的关系最为密切。本文对“东汉迁移说”提出质疑，通过分析敦煌以西交通路线的变迁，以及西晋、五凉时期“玉门大护军”“玉门以西诸军事”的设置，论证东汉至北魏时期的玉门关仍位于敦煌以西，并未东迁。随着北周伊吾道的开通，玉门关东迁至今瓜州地区，隋代又在此设置关官。至唐代，往来行人更多是选择经新玉门关至伊吾前往西域的路线。旧玉门关的地位虽逐渐衰落，但仍在东西交通中起到重要作用，并设置西关镇将，和新玉门关一同保障河陇与西域地区的人员往来与物资流通。

一、西汉时期玉门关的位置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把长城防线向西延伸的同时“列四郡，据两关”。[2]此时的两关位于敦煌龙勒县下，与阳关一同设置都尉。[3]三国曹魏的孟康在“玉门、阳关”处亦注曰：“二关皆在敦煌西界”。[4]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无论是传统典籍还是敦煌文书[5]也多是如此记载。近代，随着对史料的解读以及出土汉简的研究，很多学者关于西汉玉门关的始置位置提出了新的看法，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敦煌以东说。1913年沙畹根据《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而使使遮玉门，……贰师恐，因留敦煌”[6]的记载，认为武帝太初二年（前103）以前的玉门关在敦煌以东，后西迁至今敦煌西北之小方盘城。[7]王国维进一步判断始置的地点为今玉门县。[8]劳榦也同意沙畹的观点，根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引《十三州志》中描述的地形地貌，推测始置地点可能是今嘉峪关或县西的赤金峡。[9]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东的观点，遭到了众多学者的反对，如夏鼐、向达、陈梦家等学者，利用汉唐传世史料与出土文书、汉简，证明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小方盘城是其玉门都尉的治所[10]。

21世纪初一些学者再次对西汉玉门关位于敦煌以西的观点产生质疑，根据对史料不同的解读，侯玉臣将汉代玉门关定位于今布隆吉乡的布隆吉古城，又将南面约40公里处定为阳关；侯晓星认为“玉门”与“玉门关”是同义词，提出西汉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看法；李并成根据唐初道宣《释迦方志》等唐宋史料，认为最早的玉门关在今嘉峪关市的石关峡；潘竟虎、潘发俊又进一步肯定这个观点。[11]2017年在“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中，谭世宝、洪光慧、周运中等批判嘉峪关的石关峡是汉玉门关的说法，认为当今玉门市为最早的玉门关。[12]

“敦煌以东说”总体上忽略或直接越过传统地理典籍、敦煌文书、出土汉简的记载，夏鼐、向达、陈梦家等学者的观点早已回答了这个质疑。

二是马圈湾说。陈梦家认为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小方盘城并非玉门关城本身，而是玉门都尉的治所，并进一步推测玉门关口应在小方盘城之西或西北，即T11～12之间或T13～14a之间。[13]马雍也持同一观点，认为汉代玉门关城应位于小方盘城之西。[14]1979年，东距小方盘城十一公里处斯坦因编号T11与T12a之间的马圈湾烽燧遗址被发掘，甘肃省博物馆编号为D21。[15]随着敦煌马圈湾汉简资料的出土与整理，吴礽骧根据地形地势，论述马圈湾北为长城，南为沼泽，当为西汉玉门关候的治所。而玉门关的设置应在长城内侧的交通大道上，坐东向西，即位于马圈湾遗址D21与邻要隧D20之间。[16]冨谷至通过对马圈湾出土汉简的研究，认为马圈湾遗址是玉门关都尉官署的一部分，同时在这里设置了玉门关。[17]

三是迁移说。根据不同时期汉简出土地的不同，何双全认为玉门关在西汉时期的敦煌以西曾有三次变迁，分别是小方盘城、马圈湾与T6b、T5一带。[18]吴军在上文的基础上认为玉门关遗址的位置曾有两次迁移，分别是小方盘城与T.6.b。[19]

“马圈湾说”是根据马圈湾汉简的出土，认为小方盘城为玉门都尉治所所在，而马圈湾遗址则是玉门关候的治所。元封年间（前110～前105），随着长城向西的延伸，玉门关也随之设置。[20]汉武帝之所以“列四郡，据两关”，是为了加强对河西的管理以及设置通往西域的关口。若两关设在敦煌东面，怎么会对西域起到“厄以玉门、阳关”的作用呢！如马圈湾出土汉简“诣关门留迟毋状当坐罪当万死叩头死罪死罪唯”，[21]此处的“关门”，无疑指的就是玉门关门。此简可能是传递文书的吏员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送达，因而请罪。带有“玉门关”字样简牍的出土是我们判断玉门关址的重要线索。但通过居延汉简的出土，我们清楚，并不是所有出土带有“金关”的简牍的出土地都是金关，或者是金关的迁移地，还要对关所出土简牍的特性进行分析。[22]

玉门关相关简牍均出土于小方盘城以西各遗址中，计有1600枚左右。这些简牍又出土于20多个地点，其中小方盘城90余，马圈湾1200余，后坑T.6.b烽燧250余，其他各点50余。[23]马圈湾出土简牍占玉门关有关简牍总量之75%的比重，其带有纪年的时间跨度从宣帝年间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24]且内容多为过所与出入关致籍，故马圈湾遗址与玉门关的密切相关性不言而喻。

二、对玉门关东汉迁移说的质疑

玉门关的东迁是根据军事情形与自然条件引起交通路线的改变而发生的。李正宇根据伊吾路的开辟，认为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随着新北道（又名五船道）的开通，乃在敦煌郡东部的冥安县（晋、唐时改名晋昌县）新置玉门关。[25]李并成亦同意李正宇的东迁之说。[26]而王素认为东汉时期旧玉门关仍为西域门户，新玉门关更未设置[27]，笔者赞同此观点。

西汉时期，西出玉门关、阳关前往西域分为南北两道，[28]随着交通的发展，新道随之开辟。《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载：

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地又颇与匈奴南将军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后奏之，召姑句使证之，不肯，系之。[29]

如上引文，西汉后期，探索出了一条以玉门关为起点，既可以避开白龙堆沙漠又可以减少路程的新道。东汉自建武至延光，西域三绝三通，[30]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促进这条以玉门关为起点“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新道的开通。但正如上引文所示，五船路的开通为西汉末期，此时玉门关应还在敦煌西面。殷晴认为这条新道应在汉军势力范围内，即由车师后王国通过天山沟谷至车师前王国，再经戈壁荒漠直达敦煌，而前新道中玉门关仍为敦煌西面的故玉门关。[31]元初六年（119）三绝三通的玉门关无疑应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虽然经常受到侵扰而关闭，但其地理位置直至魏晋南北朝时仍非常重要。依据饶宗颐、李均明所编《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敦煌西北出土有关“玉门”带有年号的汉简中，笔者所见年代最早的为太始三年（前94），最晚的为永和三年（138）的“玉门官隧次行”，注解中认为其中的“玉门官”就是“玉门候官”的简称，[32]此时敦煌西面的玉门关体制还很健全，很难想象在此情况下东汉时期会在敦煌西面和东面各设一个玉门关。另外，《后汉书志》二一《郡国·敦煌条》下明确记载“冥安、效谷、拼泉、广至、龙勒（有玉门关）”，[33]对新建的玉门关却丝毫未提。

三国时期，西域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等纷纷向曹魏进奉朝贡。[34]《三国志》卷三〇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

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35]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与西汉时期通往西域的起点不同，此时前往西域的起点只有玉门关，东汉时期阳关也许已经废置了。李正宇认为上引文中的新道中的“玉门”为东移后的玉门关。笔者认为此新道在西汉末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从“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两道，今有三道”的文意上理解，“前有两道”即《汉书》卷九六《西域传》所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中的两道，[36]与“今有三道”的起点是相同的，即敦煌西面的玉门关，所以此时的玉门关还在敦煌西面，未有迁移。

三、西晋至北魏时期诸政权更替中的玉门关

《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酒泉郡”条下有福禄、会水、安弥、骍马、乐涫、表氏、延寿、玉门、沙头九县，“敦煌郡”条下有昌蒲、敦煌、龙勒、阳关、效谷、广至、宜禾、冥安、深泉、伊吾、新乡、乾齐十二县。[37]颜师古在《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玉门”条下注“阚骃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38]酒泉郡下的玉门县早在西汉时期就已设置，与敦煌西面的玉门关同时存在。在西晋、五凉至北朝期间，史籍多见“玉门”的记载，分辨其所指的是玉门关或玉门县，有利于我们对玉门关东迁时间的判断。

前凉时期，张骏为凉州都督，摄凉、河、沙三州，其中：

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39]

那么“玉门大护军”中的“玉门”指的是敦煌以西的玉门关还是敦煌以东的玉门县？此处的“玉门大护军”是与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并列的军营机构。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都位于高昌郡，而玉门县所属酒泉郡为凉州管辖，故位于沙州的“玉门大护军”只能是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守护高昌以东，即敦煌与晋昌的军事防线。

384年，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所获珍宝无数，苻坚命吕光：

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道绝不通。[40]

此处出现的“玉门已西诸军事”中的“玉门”指的是敦煌以西的玉门关还是敦煌以东的玉门县呢？苻坚之所以派吕光出征，是出于“图西域之志”的愿望，吕光讨伐的目的地也是直奔焉耆、龟兹。而此时梁熙为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吕光讨平西域后不久，与群臣商议东还，凉州刺史梁熙则“谋闭境距之”，[41]高昌太守献计请求派兵掌控高昌、伊吾二关，将吕光拒之于高昌。可知凉州管辖西面边界的界限应位于高昌，吕光所任的“玉门已西诸军事”，不应包括凉州辖内酒泉境内玉门县。而此时的玉门关虽然已失去汉代所起到实际边界线的作用，但在管理规划上，仍以玉门关为界，用设置“玉门大护军”以及“玉门已西诸军事”的形式，一边加强玉门关的军事控制，一边表达统治者统辖西域的愿望。但梁熙并没有听从高昌太守扬翰的建议，385年，“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42]吕光占领高昌后，直逼敦煌西面的玉门关，梁熙感到紧迫，一边责吕光擅命还师，一边匆忙在酒泉境内设置防线。酒泉防线被突破后，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请降”，吕光进入姑臧并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资治通鉴》卷一〇六在“拒光于酒泉”之后，又补充了“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43]这更加说明“及至玉门”，就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未曾东迁。394年，吕光“以子覆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44]其意图与苻坚一致，都在于控制西域。

后凉政权瓦解后，西凉汉人李暠西据敦煌，并不断地拓展疆域，东晋隆安四年（400），“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45]向达认为：

此处之玉门以西以及屯玉门、阳关诸语中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以及玉门大护军营屯戍之所，亦当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内，而不尽如静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至而不是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已未可知也。[46]

笔者赞同向达“玉门”为“玉门关”的判断，但认为此时的玉门关仍在敦煌西面，未迁移至敦煌东面。前文已论，前秦、后凉时期的“玉门大护军”以及“玉门以西诸军事”中的玉门均指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并认为前凉在扩展疆域时期的“玉门”仍在敦煌西面，未曾迁移。“遂屯玉门、阳关”中的玉门，若指的敦煌东面玉门郡或玉门关的话，把其与敦煌西南方向的“阳关县”或“阳关”并列在一起，是很奇怪的。阳关县受祁连雪水的灌溉，是肥沃的绿洲地带，盛产粮食。而西距小方盘城12公里的大方盘城中也多次采集到的麦、豆、谷物等各种粮食，是西陲边防线上储备粮秣等给养的军事仓库。在玉门关西南60多公里的“一棵树烽燧”遗址，发现带有西晋元康三年（293）的一封龙勒县令发给煎都南曲侦候的符信，内容强调送信沿途需注意的事项，如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还规定了抵达的具体日期。[47]这表明西晋时期敦煌西面的军事防御体系仍然很完善，特别是对统一的中央王朝来说，可以保证与西域诸国使者的往来与商业贸易等人员的流通，必须加强对敦煌以西的控制。1994年夏鼐、阎文儒还在小方盘城东北11千米的大方盘城发掘出西晋石碣一块，“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乐生”。向达指出泰始十一年即咸宁元年（275），[48]李正宇又进一步论证大方盘城不是河仓城，而是昌安仓，[49]这表明西晋时期玉门关附近存有仓城，所以才能“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作保障而屯田的“玉门、阳关”，应该指的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与阳关一带。“并击玉门以西诸城”中的“并”可以理解为并列的关系，应是与敦煌东面的凉兴相对应。从敦煌向西占领玉门关及以西诸城之后，“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一个“遂”字，表达顺承之意。另外，从吕光被封为“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东还时还是要攻取高昌、玉门关来看，被敦煌大族拥护的李暠掌权后，自然也要对西面的玉门关与高昌加强控制，以图继续向东面拓展，巩固后方。

此时西汉至曹魏时期开辟的玉门关道仍然被频繁地利用着。西晋太康八年（287）“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50]斯坦因1907年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在敦煌西北长城编号为T.XⅡ.a.ii的烽燧下发现8封粟特文信札，其中报告了西晋末期洛阳、长安的劫难，同时还反映了这些粟特商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51]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坦因、斯文赫定等探险者在楼兰、尼雅遗址挖掘了大量带有曹魏、西晋、前凉年号纪年的出土文书与汉简，其中还包括有粟特文文书，也包括与过所相关的文书：

永嘉六年（312）二月十五日［下残］

辞曹主者去四年奉［下残］

发玉门关州内直□□［下残］

［上残］□得□［下残］[52]

西晋末年，一位行人通过玉门关来到楼兰。另外出土的一枚汉文木简，还记载有粟特人的账目“建兴十八年（330）三月十七日粟特胡楼兰一万石钱二百”。[53]虽不能肯定这是商业贸易的账目，但可以确定前凉时期楼兰地区已经存有人数众多的粟特人聚落[54]。甚至康居国王也经由这里：

康王□中去此百余里岸流水交集草木[55]

陈国灿认为这件文书可能是给康国国王指明路径的文书。[56]西晋、五凉时期，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与汉代玉门关不同，在政权频繁更替与疆域拓展下，失去了边界线的实际功能。但仍会被统治者赋予“玉门已西诸军事”的形式表达欲统治西域的愿望，且作为军事屯田之地与往来交通要隘。及至北魏时期，中原通往西域作为起点的“玉门”，仍然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记载：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出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57]

其中，从玉门至鄯善与从玉门至车师这两道仍与《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记载中出西域的起点是相同的，这表明西魏时期的中原通往西域门户的玉门关仍然是敦煌西面的玉门关。

四、北周、隋代“伊吾路”的兴盛与玉门关的东迁

如李正宇所述，玉门关的东迁与伊吾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伊吾路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辟，永平十六年（73）窦固率军“击伊吾，战于蒲类海”，[58]《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也记载“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59]从汉至北魏时期，敦煌西面的玉门关一直都是通向西域的门户。但本文“伊吾路”并不是通指所有敦煌至伊吾的道路，而是特指北朝时期商旅所多取的“伊吾路”。

这条道路兴盛于北周时期，《周书》卷五〇《异域传·高昌》记载：“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道里不可准记，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验，又有魍魉怪异。故商旅来往，多取伊吾路云。”[60]《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陇右道七·西州》“柳中县”条下记载：

裴矩《西域记》云：“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乏水草，人难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准记，惟以六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得行，兼有魑魅，是以商贾往来多取伊吾路。”又一路自县东南行经大海之东，又东南度碛入伊州界，即裴矩所谓伊吾路也。[61]

严耕望认为《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发敦煌有三道中“北道从伊吾”，[62]可解释由敦煌郡治所之敦煌县出发至伊吾，即唐之矟竿道。[63]李正宇考证矟竿道“当是从敦煌往北，经鹹泉戍、矟竿戍而抵伊州”[64]。羽田亨早已指出这条道路的路线，即从现在的瓜州西北出发，逾流沙到哈密，再沿天山南行，经辟展、鲁克沁、吐鲁番等，出哈喇沙尔即古焉耆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与《后汉书·西域传》中“北通伊吾千余里”相比，区别在于：“不经玉门、阳关，而从东面的安西西北方向出发而已。”[65]

敦煌以西玉门关的交通道路，因为自然环境的限制，不断地被开辟。东汉时期为“避白龙堆之厄”开辟了“新道”，唐代称之为“大海道”。王素认为这条路的走向是“由敦煌玉门关西北出，过横坑，沿库鲁克塔格及五船北，进入大沙海，抵柳中（今鲁克沁），由此到高昌”。[66]而北周“伊吾路”是自“……瓜州，又西北三百余里至莫贺延碛口，又西北八百余里出碛，至柔远县。又西南百六十里至伊州”的路线。如前王素所论，新道实际上就是从玉门关西北越库鲁克塔格直趋柳中城，至高昌的一条通道。而北周“伊吾路”是从瓜州西北经莫贺延碛直达伊吾的路线。

“伊吾路”的兴盛，与北周统治者的政策密切相关。首先北周时期与北道西域国家的交往密切，武成元年（559），高昌王就曾遣使献方物，保定初，再次遣使来贡；保定元年（561）龟兹王也派遣使者来献；保定四年（564），焉耆王遣使献名马。[67]这些使团走的应都是伊吾路。其次，统治者还在敦煌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省并改革，不仅将效谷、寿昌二郡并入敦煌郡，还将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六县并为鸣沙县，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废会稽郡，并会稽、新乡、延兴为会稽县。[68]还废弃了北魏时期设置的阳关县。[69]最重要的是，对关津交通的重视。北周保定三年把“关津”制度列入北周法制的二十五篇之一，[70]武帝在河陇地区设置金城津，[71]又置乌兰关，[72]保定二年，高僧释道判达于京邑，“武帝赏接崇重，……敕给国书，并资行调。西度沙碛千五百里，四顾茫然，绝无水草，乘饥急行，止经七夕，便至高昌国。”[73]北周武帝“敕给国书，并资行调”，可见统治者对河陇关津也会加强重视，很有可能玉门关就是在此时，随着“伊吾路”的兴盛与沙州自然环境的变迁，由敦煌西面迁移至敦煌东面的。

隋代在东迁玉门关处设置关官。《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敦煌郡·常乐县”条下注：

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开皇初郡废，改县为常乐。有关官。[74]

向达认为隋常乐县的关官，其治所为玉门关无疑。[75]《隋书》卷八四《北狄传·西突厥》中记载：“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76]“驰至玉门关晋昌城”，表明玉门关位于瓜州晋昌城的西面，距离不会太远。东迁后的玉门关就位于伊吾道上，作为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枢纽，负责接送往来使臣。581年，隋文帝曾“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玷厥，赐以狼头纛”来离间突厥。[77]之后又“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78]隋代西域高僧达摩笈多从西域出发，“至高昌，客游诸寺……又至伊吾，便停一载……达于瓜州”，[79]就是经高昌、伊吾至瓜州，经过伊吾道，于开皇十年（590）入长安，途中也应经过玉门关。玉门关除了作为使者、商旅、僧人等往来瓜州与伊吾的要隘，同时在军事战略上也是重要据点。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任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使其与突厥启民可汗共击伊吾：

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80]

为了进攻伊吾，设置“玉门道行军大将”，其中的“玉门”无疑指的就是东迁后的玉门关。薛世雄至玉门关后，没有见到突厥启民可汗的军队，仍沿着伊吾道进入伊吾地区，取得胜利。

五、唐代新、故玉门关交通的并用

从高昌进入河西，如前《隋书》所述，需“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隋开皇四年（584）改为常乐县，属瓜州，武徳七年为晋昌县……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81]隋代的晋昌城就是常乐县，唐代又改为晋昌县。李正宇《新玉门关考》一文中从上述记载距离、周边遗址情况及实地考察后认为，在今锁阳城西北的马圈村发现两座大小古城，认为小城在大城东北“二十步”，正是唐玉门关城，那么大城就是晋昌城遗址。[82]马圈村的大小古城方位正好符合《隋书》《元和郡县图志》中“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的记载。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有玄奘于贞观元年（627）从瓜州越过玉门关至伊州记载：

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83]

李正宇通过《旧唐书·吐蕃传下》与敦煌文书、《武经总要》的记载，认为唐代瓜州城曾被吐蕃毁坏，张守珪又于别处修筑新城，所以郡治晋昌县有两处，开元十五年（727）前位于锁阳城遗址，之后位于马圈村大古城，而新玉门关位于马圈村小古城。[84]从玄奘出行的时间，其逃避凉州官府的阻挠昼伏夜行所至的瓜州，应位于锁阳城。他避开“西境至襟喉”的玉门关，通过西北的五烽，[85]进入伊吾。其中因为第五驿，这条路被称为“第五道”，即莫贺延碛道。笔者认为无论是矟竿道，还是“第五道”即莫贺延碛道，都是北周“伊吾道”逐渐发展而成的，而新玉门关在这条伊吾路上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唐代印度高僧释善无畏东行至长安途中：

路出吐蕃，与商旅同次，胡人贪货，率众合为，畏密运心印，而蕃豪请罪。……畏以驼负经，至西州，……初，畏途过北印度境，而声誉已达中国，睿宗乃诏若那及将军史献出玉门塞表以候来仪。[86]

善无畏带着经卷，经由吐蕃、西州，唐睿宗派人到玉门塞迎接高僧，此处的玉门塞当为玉门关，善无畏从西州入河陇，势必也会通过伊吾道，经由玉门关到达长安时，已经为唐玄宗的开元四年（716）。这一时期玉门关应是有将领把守的，《太平广记》卷三二九“张守珪”条载：

（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其徙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绵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87]

唐开元十五年（727）张守珪为瓜州刺史，故张守珪守“玉门关”应该是开元年间的事情。通过“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唯得袈裟”的情况，可推测与胡僧一起同行携带“罗绵等物”的人很可能是往来商旅。张守珪守新玉门关，在这里劫掠往来的西域胡僧商旅。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唐开元廿一年（733）唐益谦、薛光泚、康大之请给过所案卷》中记载了唐益谦携带其叔唐循忠之媵薛十五娘与奴、婢、作人及马、驴等人畜，从四镇来到西州，再赶去福州的路线：

在过所上共列了玉门关、金城关、大震关、乌兰关、潼关、蒲津关等，他们一行东去只需经由其中部分关即可，但玉门关是必经之关，无论是经沙州前往瓜州，还是从伊州前往瓜州，都要经过瓜州西北的玉门关。同文书中薛光泚从西州至甘州的途中，也必须要“路由玉门关及所在镇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唐益谦申请过所文书所提交的一份残文书上，钤有三枚“玉门关之印”，[89]更加证实了唐代玉门关在瓜州与西州之间的沟通作用。

尽管此时新玉门关已成为前往西域的门户，但随着唐朝的统一，故玉门关的交通路线仍在被利用，《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寿昌县”条载“玉门故关，在县西北一百一七里”。[90]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载：

一所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91]

从“玉门关道”可知，故玉门关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仍然被使用。另外《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及敦煌遗书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S.788《沙州志》、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散录1700《寿昌县地境》等皆有故玉门关遗址以及交通道路的相关记载。

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张运感砖志一方，[92]从砖志内容可知，墓主张运感卒前所任的是沙州西关镇将，关于西关，敦煌出土地理遗书S.788《沙州志》中记载：

12 寺一：永安。镇二:龙勒、西关。戍三：大水、西子亭、紫13 金。烽卅四。柵二。堡五:西寿昌城县西廿五里，武德八年置。[93]

陈国灿认为“西关镇更有可能在敦煌县西北的汉玉门关址，亦属寿昌县辖”，[94]郑炳林通过敦煌遗书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中记载石城镇通往沙州的两条道路，[95]其中南路经过古阳关，北路“从屯城取碛路，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李正宇赞同陈国灿的观点，认为北道所经的“西关”，为汉玉门故关。[96]并且在《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时地史事考》一文中考证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中的“玉门关盖将军”，实为唐天宝年间的西关镇将。而“玉门关”为敦煌西北的汉玉门故关。[97]唐灭亡后，938年后晋政权派遣高居诲出使于阗国，途中“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98]玉门关下注文为“此非敦煌西之玉门关，乃唐代玉门县”。黄盛璋亦认为“此处玉门关乃玉门军、玉门县之讹”。[99]

对统一的中央王朝来说，“新、故玉门关”交通的并用，既可以保证与西域诸国使者的往来，又可以加强商业往来人员、物品的流动，所以唐代张运感作为沙州西关镇将，就扼守在故玉门关这个沟通沙州与西州、于阗等往来的交通要塞。

六、结语

玉门关自汉至唐，在边防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否定玉门关的东汉迁移说，认为西汉至北魏时期的玉门关一直位于敦煌以西，并未迁移。首先，西汉及曹魏时期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通往西域的道路一直在使用，不断地拓展；其次，西晋、五凉时期随着诸政权在河西的林立与更替，或设置“玉门大护军”作为沙州军事基地，或以“玉门以西诸军事”来表达控制西域的意愿。及至北魏，玉门关仍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出发点；至北周时期，随着“伊吾路”的兴盛，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逐渐衰落，加之此时“关津”律令的完善，周武帝在河陇地区对郡县、关津设置的重视，所以玉门关很可能在此时迁至敦煌以东，隋代又在新玉门关设置关官。新玉门关是隋唐时期瓜、沙、伊州之间的重要关隘，而此时，敦煌西面的故玉门关通道仍在使用，与新玉门关并存共用，勘察往来商旅，保障河陇与西域之间往来的畅通。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古丝绸之路西北关津研究”（项目编号：19XZS031）的成果之一。

[2]《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3873页。

[3]《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条下记载“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第1614页。

[4]《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1页。

[5]传统典籍除了上引《汉书·地理志》，还有《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三国时期的韦昭注“玉门”为“玉门关在龙勒界”，中华书局，1963年，第3172页。之后的《括地志》、《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也都是沿袭此说法。敦煌文书参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P.5034、S.788、P.2691等。

[6]《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5页。

[7]Chavannes，édouard émmannuel，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Imprimerie de l'Université，1913，pp.6-7.

[8]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序（二），中华书局，1993年，第4～5页。

[9]劳榦：《两关遗址考》，纪忠元，纪永元主编：《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1～97页。

[10]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第117～121页；向达：《两关杂考》，《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第98～107页。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年第9期，第469～477页。

[11]侯玉臣：《汉玉门关与西域南北道》，《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42、52页。侯晓星：《西汉玉门关遗址质疑》，《宁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63～66页。李并成：《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第120～124页。潘发俊，潘竟虎：《西汉玉门关地理位置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10～13页；《西汉玉门关地理位置再考》，《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第59～64页。

[12]谭世宝，洪光慧：《西汉初设的“玉门关”故址新探——以厘清各说的源流及破误立正为中心》，周运中：《西汉玉门关最初在今玉门市考》，《“玉门、玉门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第17～33、第56～64页。

[13]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考古》1965年第9期，第469～477页。

[14]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4～137页。

[15]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附录《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中华书局，1991年，第51～134页。

[16]吴礽骧：《玉门关与玉门关候》，《文物》1981年第10期，第9～13、32页。

[17]冨谷至：《漢代邊境の關所》，《東洋史研究》第48卷第4号，1990年，第21～27页。

[18]何双全：《论西汉敦煌玉门关的三次变迁》，《简牍学研究》2002年，第3辑，第247～262页。

[19]吴军：《汉简中河西边郡的防御组织研究》，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1年，第22页。

[20]日比野丈夫著；王蕾译：《汉代的西方经略和两关设置年代考》，《西夏研究》2015年第1期，第94～106页。

[21]张德芳：《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8页。

[22]冨谷至举例肩水金关出土的出入：

戍卒梁国睢阳新乐里公乘孙愿年廿六 九月丙寅出 癸巳入 140.3

分析简中在右侧缩小书写“九月丙寅出”，是为了之后在左边记录“癸巳入”而做准备，而在一个简上记录“出”和“入”是需要时间差的，这样的一次记录实际上只存在出入的场所——关所，反过来说就是出土出入记录的地方很有可能为关所遗址。冨谷至：《漢代邊境の關所》，《東洋史研究》第48卷第4号，1990年，第21页。

[23]参考何双全：《论西汉敦煌玉门关的三次变迁》，《简牍学研究》2002年，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第247～262页。

[2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附录《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第51～134页。

[25]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3页。

[26]李并成：《东汉中期至宋初新旧玉门关并用考》，《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第103～106页。

[27]王素：《高昌史稿 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28]《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2页。

[29]《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4页。

[30]《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2页。

[31]殷晴：《汉代丝路南北道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26～127页。

[32]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3、155页。

[33]《后汉书志》二一《郡国志》，第3521页。

[34]《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840页。

[35]《三国志》卷三〇《魏书》，第859页。

[36]《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2页。

[37]《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433～434页。

[38]《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八》，第1614页。

[39]《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第434页。

[40]《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56页。

[41]《晋书》卷一一五《苻丕载记》，第2942页。

[42]《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第3056页。

[43]〔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〇六，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3353页。

[44]《资治通鉴》卷一〇八，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七月条，第3416页。

[45]《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第2259页。

[46]向达：《两关杂考》，纪忠元，纪永元主编：《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第98～107页。

[47]石明秀：《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简牍释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第50～57页。李正宇：《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汉简初识》，张德芳主编：《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7～161页。

[48]向达：《两关杂考》，纪忠元，纪永元主编：《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第98～107页。

[49]李正宇：《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第72～80页。后又收录于其著《敦煌丛刊二集⑤敦煌史地新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223～242页。

[50]《晋书》卷三《武帝纪第三》，第78页。

[51]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期，第73～97页。

[52]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445页。

[53]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61页。胡平生：《楼兰出土文书释丛》，《文物》1991年第8期，第41～48页。

[54]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1993年第2期，第8～15页，后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19～110页。

[55]《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中将“康王”的“王”字漏录，又将“交”字录成“夏”字，第267页。所以此处录文采取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中的录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56]陈国灿：《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57]《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1页。

[58]《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2页。

[59]《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14页。

[60]《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高昌》，第915页。

[61]〔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陇右道七·西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2995页。

[62]《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579页。

[63]严耕望撰：《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487页。

[64]李正宇：《敦煌学导论丛刊·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298页。

[65]安西现在已改名为瓜州。羽田亨：《大谷伯爵所蔵 新疆史料解説》，《東洋學報》第1卷，1911年，第52～66页。现收入《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 歷史篇》，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57年，第524～525页。

[66]王素：《高昌史稿 交通编》，第166页。

[67]《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高昌》，第915页；《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龟兹》，第917页；《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焉耆》，第916页。

[68]《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82年，第816页。

[69]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2007年，第225页。

[70]《隋书》卷二五《刑法志》，第707页。

[7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上·兰州》载“金城关，在州城西。周武帝置金城津，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津为关”，中华书局，1983年，第988页。

[72]《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第98页。

[73]〔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07页。

[74]《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第816页。

[75]向达：《两关杂考》，纪忠元，纪永元主编：《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第98～107页。纪宗安：《丝绸之路新北道考实——兼谈玉门关址的东迁》一文认为玉门关东迁的时间为隋代，《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第96～108页。

[76]《隋书》卷八四《北狄传·西突厥》，第816页。

[77]《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第1331页。

[78]《隋书》卷二《高祖帝纪第二》，第54页。

[79]〔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44页。

[80]《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第1533～1534页。

[81]《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瓜州》，第1028页。

[82]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第1～13页。苦水为胡卢河的论证，在其著《敦煌郡诸水》，《敦煌学导论丛刊·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174～179页。但李并成推测唐玉门关位于清代所筑双塔堡。在清人张驹贤与向达怀疑的基础上，认为“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的记载有误，认为唐代晋昌县城即为瓜州治所，同治一城，而非分理二城，并论证常乐之瓜州的“瓜州大道”上并无玉门关，根据地形地貌以及路线走向判断唐玉门关位于安西县双塔堡附近，载于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第20～25页；《新玉门关位置再考》，《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第104～108页。2010年李正宇又发表《双塔堡绝非唐玉门关》一文，对上文的论据逐条进行论证反驳，首先在严耕望“瓜州至伊州驿道，皆由常乐县出发”观点的基础上，考证敦煌出土文书P.2005中瓜州至伊州间驿站的方向与距离；其次用具体卫星地图即实地考察周边的古遗迹、村落、农田痕迹等，证明马圈村古城一带自古是人们生活与交通的区域；又通过《旧唐书·吐蕃传》与敦煌文书、《武经总要》的记载，认为唐代瓜州城曾被吐蕃毁坏，张守珪又在别处修筑新城，所以郡治晋昌县有两处，开元十五年（727）前位于锁阳城遗址，之后位于马圈村大古城，而新玉门关位于马圈村小古城，载于李正宇：《双塔堡绝非唐玉门关》，《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74～79页。同年郑炳林、曹红在《唐玄奘西行路线与瓜州伊吾道有关问题考察》一文通过对瓜州自然地理条件，认为唐玉门关位于瓜州双塔附近的疏勒河上，《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第1～13页。

[83]〔唐〕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2页。

[84]李正宇：《双塔堡绝非唐玉门关》，《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第74～79页。

[85]关于“关外西北又有五烽”，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记载瓜伊之间设有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参见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页。李正宇在《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一文论证这五烽，即高宗武后时期设置的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82～91页。

[86]〔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9～20页。

[87]〔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二九《鬼十四》，中华书局，1961年，第2615页。

[8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8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图文本），第264～265页。王蕾：《吐鲁番出土钤“玉门关之印”的过所文书考》，《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74～81页。

[9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陇右道下》，第1027页。

[91]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49页。

[92]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2年，第640～641页。

[93]此据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文中据《寿昌县地境》“镇二：龙勒、西关，戍三：大水、紫金、西子亭，烽卅四，栅二，堡五”之文，断“镇二：龙勒”后面脱“西关”二字，而错在“堡五”之下，得出《沙州志》在抄写原本时，抄错行而致乱意，并重新录文。原载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后经修订收入《敦煌学史事新证》，第385～386页。修改之后，不仅镇二“龙勒、西关”与《寿昌县地境》一致，“西寿昌城县西廿五里”与P.2691《沙州城土境》的记载也正相吻合。

[94]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原载于《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后经修订收入《敦煌学史事新证》，第401页。

[95]郑炳林：《〈沙州伊州地志〉所反映的几个问题》论述石城镇对唐与西域交通畅通及唐在西域的政治稳定，牵制吐蕃不能全力进攻河西、陇右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66～75页。

[96]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64、204页。

[97]李正宇：《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时地史事考》，中央文史研究馆，敦煌研究院，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编：《庆贺饶宗颐先生九十五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第871～882页。

[98]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之《高居诲使于阗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99]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第1～13页。

(作者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

貌似国际合作，实则英国是老大——狂风战斗机诞生记

2014年9月16日，帕那维亚公司(PANAVIA)和北约欧洲战斗机和狂风管理机构(NETMA)一起庆祝了“狂风”原型机1974年8月14日在西德曼兴首飞40周年。德国空军的“狂风”44 61穿上了与原型机相同的鲜明红白相间涂装，与来自皇家空军和意大利空军的“狂风”一起做了纪念飞行。

德国空军“狂风”44 61的原型机纪念涂装

帕那维亚公司设计的“狂风”首飞40周年logo

帕那维亚是为生产“狂风”战斗机而建立的一家独立国际合作公司，负责协调“狂风”项目中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公司的工作。帕那维亚有自己的员工和工厂，在2009年3月26日迎来了40岁的生日。NETMA则是“北约多用途作战飞机研制和生产管理组织”(NAMMA)的继任者，是多国政府在1969年9月成立的一个北约“狂风”项目管理机构。

帕那维亚是为生产“狂风”战斗机而建立的一家独立国际合作公司，负责协调“狂风”项目中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公司的工作

“狂风”作为一种成熟的战斗机已经服役了数十年，德国和意大利空军预计该机至少还要再服役10年。“狂风”是公认的最成功的欧洲合作飞机项目之一，帕那维亚宣布该机的总产量“接近1000架”，要知道这还是冷战结束后产量被削减的结果。“狂风”是一种非常强悍的低空打击战斗机，具有出色的昼夜和恶劣天气精确定位目标的能力。在服役的漫长岁月里，“狂风”证明了自己在侦察、防空压制和反舰任务中的能力，后期还成为了成功的中高度精确制导弹药和新一代防区外武器的发射平台。该机甚至具有发展出了防空改型，不过这种ADV型的研制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图说“狂风”ADV——不列颠天空守护者)。

帕那维亚宣布该机的总产量“接近1000架”，要知道这还是冷战结束后产量被削减的结果

著名的英国皇家工程院对“狂风”项目评论道：“‘狂风’项目的成功是一开始就采取全面视角的结果，他们认识到需要把客户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同时，纪律和良好的工程和项目管理也至关重要。”

但“狂风”项目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英国和西德都曾差点被取消。在英国，人们对TSR.2的前车之鉴还记忆犹新;在西德，人们觉得“狂风”过于复杂和昂贵，而且也不符合德国空军装备美制喷气式战斗机的传统，把它叫做“英国飞机”。人们怀疑多用途设计会使“狂风”变得样样都能，但样样稀松。

在英国，人们对TSR.2的前车之鉴还记忆犹新

起源

在英国，“狂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陆续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取代“堪培拉”和3V轰炸机执行遮断和战术打击任务的研发项目。先是TSR.2轰炸机和通用动力公司的F-111K，随后是英国飞机公司(BAC)的P.45、AFVG(英法可变几何)、UKVG(英国可变几何)项目。

F-111K是TSR.2轰炸机被取消后的替代产物

英国从BAC的P.45开始就具有了时髦的可变翼设计

AFVG全尺寸模型，由于法国的参加，模型具有浓浓的“幻影”G味道

英法分道扬镳后出现的UKVG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保留了“幻影”式的半圆形进气锥

在西德，为了取代F-104G“星际战斗机”，他们在1965年提出了双座AVS(先进垂直打击战斗机)方案。这种战斗机一开始是西德EWR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具有两台主发动机和4台升力发动机，后来改为EWR和费尔柴尔德-席勒-共和公司合作。然后是MBB公司的NKF(新型战斗机)，这是一种单座 单发可变后掠翼战斗机，装一台TF30涡扇发动机。当时，这种发动机已被F-111和F-14A采用。

双座AVS(先进垂直打击战斗机)方案具有两台主发动机和4台升力发动机

NKF是一种单座单发可变后掠翼战斗机，装一台TF30涡扇发动机

同时，装备了F-104的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加拿大(在欧洲驻扎了F-104)组成了“欧洲F-104替换集团”，联合寻求F-104的后继机。最后他们看中了英国的UKVG方案，因为这个方案综合了P.45和AFVG的设计特点、TSR.2的航电套件和先进RB153发动机，具有研制出一种先进可变几何机翼打击战斗机的潜力。

英国空军参谋部被邀请加入F-104替换集团，对该集团的需求进行评估。英国空军参谋部经过全面分析后认为集团需要一种比MBB的NKF稍大稍重的飞机，能够在夜间和全天候环境下作战，作战重点是遮断而不是近距空中支援。

在确定英国也有兴趣联合研制这种飞机后，集团正式邀请英国加入“1975年多任务飞机项目”(MRA 75，预定1975年服役)，但加拿大和比利时退出了合作项目。

1968年7月，英国完成了对这种未来战斗机的初步研究。由于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可与英国方案想比拟的设计，所以英国的研究对MRA 75的定义阶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定义阶段，多国研究人员对固定翼和可变翼、单座和双座、单发和双发布局都进行了深入研究。

“狂风”的最终设计号称是融入了UKVG和NKF的特点，但实际上，只有宽间距机翼转轴才是来自NKF

MRA 75项目的两个主导国家是英国和西德，英国需要一种能同时执行防空和遮断任务的战斗机，对空战能力要求不高。而西德对空空作战要求颇高，要求飞机能发射AIM-7“麻雀”、霍克·西德利“咬尾狗”短程推力矢量管发射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或道尼尔/BGT“蝰蛇”导弹。这意味着新机必须分成两种型号才能满足英国和西德的不同要求，但人们仍希望两种型号间存在高度的通用性。

新机必须分成两种型号才能满足英国和西德的不同要求，但人们仍希望两种型号间存在高度的通用性

设计发展

1969年3月14日，集团推出了第一种联合设计，该设计在4月被命名为帕那维亚“黑豹”。“黑豹”中的德国单座型是PA100，英国双座型是PA200，两种型号被统称为MRCA(多任务作战飞机)。双座型空重13608千克，最大起飞重量27215千克，大致和F-4相当，比F-111轻了1/3，这种型号还能作为单座型的同型教练机使用。

外形怪异的PA-100/200早期设计，其实前机身两侧的鼓包是被简化后便于风洞吹试的进气口

MRCA想象图，近处的是英国PA200双座型，远处是西德和意大利的PA100单座型

到1969年7月荷兰退出项目时，集团已经完成了机翼增升装置的大部分研究。

西德空军一开始希望飞机是单发单座的，但这和英国皇家空军要求双发双座分歧太大，如果强行设计成单发和双发两种型号就完全不具备成本效益，于是西德妥协了，同意接受双发设计。到1970年3月，西德空军又认识到MRCA的座舱工作负荷太大，需要两名乘员才能充分发挥出武器系统的最大效能，所以又悄悄放弃了PA100方案。最终，集团剩下的三个伙伴国——意大利、西德和英国都一致认可了双座双发设计。

　艺术家想象的德国空军PA100单座型，最终还是被放弃

虽然MRCA被设计成能执行空空任务，但该机较差的机动性导致德国和意大利开始寻求其他飞机来取代执行防空任务的F-104G。西德最后决定购买F-4作为临时防空战斗机解决方案，导致西德MRCA的采购数量从600架降到410架，最后又削减到324架。意大利则决定购买全新制造的F-104S来取代F-104G，使意大利MRCA的采购数量从200架降到100架。英国的385架需求量则一直保持不变，这使英国成为集团中主要的合作伙伴，但是MRCA项目的工作份额还是按照之前西德600架的需求制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帕那维亚公司和NAMMA的总部都设在德国的原因。最后，在讨价还价之后，英国和德国的工作份额调整到42.5%，意大利是15%。

最后，在讨价还价之后，英国和德国的工作份额调整到42.5%，意大利是15%

英国对此也无法抱怨，因为三方妥协后的联合设计最接近英国的需求，简直就是UKVG和FCA方案的翻版。

德国NKF方案对设计的影响就只有宽间距机翼转轴了，转轴位于从机身中线算起的23%翼展处，形成了大面积固定翼套。

最终，三方都接受的双座双发设计，至此“狂风”战斗机的气动外形基本形成

“狂风”在设计中非常注重可维护性，开设了大量维护口盖

同时，MRCA的发动机设计也来自英国，这种涡轮联盟公司的RB199涡扇发动机的原始设计来自被罗尔斯·罗伊斯并购的布里斯托尔·西德利公司。出于民族自尊心，英国无法接受美国发动机，并以退出项目加以威胁，最后，三国同意采用当时还在纸面设计上的RB199。

英国在“狂风”的研制中主导了气动布局、发动机、航电的设计，“狂风”战斗机可以说是一种英国飞机。若干年后，这种情况又出现了“台风”上

MRCA的航电系统也延续了TSR.2的设计理念，单座“美洲虎”攻击机就采用了基于该理念的简化型航电，MRCA会增加强大的测绘和地形跟踪雷达以及大幅升级的雷达告警接收机/电子战系统。

“狂风”标志性的水平楔型进气口在设计早期就被确定下来了，这种进气口被认为优于AFVG和UKVG的圆形进气锥式进气口，以及P.45的垂直楔型进气口。这种具有可变进气坡道的水平楔形进气口(也被“协和”客机RA-5“民团团员”采用)在1.8马赫时也有良好的总压恢复系数，进气口设置在翼套前方，使进气道的长度能很好地稳定气流，在发动机压气机正面产生良好的压力分布。

这种具有可变进气坡道的水平楔形进气口在1.8马赫时也有良好的总压恢复系数

测试飞机

项目的定义阶段在1970年4月结束，1970年7月20日，MRCA进入全面研制阶段。

为了加快研制进度，帕那维亚除制造用于试飞的MRCA原型机和预生产型机外，还加入了其他一些测试机。在美国，德州仪器在一架康维尔240(N240HH)上测试了地面测绘雷达。在英国，一架“火神”B.1(XA903)被改装成了RB.199发动机的飞行试验台。

这架“火神”在机腹挂载了具有RB199发动机和完整的进气系统的半个MRCA模拟机身(从中线开始的右侧机身)，安装了全功能进气口和加力燃烧室尾喷管，甚至还有没有实际功能只代表气动外形的反推装置。更稀奇的是模拟机身前部还内置了27毫米毛瑟机炮和150发炮弹，“火神”曾从博斯科比顿基地起飞在爱尔兰海上空进行了几次机炮测试。

“火神”B.1(XA903)挂载的半个MRCA模拟机身

但这架老化的“火神”维护状态不佳，再加上RB199本身故障不断，在从1972年2月开始的7年时间里，“火神”只飞了126架次共计286小时，其中发动机仅测试了203小时。

试飞中的XA903

在1972和1973年，“剑桥的马歇尔”公司把两架前皇家海军的“海盗”(XT272和XT285)改装成MRCA雷达测试机。这两架飞机都安装了MRCA的雷达罩，内置德州仪器的地面测绘雷达和地形跟踪雷达，机鼻下方也增加了激光测距系统整流鼓包。“海盗”还安装了MRCA的惯性导航、辅助航向和参考系统、自动驾驶仪，前座舱安装了MRCA的平显、地形跟踪雷达显示器、飞行员控制手柄，后座舱安装了MRCA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以及雷达和投影地图综合显示器(CRPMD)。1978年7月，一架“海盗”试飞中坠毁在苏格兰西弗鲁赫坠毁，另一架最后在1980年1月退役。

安装了MRCA雷达罩的“海盗”XT272

德州仪器的地面测绘雷达和地形跟踪雷达

1972年，一架“闪电”F.2A(XN795)被移交给英国飞机公司在沃顿为MRCA进行研发试飞。这架飞机在机腹安装了一门27毫米的IKWA毛瑟机炮，从1975年起开始了射击测试。

“海盗”和“闪电”被证明比“火神”更有用，在仅有的几架MRCA原型机忙于操控测试和包线扩展时，这些飞机加快了机炮和作战航电系统的测试进程。

“狂风”的毛瑟BK-27转膛炮

“狂风”原型机

帕那维亚在试飞项目中先是投入了9架原型机(第10架原型机是静力试验机身)，接着又投入了6架预生产型飞机。人们在一开始以为7架原型机就足够了，但数量很快就增加到13架，最后确定为9架。原型机试飞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试飞中心同时展开，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帕那维亚花了很大精力进行协调，给每架飞机都赋予了特定试飞任务。

英国分到4架原型机(P.02、P.03、P.06和P.08)和两架预生产型飞机(P.12和P.15)，西德分到三架原型机(P.01、P.04和P.07)和三架预生产型(P.11、P.13和P.16)，意大利分到两架原型机(P.05和P.09)和一预生产型飞机(P.14)。唯一的一架静态测试机身是P.10。

静态测试机身P.10

1971年11月，第一架原型机P.01(D-9591/98 04)在德国奥托布伦开始组装，1973年2月被装上卡车运往曼兴，预定在1973年12月首飞。此后，德国所有的“狂风”战斗机都是在曼兴组装的。

西德坚持认为MRCA的首飞应该德国进行，因为当时他们的飞机采购数量还是居于首位。英国飞机公司董事长弗雷德里克·佩吉爵士勉强同意了，但坚持认为首飞应该由英国飞行员来驾驶。因此，BAC试飞员保罗·米利特先是在P.01前座完成了地面试车和高速滑跑测试，然后在1974年8月14日驾机首飞。由于“火神”B.1在RB.199发动机测试中遭遇的挫折，导致MRCA的首飞被拖延至今。

第一架原型机P.01(D-9591/98 04)的首飞，右下角是英国飞行员保罗·米利特(左)和德国副驾驶尼尔斯·梅斯特

1974年9月，MRCA被正式命名为“狂风”，其打击型被命名为“狂风”IDS(遮断打击)。1974年10月30日，米利特又驾驶英国第一架原型机P.02(XX946)首飞。

所有9架原型机都被分配了不同试飞任务，P.02的首要任务是扩展并确定飞行包线。但由于早期RB199发动机推力不足、加速缓慢、耗油率高，P.02不得不加装一个空中加油探管，这使“狂风”比计划中更早地获得了空中加油认证。

由于早期RB199发动机推力不足、加速缓慢、耗油率高，P.02不得不加装一个空中加油探管，这使“狂风”比计划中更早地获得了空中加油认证

第三架原型机P.03(XX947)在1975年8月5日从英国沃顿首飞，该机是第一架安装雷达罩的原型机(之前原型机都是金属机鼻)，也是第一架具有复式操纵系统的原型机。P.03被用于失速和尾旋试飞，安装了抗尾旋伞和应急动力装置，还被用于机翼和机身重型挂载试飞。

安装了抗尾旋伞的P.03(XX947)

P.04(D-9252/98 05)于1975年9月2日在曼兴首飞，该机安装了完整“狂风”航电系统，负责发现并解决在导航、自动驾驶仪和地面测绘系统的存在问题。

P.04(D-9252/98 05)安装了完整“狂风”航电系统

意大利的第一架原型机是P.05(X-586)，1975年12月5日在都灵卡塞勒做了首飞。该机在第6次试飞降落时损坏，退出试飞项目2年，期间它的许多试飞任务被移交给了P.02。

意大利的第一架“狂风”原型机P.05(X-586)

后来涂上意大利作战迷彩的P.05

1975年12月19日，P.06(XX948)在沃顿首飞。由于该机安装了2门毛瑟机炮，所以安装在弹药舱的试飞测试仪器就被移到了后座舱，变成了“单座”飞机。P.06被用于武器、抛外挂和射击测试，也是第一架后机身修形的原型机，降低了阻力提高了操控性。

“狂风”后机身的改进

1975年12月19日，P.06(XX948)在沃顿首飞

德国原型机P.07(98 06)安装了升级型自动驾驶仪，英国的P.08(XX950)是第二架具有复式操纵系统的飞机，这两架飞机分别在1976年3月30日和7月15日首飞。P.07和P.08都具有全套航电，能飞大部分包线，被作为完整的飞机和武器系统参加试飞，进行过武器瞄准和投放、机炮射击、航电和雷达、全自动地形跟踪飞行测试。

最后一架原型机P.09(X-587)于1977年2月5日在意大利首飞，被用于外挂物测试和实弹测试，发射过“鸬鹚”反舰导弹。

最后一架原型机P.09(X-587)

预生产型

第一架预生产型飞机P.11(98 01)在同一天晚些时候首飞，接下来的预生产型飞机是P.12(XZ630)、P.13(98 02)、P.14(X-588/MM7001)、P.15(XZ631)和P.16(98 03)。

这些预生产型飞机投入试飞后加速了项目的进度，除试飞外，这些飞机还被提供给各国空军进行评估，其中几架已经非常接近生产型了。

帕那维亚曾计划把4架预生产型升级到生产型标准后交付西德和意大利空军，但最后没有实施。

三国空军的预生产型“狂风”

“狂风”在1977-1978年间持续进行高密度试飞期间发生了两起坠机事故，1979年6月，P.08在爱尔兰海上空的一次低空拉起投弹中坠毁;1980年5月，P.04在西德的航展练习中坠毁，机组遇难。

这两架飞机的损失也影响到了试飞项目，本来早该退役的几架原型机不得不担负起更多的试飞任务。

第一架生产型“狂风”在1979年6月5日下线，该机是英国皇家空军的ZA319。“狂风”的种子教官培训开始于80年代中期，至此，该机的早期研发项目终于圆满结束。

“狂风”各型号的发展脉络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内容提要：朝鲜半岛对于其古代根基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自朝鲜王朝以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极力推崇箕子崇拜，到独尊檀君朝鲜，当下意识与认同是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处于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实现“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因而受到极度尊崇，与之同时，檀君则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与日本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华世界解体，大韩民族国家的形成，箕子被抛弃，檀君作为民族祖先的地位得以确立并被强化，成为韩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因而，现实需求与民族认同是解开韩国根基历史塑造的一个重要视角。

美国卫斯理大学柯文（Paul Cohen）教授指出历史至少有三个层面，他称之为“历史三调”，即经历、事件与神话。① 许多历史都具有这样的三重性，而对于各个民族起源的“根基历史”，② 这样的特性就更为明显。大韩民族的根基历史：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两种传说在韩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有着许多的纠葛，随着世界大势的变化以及韩国历史的变迁，朝鲜半岛上的民众由崇拜箕子到信奉檀君，背后有着许多深层的原因。尽管当今韩国选择了檀君朝鲜，而摒弃了箕子传说，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到这两种传说的形成或消亡的历程，也可以把握一个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其认为“合适”的历史的。当然，从朝鲜半岛对于箕子朝鲜的选择、崇拜到最后摒弃的历程中，借助这个“异域之眼”，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把握传统东亚中华世界的一些基本特性，也可以给我们“从周边看中国”提供一个参考的事例。

一、箕子朝鲜与明朝之赐国号

尽管箕子朝鲜的历史充满重重迷雾，而韩国学术界现在基本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但中国历史上确有箕子其人，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子称殷末有“三仁”，而箕子是“三仁”之一，乃殷纣王之叔父。纣王无道，其叔父比干因谏而被杀，微子去之，箕子只好佯狂为奴并遭囚禁。周武王灭商后，把箕子从狱中释放出来，箕子不忍，遂东走朝鲜，建立箕子朝鲜。箕子在朝鲜立国十三年之后，回来朝见周武王，与武王论及治国之道，是为《洪范》。这是历史上箕子的基本事迹，散见于《尚书大传》、《周易》、《逸周书》、《竹书纪年》、《论语》、《史记》、《汉书》等书，具体细节上当然各有参差。

对于箕子之朝鲜，《史记》之《宋微子世家》、《汉书》之《地理志》等皆有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更为详细些，其曰：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可贵哉，仁贤之化也！③

中国史书强调箕子对于朝鲜教化之功，而以后朝鲜半岛的历代王朝对此也是津津乐道的。

箕子朝鲜的历史，在朝鲜半岛上出现的早期史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提及“箕子受封于周室”，④ 僧一然的《三国遗事》也提及“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⑤ 可见，从现存最早的史书看，朝鲜是普遍认同箕子封朝鲜的历史。而对箕子之崇拜，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发展至最高峰，箕子朝鲜成为李氏朝鲜政权的一面重要旗帜，箕子崇拜也是朝鲜政事与礼仪中一项重要内容，因为他们把箕子朝鲜看成是朝鲜王朝维系与明朝关系的一种重要媒介，是他们在中华世界体系中争取到“小中华”地位的重要保证。

洪武二十五年（1392），李成桂废除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李氏朝鲜政权。李成桂开国之初，就显示其对明朝亲附的态度，不久即以“权知国事”的名义，派使臣韩尚质以“和宁”（李成桂出生地）、“朝鲜”请国号于明朝。朱元璋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⑥ 乃赐其国号为朝鲜，是为朝鲜王朝。请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也仅此一次。李成桂当即派遣使臣前往明朝谢恩，因为赐号朝鲜，有谏官上疏国王：既然“朝鲜”乃箕子之所封，《洪范》箕子之所陈、帝王之所范，故请求于经筵首讲《洪范》，以明其教。⑦ 而当时多次出使明廷的朝鲜开国功臣权近说：“今天子赐号之恩，殿下复旧之德，实与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鲜同一揆也。又使民知秉彝之性，初无华夷古今之异，苟能勉力以遵皇极之训，则神人协从，子孙逢吉，可以称夫大同之旨矣。”⑧ 把箕子作为朝鲜太祖李成桂比附的对象，赋予其极高地位。又作诗颂道：“东国方多难，吾王功乃成；抚民修惠政，事大尽忠诚。赐号承天宠，迁居作邑城；愿言修职贡，万世奉皇明。”⑨

朱元璋赐李成桂国号为朝鲜，所谓“其来远矣”，即与箕子有关，朝鲜诸臣亦马上与箕子联系起来。郑道传是李成桂的开国功臣，朝鲜王朝的一切政制皆其亲手制订，对于朱元璋赐号朝鲜，他立即将李氏朝鲜与箕子朝鲜相提并论，并以箕子朝鲜作为李氏朝鲜效仿的目标，深以为荣。“天子之德，无愧于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于箕子哉！”⑩ 把明太祖朱元璋比作周武王，将朝鲜太祖李成桂比作箕子，以为《洪范》之学、八条之教，皆将行于今日。可见，明朝赐国号“朝鲜”，朝鲜君臣都有着深刻的感恩情怀。当时朝鲜君臣，皆以赐号“朝鲜”为莫大之荣耀，想方设法从各方面与箕子联系起来，成为他们塑造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以“朝鲜”作国号，显示李成桂对王朝正统性的考虑，既从本国历史上寻找新兴王朝的合法性，又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来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从而为其王朝获取宗主国的认同，以确立其正统性。(11) 也由此开启了朝鲜箕子崇拜的先声。

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赐号“朝鲜”，政治上，固然强化了李氏朝鲜的正统地位，而从文化心态上，对于朝鲜久已存在的箕子信仰给予了很强的动力。用“朝鲜”一名，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朝鲜君臣都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箕子朝鲜。尽管韩国学者韩永愚认为“朝鲜”一名，并非仅仅是与箕子有关，因为还有檀君朝鲜与卫满朝鲜，(12) 但这并不能否认朝鲜君臣加强与箕子朝鲜的联系，并无充足的史料说明他们还联想到了檀君或者卫满。箕子朝鲜，作为一种根基历史的作用，给予朝鲜无限的暗示。在传统的中华世界体系之中，中华是中心，而朝鲜半岛是中华世界的边缘，“在族群边缘，人们强烈地坚持一种认同，强烈地遗忘一种认同。”(13)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奠定了他们强烈的箕子信仰的基调。从最开始朝鲜君臣就以箕子朝鲜作为比附的对象，随后为历代国王所遵循。世宗国王即言：“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国，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14) 并推崇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乃“天厚东方，畀之仁贤以惠斯民”。英祖亦以为“东方能免左衽之俗者，赖箕子之教”。(15) 箕子在朝鲜王朝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他们从各个层面上强化与箕子的关系，首先是凸显箕子在朝鲜历史上的地位以及现实中的尊崇，这种崇拜，是朝鲜王朝对于以明朝为中心的中华世界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认同以明朝为中心文化秩序的一种体现。(16)

二、箕子朝鲜历史之建构与箕子崇拜

朝鲜半岛历史上有三个朝鲜：檀君朝鲜、箕子朝鲜与卫满朝鲜。对于这三个朝鲜王朝，尤其是前两者，何者是历史，何者是神话，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认识。决定这种认识的关键并非是追求历史的真相，而是为现实的需要与当下的认同所决定的。尽管当今在强调民族国家独立自主的原则支配下，檀君朝鲜被无限的放大，箕子朝鲜被贬斥乃至抛弃，但是在以明朝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之下，作为明朝藩国的朝鲜王朝，箕子朝鲜的地位是最引人注目，也最为朝鲜君臣所津津乐道的。

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国，朝鲜半岛上的王朝，政治上对中原王朝固然是采取臣服的姿态，而在文化上也是以比附与仰慕的心态。从统一新罗以来，逐步将箕子朝鲜吸收并融入朝鲜的历史建构中去。三国时期就已开始箕子崇拜，高句丽时期把箕子当神崇拜。高丽时期，箕子被看成是历史人物，而且箕子崇拜在政治上亦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高丽肃宗壬午（1102）有感于“我国教化礼义，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17) “令平壤府求封箕子坟茔，立祠以祭（此祠即丁字阁），又建箕子祠于平壤（此祠即箕子殿）。忠肃王七年戊寅（1338），以箕子礼乐教化自平壤而行，令平壤府修祠致祭。”(18) 可见，箕子墓是高丽年间发现的，而箕子祠是高丽年间修建的，从此箕子就逐渐被确立为韩国文化的象征、文明的始祖。

朝鲜王朝的箕子崇拜，首先体现在对箕子朝鲜历史的解读上。朝鲜太祖元年（1392），礼曹判书赵璞上书称：“朝鲜檀君，东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兴教化之君。”(19) 要求朝鲜王室令平壤府依时致祭。当时看起来，似乎檀君与箕子是平等的，但朝鲜更加注重的是“教化之君”箕子。从朝鲜太祖一直到世宗年间，是朝鲜制度建设创始乃至逐步完善的时期。在《朝鲜世宗实录·地理志》中，这样陈述三个古朝鲜：“唐尧戊辰岁，神人降于檀木之下，国人立为君，都平壤，号檀君，是为前朝鲜。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此地，是为后朝鲜。逮四十一代孙准，时有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人，来夺准地，都于王险城（即平壤府），是为卫满朝鲜。”(20) 《东国舆地胜览》也沿袭这样的叙述。檀君朝鲜为前朝鲜，前朝鲜的历史一直处于模糊状态，箕子朝鲜被称为“后朝鲜”，而对后朝鲜的历史则有相当详细的记载。

隆庆元年（1567）成川府使郑礥上疏曰：“使九种之夷，洪荒未久，旋化为礼义，免为禽兽，皆箕子之功德也。今乃与檀君、赫居世、东明、温祚混同于历代始祖之列，岂不为东土千古之大羞乎？”(21) 极其强调箕子的开化之功，对于只是将箕子看成是始祖之一，表示批评，认为他们是应该感到羞愧的。将箕子教化之功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万历庚戌（1610）韩乔上疏，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他说：“箕子之于我东，功德巍巍，与天同大，岂可与檀君及高句丽、新罗、百济建庙故都而止乎？！”(22) 要求“都城及各道界首官，皆建箕子庙，春秋享祀，一入释奠，又于庙旁必立书院，讲明九畴之学。士习日新，则其于政教，岂曰小补哉！”(23) 因为箕子教化之功，所以箕子的地位应该比其他始祖要更为尊崇。

朝鲜王朝出现过多种关于箕子朝鲜历史的著作，有尹斗寿编《箕子志》、李珥撰《箕子实纪》、韩百谦撰《箕田考》，英祖命徐命膺整理了《箕子外记》，分别对箕子立国始末、世系、年表、政制、田制详加考订。尹斗寿《箕子志》，全书九卷，卷首包括箕子真像、箕子手笔、事迹图、祠墓图、谱系图、世系、序。卷一《洪范》、卷二传、录，卷三祀典、致祭文、御制文，卷四赋、诗，卷五辞、操、歌、赞；卷六论；卷七说、语、辨，卷八序、记、跋，卷九碑文。将中朝有关箕子的材料全都汇编成册，并有箕子朝鲜十分详尽的世系表。在《箕子朝鲜王位讳号世系》中，称箕子为“太祖文圣大王”，对于箕子的事迹如斯叙述：

箕子姓子氏，讳须臾，又讳胥臾。……丙戌五十四祀，周武王己卯，痛深革殷志坚罔仆，遂东出朝鲜，都平壤，国号后朝鲜。教民八条，变夷为夏。周成王戊午薨，在位四十祀，寿九十三。墓平壤城北王荇山负子原俗称兔山。三十六世嘉德王追尊为王。(24)

箕子在位四十年，最终卒年九十三。而他传位四十一世，末代为哀王，“讳准。《舆地胜览》云：武康王始皇二十七年辛巳立，汉惠帝元年丁未燕人卫满来侵，率左右宫人浮海南出，立国金马郡今谷山，改国号马韩。在平壤为王二十七年。自箕圣东渡，己卯后凡四十一世，历年为九百二十九年。”(25) 而马韩又九世，“自康王戊申，为一百七十七年。”(26) 新莽元年（公元9年）为百济所并。这样箕子朝鲜的世系清晰地陈述出来，这是朝鲜王朝构建出来的。

朝鲜王朝对古史三朝鲜中的檀君朝鲜与卫满朝鲜，多有微词，甚至有怀疑的说法。檀君朝鲜，最早的记载始于高丽时期僧一然的《三国遗事》。其《纪异》篇依据朝鲜《古记》载：天帝桓因有庶子桓雄，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乃授天符印三个，雄率徒三千，降于太白山顶檀树下，谓之神市，为桓雄天王，主人世间三百六十余事。当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桓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柱，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光于百日，便得人形，熊、虎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檀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檀君王俭，以唐高即位五十年，都平壤，始称朝鲜。御国一千五百年，后入阿斯达为山神，享寿一千九百零八岁。(27) 以后檀君被称为朝鲜始祖，但是对于这种说法，朝鲜儒林多有怀疑者，不是认为其无从查考，就是觉得其“荒诞不经”。徐居正（1420—1488）在《三国史节要序》中称：“吾东方檀君立国，鸿荒莫追；箕子受周封，八条之教，有存神之妙。当时必有掌故之官，记动记言矣，而今无所存，良可叹已。”(28) 在他看来，檀君之事已是“鸿荒莫追”，无从查考了，而箕子既有八条之教，则得“存神之妙”。他在《东国通鉴》中将“檀君朝鲜”列入《外纪》，并对《三国遗事》的说法提出质疑，其曰：

古纪云：檀君与尧并立于戊辰，历虞夏，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达为神，享寿千四十八年。此说可疑。今按：尧之立，在上元甲子甲辰之岁，而檀君之立在后二十五年戊辰，则曰与尧并立者非也。自唐虞至于夏商，世渐浇漓，人君享国久长者，不过五六十年，安有檀君独寿千四十八年，以享一国乎？知其说之诬也。(29)

在《笔苑杂记》中，徐居正继续坚持这种怀疑，以为：“当时文籍不传，其真伪不得而考。至今传袭，以古记为纪。居正以为当尧之时，人文昭宣，至于夏商，世渐浇漓，人君享国久长者不过四五十年，人寿上寿百年，中寿六七十年，下寿四五十年，安有檀君独寿千百年以享一国乎？知其说之诬。”(30) 徐居正多次怀疑檀君朝鲜的传说，以为其说有悖常识，不可信。朝鲜后期实学派大师柳馨远（1622—1673）也认同这种批评，道：“夫檀君东国首出之君，必其人有神圣之德，故人皆就以为君。古之神圣之出，固异于众人者。亦安有若此无理之甚乎？……其造诡之术，亦狭而不博矣。”(31) 南九万（1629—1711）更直言此说“妖诬鄙滥，初不足以诳闾巷之儿童，作史者其可全信此言，乃以檀君为神人之降，而复入山为神乎？”又认为“檀君立国千余年之间，无一事可纪者，而独于涂山玉帛之会，称以遣子入朝。其假托附会，诚亦无足言者矣。”(32) 可见，尽管有檀君朝鲜的传说，但是多斥其诬妄，当时朝鲜儒林仅仅认同有檀君这么一个始祖，但是对其如何产生、对朝鲜的历史上到底有何功绩，则模糊不清。正如实学派大师李瀷（1681—1764）所言：“檀君之世，鸿蒙未判，历千有余年，至箕子东封，天荒始破。”(33)太宗年间，礼曹右参议许稠更说“本国之有箕子，犹中国之有帝尧”，(34) 因而在判定朝鲜的根基历史时，朝鲜王朝君臣信奉的是箕子朝鲜，而对于檀君传说则心存怀疑。

朝鲜人的这种心态在现实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首先表现在祭祀上。正如前面提到，高丽时期已有了箕子墓、箕子祠，已经开始进行箕子祭祀。而当时檀君还只是存在于口耳相传的神话中，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进入朝鲜王朝，太祖年间，令平壤府春秋祭祀箕子。太宗十三年（1413），礼曹讨论祭祀的规格和仪礼，将檀君、箕子与高丽太祖都定为中祀。而且称谓上也有所改变，“谨按校书馆祝板式，于檀君、箕子称国王，前朝太祖称朝鲜国王，似不合理。许于檀君、箕子称朝鲜国王。”(35)檀君与箕子同被视为朝鲜国王。对于檀君与箕子，祭祀位板上书何号，世宗年间进行过仔细讨论。先是，世宗十年（1428）八月，平安道监司对箕子祠中书“朝鲜侯箕子”表示异议，他在疏中称：

臣窃见位目书曰“朝鲜侯箕子”。夫箕，国名；子，爵也。既曰朝鲜侯，又曰箕子，臣恐取笑于人也。且史称武王封于朝鲜，而不臣也，今以朝鲜侯之称，冠于箕子之上，臣以为未安也。臣又窃念箕子之德东人，与天地而无穷期矣，其功德之懿、风化之远，诚不可以不表也。是宜追上尊号，仍加封爵，而于其位目上书“殷太师”，下书东国尊号封爵，则上可以昭箕子不臣之心，下可以著东人不忘之意，而可知其为箕子也。(36)

礼曹对此很重视，当即讨论此问题，经过多次商讨，最后定为“后朝鲜始祖箕子”，与此同时，檀君则被定位为“朝鲜檀君”。(37) 以后基本采用这种称谓。世宗十九年（1437），定祭祀规格称：“箕子，中祀，殿位版书‘朝鲜始祖箕子’。檀君，中祀，高句丽始祖，中祀。殿檀君位版书‘朝鲜檀君’，高句丽位版书‘高句丽始祖’。”(38) 箕子冠以“朝鲜始祖”之名，而檀君只是“朝鲜檀君”之名，并无“始祖”二字。在《朝鲜世宗实录·五礼》中，也是称“朝鲜檀君”，箕子为“后朝鲜始祖箕子”。(39) 反映出当时朝鲜君臣的一种普遍心态，当时他们虽然承认檀君的存在，但是如何定位，还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所以只能给这样模糊的称号，而箕子则十分明确是其“始祖”。

称号的差异，反映在祭祀上也有不同。一直到世宗年间檀君的祭祀都是从属和比附箕子的。当时平壤有箕子庙，“在府城北兔子山上亭子阁，石人石羊皆南向，祠堂在城内义理坊。”(40) 但是檀君尚无庙，檀君的神位置于箕子庙中。世宗七年（1425）九月，司酝注簿郑陟上书论及箕子祠堂中箕子与檀君的神位，从郑陟的疏文中，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朝鲜初年在平壤重建了箕子祠，因为明朝使臣问及过，故而在平壤文庙东边重建了箕子祠，而檀君并没有专门的祠庙。第二，在箕子祠中，“箕子之位在北向南，檀君之位在东向西。”箕子之位乃是坐北朝南，居于主位，檀君则是坐东朝西，居于次席，主次分明。第三，尽管同处一堂，但是箕子祭祀是每月朔望举行，而檀君则只是春秋两祭，繁简有异。第四，箕子有祭田，而檀君没有。第五，既然檀君是作为朝鲜的始祖，而且较之箕子早一千余年，地位上理应比箕子重要，现实中却不如箕子受到重视。因为箕子教化之功，又无法在箕子祠中将檀君与箕子同为坐北朝南，并居上位，所以最终建议另建檀君祠。(41) 礼曹采纳了郑陟的建议，于是在平壤另建檀君庙，一直到世宗十一年（1430），才最后建成，但檀君庙除了崇祀檀君外，还有高句丽始祖东明王的神位。“檀君在西，东明在东，皆南向。每春秋降香祝致祭。”(42) 可见，尽管建成了檀君庙，还是与东明王共享，比照箕子祭祀情形开展对檀君的祭祀。

英祖三十二年（1757）三月，京畿、忠清、全罗、咸镜、平安、黄海六道儒生等上书，请于汉城立箕子庙，诸道各建一庙，以为永世崇奉之地。王世子以不可遽然轻议为答。(43) 尽管当时并未采纳这个建议，但是六道儒生合疏请于各道建箕子庙，反映出他们极度尊崇的心态。这样的疏词只能针对箕子，而没有提及过檀君或者其他始祖。万历四十年（1612），箕子庙改称崇仁殿，檀君与东明王庙改称崇灵殿。《箕子志》载箕子庙规制曰：“崇仁殿制度：正殿三架三间，东西行廊各三间，神门三间，东西挟门各一间。参奉处所三间，大门三间，碑阁三间，斋戒厅七间，小门二间。”(44) 是有相当规模的，祭器亦存于殿中。“祀之以君道。”(45)

除箕子庙外，另有箕子墓、箕子碑（朝鲜王朝在箕子墓前所立的）、箕子井、井田等等跟箕子有关的遗迹。尹斗寿《箕子志》说：“平壤，箕子之旧都。城之南有井地，区划分明，沟滕正正。千载以下，犹可见其三代之制焉。城之北有兔山，衣冠所藏，松桧蔽天，邦人敬之，至今为瞻依之地。其余谓箕子宫、箕子井、箕子杖，无非故国旧物之可尚者。不独《易》之《明夷》、《书》之《洪范》行于世也。”(46) 可见，除了文献记载外，平壤留存的箕子遗迹相当多。这些遗迹并非朝鲜王朝时期才被“发现”，高丽王朝就已经修建了箕子墓，朝鲜初年开始派专人守护。世宗元年（1419），有大臣上疏建议当立箕子碑，“以显扬功德”，(47) 十年（1429），又有大臣论道：“墓之有碑，以记行迹，非古也，况箕子墓，土人相传耳，更无文籍可考，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据土人之传，以为的说，恐非敬谨之道。”(48) 朝鲜对于箕子墓因为是据当地土人传说而定的，并无十足的把握，于是命判右军府事卞季良制箕子庙碑文，盛称箕子之功，以官方的名义正式确认箕子墓。在世祖、成宗年间，都曾对箕子墓大修过。成宗年间，还令平安道观察使李则将箕子墓茔内物像、祠宇、制度上报王室，“箕子墓垣墙、丁字阁等，高低长广，备细尺量，图画上送，垣墙则燔砖改筑，又墙内布砖，丁字阁则整齐改构，以人口几名几日毕役，所入物件，详悉录启。”(49) 从而决定修墓的工役大小。以后英祖年间，又多次修缮过箕子墓。另外，还在全国建了三处箕子影殿，供奉箕子画像。(50)

可见，朝鲜王朝凸显箕子朝鲜在朝鲜根基历史上的地位，重视对箕子的祭祀，重视半岛上箕子的遗迹，史书给予箕子相当重要的地位，都显示着他们强烈的箕子崇拜，这种崇拜是他们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

三、教化之君：箕子对朝鲜半岛教化之功

朝鲜对箕子的崇拜，无论是强调箕子朝鲜的重要历史地位，还是重视对箕子墓的保护、修缮，对箕子的祭祀、箕田的重视，都是因为朝鲜王朝普遍认同箕子的教化之功，把箕子视作朝鲜实现“由夷变华”的关键人物。朝鲜王朝是明朝的藩国，政治上、经济上对明朝俯首称臣，每年定期派遣使臣前往明朝朝贡，开展朝贡贸易。思想上，皈依儒教文明，信奉程朱理学，在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朝鲜与箕子崇拜，把朝鲜王朝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而当清朝入主中原，成为东亚中华世界体系中新的主宰时，朝鲜在政治与经济上臣服，文化思想上虽不予认同，但箕子朝鲜又成为他们新的旗号，是他们宣称“小中华”的重要依据。朝鲜把箕子作为“教化之君”，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在朝鲜几位始祖中，箕子是唯一来自中国的，而且在中国的文化史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儒家极为尊崇的“圣人”，因而使得朝鲜王朝有一个可以与中国远古圣人相提并论的开国之君。在中国方面，唐德宗时立箕子庙于汲郡，岁时奉祀，命柳宗元撰文立碑。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封箕子为仁献公。明洪武年间，国子司业宋濂上太学释奠，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箕子、武王、周公、孔子并祀于太学。因而越到后来，箕子的地位越高，越受到尊崇。但中华世界体系历来是以中国为中心，朝鲜半岛长期以来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境地，中国成为朝鲜半岛学习外来文明最为主要的来源，甚至是唯一的来源，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圣人，自然而然成为朝鲜提高自身文化地位的一条捷径。王明珂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将箕子朝鲜看成是以华夏为中心的“英雄徙边记”故事的一个事例。(51) 他着重分析了来自中原的影响，在某种层面上有着深刻的意义。但是他忽视了周边各地自身的建构，正是因为周边自身的依附与建构，这种所谓的“英雄徙边”的故事才会广为周边各族接受，因为这种故事提高了周边地区在中华世界中的地位，周边地区自身的建构比中原王朝的影响更为重要。朝鲜王朝的箕子崇拜正是这种建构的延续与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宋时烈说：“我东本箕子之国，箕子所行八条，皆本于《洪范》，则大法之行实与周家同时矣。孔子之欲居，亦岂以是耶？”(52) 所谓“大法与周同时”，乃是与中原文明同时而兴也，也就是与中原文明平起平坐了。英祖国王祭祀箕子，文曰：“噫！箕圣非徒孔圣称仁，我东礼乐文物，侔拟中华者，寔箕圣之遗泽也。”(53) 正因为有箕子，朝鲜才可以“侔拟中华”，由此道出了他们崇拜箕子的一个重要目的，可以提高朝鲜在中华世界中的地位。

其次，“托身自幸居何陋，箕子当年化九韩。”(54) 箕子作为教化之君，将朝鲜由“夷”带入“华”的文明圈，这是朝鲜崇拜箕子的真正原因。春秋时代，当时所认识的社会基本上分作华夏与夷狄两大类。居于中原王朝中心地带为“华”，乃是中华，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四周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尊王攘夷的华夷观为儒家重要的观念，华夷观念也成为中华世界评判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朝鲜原本处于“华夏”边缘，是属于东夷的一支。但朝鲜是一个积极向“华”学习的“夷”。韩元震（1682－1751）论曰：“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初之为夷狄也。”(55) 朝鲜自认为出身于“夷”，属于东夷的一支，朝鲜王朝君臣普遍认为箕子是朝鲜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

朝鲜儒林纷纷称颂箕子教化之功。权近说：“《九畴》，天人之学；《八条》，风俗之美；基我东方数千载礼义之化。”(56) 在权近看来，《洪范九畴》与“八条之教”，是朝鲜礼义之基石。“动人至今囿于礼义之场者，全是太师之教。”崔岦说：“朝鲜之有箕子，犹周之有文武也。”(57) 箕子在朝鲜的地位，就如同中国的周文王、周武王。李珥说：“檀君首出，文献罔稽，恭惟箕子诞莅朝鲜，不鄙夷其民，养之厚而教之勤，变魋结之俗，成齐鲁之邦，民到于今受其赐，礼乐之习，济济不替。”(58) 朝鲜之所以被称为礼义之国，乃是因为有箕子的教化。宋时烈说：“天眷海隅，箕子东来，以《洪范》之道，陈八条之教，则夷变为夏，吾为东周。”“陈《洪范》，叙九畴，以启万世道统之源。”(59) 因为箕子的东来，不仅朝鲜由“夷”变“华”，在清朝入主中原，取代明朝以后，朝鲜更成为“东周”了。许穆说：“箕子至朝鲜，殷民从者五千余人，诗、书、礼、乐、巫、医、卜、筮、百家技艺皆从之。”(60) 百家技艺皆从其入朝，因而将朝鲜的文明推进一大步。李珥说：“朝鲜被仁贤之化，为诗书礼乐之邦，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大同江比黄河，作歌以颂其德。”(61) 因为箕子的东来，大同江竟可视作黄河。“吾东方在虞夏时，史不传，不可考，周封殷大师箕子，则其通中国也，盖可知已，虽其封之，又不臣之，重其受禹范，为道之所在也。大师之祠，在平壤府，国家祀之弥谨，则大师之化我东人也深矣。”(62) 箕子是其“小中华”的开始，正是箕子的东来，把中华文明带给了朝鲜半岛，从而奠定其以后文化发展的基础。而箕子“八条之教”则是朝鲜教化之本，使得朝鲜最终成为“小中华”。

其三，箕子被视同朝鲜之孔子。因为箕子“八条之教”，使得朝鲜“其化门不夜扃，行旅野宿，妇人贞信不淫，礼义之隆，未有盛于此时者也。”(63) 风俗极佳。因而李廷龟将箕子视同中国之孔子，他说：

箕子之教东方，是犹羲轩尧舜之教中土，盖有不可得而已者，此又非天意而谁欤？天之不死箕子，为传道也，为化民也。箕子虽欲死，得乎？武王虽欲不封于朝鲜，得乎？然则箕子之有功于斯道，实天下万国之所共赖，而其亲炙之恩，则吾东国最偏受。三韩万世人得以为人之功之德，为如何哉！孔子之道虽大，而无外蛮貊之邦，犹有所不化。箕子之教东方，在孔子未生之前，故孔子至有乘桴欲居之志。礼义文明之化，其所从来久矣。倘使箕子之教，不有以先之，则后虽有孔子之道，其化岂易以入哉！然则我国崇报之礼，当与孔子并隆。(64)

这里对箕子教化之功作了详尽的解释，有几点值得注意：1.箕子对朝鲜之教化，就如同“羲轩尧舜之教中土”。2.箕子教化之功，万国“共赖”，但朝鲜得“亲炙之恩”。3.箕子教化在孔子之前，以致孔子都想居于东方。4.孔子之道虽大，但也有不及箕子之教的，因为他未有外化“蛮貊之邦”。5.箕子之教有助于孔子。6.崇报箕子应该与孔子相同。可见，朝鲜对箕子教化之功的极度尊崇。

其四，建仁贤书院以崇祀，立箕子后代以主香火。李珥说：“箕子罔极之恩，其于实迹宜家颂而人熟也。”(65) 故而他自撰《箕子实记》，以志其事。因为箕子对于朝鲜“教化”之功最大，是无人可比的，于是在平壤建箕子庙和其他地区建了箕子影殿之基础上，有儒生要求建崇祀箕子的书院。朝鲜的书院非常多，中晚期以后，书院遍布全国，成为儒学士子们读书的场所。既有奉祀先贤先师之祠庙，同时又为讲学教育之场所。李退溪云：“大抵学校之设，谁非为道学耶，而在书院，则为道学之意尤专，其祀贤也，以道学为主可也。”(66) 书院乃朝鲜宣讲道学的场所。到了孝宗、肃宗时代，书院广布全国，以至于一道至有八、九十所之多。且“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67) 成为地方上的一大势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作为朝鲜教化之君的箕子，朝鲜儒生主动给他建书院。

嘉靖甲子（1564），郑宗荣创立精舍，曰学古堂。万历丙子（1576），金继辉广其制曰洪范书院。壬辰（1592）兵燹后，李元翼重建，号曰书剑斋。庚子（1600），徐省得赵孟芾所画箕子太师像，藏之院中。甲辰（1604），金信元建叙伦堂东西斋，以为多士钦崇讲明之所。光海戊申（1608），赐匾额曰仁贤。癸丑（1613），郑赐湖重建仁贤殿，己卯（1639），沈像奎重修洛书楼。(68) 是为仁贤书院建制沿革。仁贤书院房屋有数十间，田地有数十结。(69) 郑元容《仁贤书院藏修记》：“平壤外城，去府治之十里，有院宇以奉箕子像。院之名曰仁贤。坛台宫室井田之基，尚宛然。先儒云东国之人奉箕子，当如孔子。外城即东鲁之阙里也。……用钱四万，易院门外田二区，敬资院宇修葺之费，又藏经书、通史、仪礼、小学、八家文，凡人生日用礼为，大而修身之道，自小学始，经纬经史，而发挥文章，则学者之事备矣。诸生游焉，而求之不其有余师乎？余将见诸生无穷之用矣。”(70) 成为讲授《洪范》之道，又崇祀箕子的场所。

对于箕子后裔，在朝鲜初年并没有确定。但是中期以后，却成为朝鲜君臣十分关心的问题，并且最终定下了鲜于氏为箕子后人。先是，太宗十二年（1412），礼曹右参议许稠上书谈及他出使明朝时，吏部尚书蹇义问他朝鲜是否还有箕子的后代，许稠告知其箕子“无后嗣矣”。(71) 弘治年间，崔溥因风漂流到中国，从浙江上岸，由明朝官员陪同前往北京，到苏州的时候，有人问及箕子后人之事，崔溥说：“箕子之后，箕准为卫满所逐，奔马韩以立都，后为百济所灭。今无嗣。”(72) 依然还没有发现箕子后人。不过，隆庆元年（1567），成川府使郑贤上疏极论尊崇箕子之事，其中有一条说：“箕子后孙鲜于氏中择其稍优者，袭爵奉祀，如中国衍圣公例，俾居平壤，世食傍近一邑之税。”(73) 可见，当时已有鲜于氏是箕子后裔的说法。为何将鲜于氏定为箕子后人呢？因为《世本》有曰：“鲜于氏，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於于，因合鲜为氏焉。”(74) 宣祖年间，朝鲜君臣又讨论过箕子后人，有大臣说：“世传清州韩氏，乃箕子之后也。”国王问其故，答曰：“有马韩、辰韩、弁韩为三韩国号，故指韩为箕子之后。”所以，“孔哥、印哥、鲜于哥皆是箕子之后。盖箕子之少子，封于于，故谓之鲜于。古诗有云‘箕子枝裔多髯翁’，盖指单于枢也。”(75) 原来说没有后代，宣祖年间有几种传说出现，清州韩氏、鲜于氏都说是箕子之后。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朝鲜对箕子的崇拜进一步强化，祭祀必须寻找其后人。到了光海君时期，先后有儒生多次上疏请求立箕子后人鲜于氏主祀。光海君三年（1611），平安监司崔瓘启曰：“箕子之后鲜于寔，特令该曹，援据古经，继绝于千百载之后，启箕壤士民之心，实合朝家崇报之典。”(76) 次年（1612），平壤箕子祠改成崇仁殿，礼曹判书李廷龟上疏，力主将鲜于氏定为箕子后裔，并由他们主祀箕子。(77) 在浓厚的崇拜箕子的氛围之下，箕子的后代也就找到了，不仅免除他们的赋役，而且尽可能地给予官职。仁祖年间，授鲜于浃为成均馆司业。“浃，平壤人，箕子之后，以学行闻。”(78) 肃宗年间，吏曹收用箕子后裔鲜于翎。朝鲜后期名臣金尚宪写出了“太师遗风千古传，太师子孙多才贤”(79) 的诗句。他们将鲜于氏立为箕子的后代，其现实意义上是确立箕子后继有人，祭祀由箕子后裔主持，而其象征意义就更大了。

综上所述，作为教化之君的箕子，既是朝鲜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开国始祖，自然就提升了朝鲜的地位。而其“八条之教”，将出身东夷的朝鲜变成“小中华”，成为礼义之邦，受到朝鲜儒林的一致称颂，甚至被视为朝鲜之孔子，建书院以传其道，立后裔以奉其祀。这是其箕子崇拜的又一重要表现。

四、箕子认同之消亡与檀君信仰之勃兴

朝鲜的古史认识，并不像中国的历史认识一样。司马迁《史记》的出现，反映出汉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认识从炎黄时代开始，从此奠定了一个基本的认同。而朝鲜长期以来对古史的认识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格局。朝鲜半岛上各个王朝的正统认识并非关注朝鲜历史上王朝的正统地位，相反，他们是关注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由此决定他们自身的正统性。因为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国，他们的正统性来自于中原的册封，其正统地位是来自于宗主国中国王朝的确认。(80) 进入高丽王朝时期，才开始追溯其历史到三国时代，所以有《三国史记》的著述。而高丽王朝时檀君传说出现，但长期受到讥讽。世宗九年（1427），讨论檀君与三国始祖是否合祭于一坛，世宗说：“檀君统有三国，予所未闻。”(81)可见，当时还未将檀君与三国始祖视作白上而下的正统君主。

对檀君传说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僧一然（1206—1289）的《三国遗事》，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朝鲜儒林对于《三国遗事》中檀君的记载多有批评，以为荒诞不经，不足为信。尽管朝鲜王朝君臣普遍认同檀君是开天始祖，但却不认同成书于高丽王朝时期的《三国遗事》的传说故事。这样就有一个悖论，因为以后关于檀君的记载都是源于《三国遗事》，既然《三国遗事》的记载不可信，又没有其他的文字史料为据，那又为何相信檀君传说呢？韩国现存的最早的官修史书是高丽王朝金富轼（1145）的《三国史记》，书中并没有檀君的名字，《三国史记》中只有这样的记载：“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俭。”(82) 只称“王俭”，或许与檀君能够挂上钩，对于其出生的神话传说，只字未提。正如前面提到过，朝鲜儒林批评《三国遗事》的说法，上文已经举过几例，而李瀷（1681—1764）的批评也很有代表性，他对《三国遗事》所构建的檀君神话故事进行了全面的否定：第一，认为檀君生于檀树下，其说不可信，甚至桓雄、桓因都是“荒诞可弃”的。第二，说檀君之国为箕子所占，也不合常理，身为“仁圣”的箕子，不可能占他人之国。应当是檀君之国衰败以后，箕子再“披草莱开创”的。可见，不能容忍对箕子不好的说法，即便是与始祖檀君传说有关，也予以反驳。第三，如果按照权近的解释，将檀君千岁解释为传位历千年，那么说他的后孙人山为神也是“无理”的。第四，既然檀君之国以檀为号，其君称檀君，则也只是臆说而已。李瀷认为这种错误归结为这些故事是发生在辽地，但朝鲜人将其附会到朝鲜半岛，“故妄疑亦涉矫枉过直焉”。(83) 瀷是朝鲜后期的实学派大师，他的批评很具有典型性，反映了当时儒林一种普遍心态。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相信檀君为始祖，但对相关的传说则普遍怀疑。

安鼎福（1778—1791）的《东史纲目》中，全部采纳李瀷的说法。而他撰史是从箕子开始的。在《凡例》中称：“凡统系为史家开卷第一义，而《（东国）通鉴》以檀箕事迹别为外记，其义不是。今正统始于箕子，而檀君附见于东来之下，仿《通鉴纲目》篇首三晋之例。”(84) 将檀君附在箕子之下，箕子朝鲜被视为朝鲜历史的第一正统王朝，此书正是从周武王十三年，箕子东来朝鲜而开始叙述朝鲜历史的。在李瀷的基础上，书中对于檀君神话传说，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考订。其曰：

按东方《古记》等书，所言檀君事，皆荒诞不经。檀君首出，必其人有神圣之德，故人就以为君耳。古者神圣之生，固用异于众人者，岂有若是无理之甚乎！其所称桓因帝释，出于《法华经》。其它所称，皆是僧谈。罗、丽之代，尊崇异教，故其弊至此矣。东方累经兵火，国史秘藏，荡然无存，而僧释所记，得保于岩穴之中，以传后世。作史者闷其无事可记，至或编入正史，世愈久而言愈实，使一区仁贤之方，归于语怪之科，可胜叹哉！若是不经之说，一切不取，庶欲洗刷袭谬之陋习尔。(85)

认为以《古记》为根据的《三国遗事》中的檀君神话，因为出自僧人之手，采用了许多佛教中的故事，甚至用佛教中的人物，正史皆因兵火不存，这样的传说因藏于岩穴之中，反而得以流传下来，使得原本神圣的始祖有了许多怪诞的传说，因而他作史时全都摒弃不用。

19世纪金正浩所作的《大东地志》也依然对于檀君神话表示怀疑，“檀君始末不载于中华，我东正史，则是后人依托神怪而追述之作。东方天皇氏之一万八千岁，恐非实有其事。唐虞典籍所传者，仅一二，而况僻海陋俗，何能记年代国都，于数千载已绝之后耶？”(86) 可见，十九世纪朝鲜人仍然坚信檀君神话不可信。

可见，朝鲜王朝时期，对于檀君的看法，主要有几点：第一，他们认同有檀君这样一个始祖，但是不认同以《古记》为依据的《三国遗事》所构建的檀君神话故事，对于相关的细节都斥之为虚妄或者荒诞不经。第二，檀君仅仅是一个始祖而已，对于檀君朝鲜相关的细节一无所知。第三，檀君朝鲜被称为前朝鲜，箕子朝鲜被称为后朝鲜，檀君朝鲜的历史附于箕子朝鲜之下。第四，对檀君也进行祭祀，祭祀、庙宇都是比照箕子而进行的。在整个朝鲜王朝，从李成桂立国，一直到朝鲜被日本人吞并，在朝鲜人心目中，箕子的地位都高于檀君。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时，箕子崇拜达至顶峰，箕子被称为“太祖文宣王”，原因乃当时把箕子作为韩国独立的象征，因为他从中国逃出来，建立了一个独立政权。韩国学者韩永愚把朝鲜王朝这种强烈的箕子崇拜，看成是一种民族意识的反映。(87) 当时这种民族意识是依从箕子，而并非依从檀君。

朝鲜半岛对檀君的真正崇拜是在日本殖民时期。1910年，朝鲜王朝被日本人吞并。随后，日本学术界兴起满鲜史的研究。二十世纪初，他们的“满鲜史”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为其吞并韩国服务。不少学者鼓吹“日鲜同祖论”、“日鲜同种论”、“日鲜同域论”、“日鲜一体论”，以殖民史观解读韩国史，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同时极力抹煞历史上韩半岛与中国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将历史上朝鲜王朝奉为绝对认同的箕子朝鲜予以否定。

否定箕子朝鲜，首先是今西龙的《箕子朝鲜传说考》，1922年6、7月，分两次发表于《支那学》上面。(88) 文章先是考察了中国方面史书的相关记载，接着重点论述了朝鲜半岛上对箕子的接受与崇拜，其中心论点是箕子朝鲜是朝鲜王朝政教合一的产物，中国方面的史料并不能充分证明箕子之朝鲜及箕子朝鲜的历史，而朝鲜方面的箕子朝鲜谱系又是伪作。此论一出，即得到包括稻叶君山等人的大力支持，(89) 以后遂为日本史学界广为接受。正如梁嘉彬所指出日本否定箕子朝鲜的意图，乃是因为二十世纪初，日本为了其殖民统治，凡一切亲华的势力，对中国依赖的观念都必须铲除，同时美化日鲜关系。(90) 日本学术界对箕子的否定，很快就为韩国学术界以致民众所接受。

韩国学者否定箕子朝鲜，以崔南善为其发端。崔南善生活于日本殖民时期，一反朝鲜王朝崇拜箕子朝鲜之传说，转而加以否认，以强化檀君的地位，确立其自古以来民族独立的形象。金贞培则认为，箕子朝鲜既不能从文献上予以证实，又无法找到确凿的考古资料，因而否认箕子东去说。(91) 韩国学者否认箕子朝鲜，一则受日本学说的影响，二则确立其民族的独立发展的形象。在近代民族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檀君作为大韩民族的始祖和民族象征，得到强化。而与之同时，箕子朝鲜被当成韩国民族主义的障碍而予以否定。

在否定箕子之同时，是檀君信仰的勃兴。在大韩帝国末年，面临着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威胁，韩国民众更多地关注檀君神话与檀君信仰。对于朝鲜王朝时期儒林斥之为荒诞不经的檀君传说故事，朝鲜民众不再怀疑，反而坚信为事实，且更为细致化了。他们推导出檀君诞生的实际年份为公元前2333年11月3日，韩国民众以信奉檀君而创立大侏教，将11月3日最初称为檀君节，后改称御天节，最后定为开天节。1921年11月3日，韩国举行了开天节的庆贺仪式，以后每逢这天，韩国民众都会举行活动，纪念檀君的诞生。但每当这样的时候都受到日本殖民者的镇压。1926年2月11、12连续两日，《东亚日报》发表韩国民族史学家崔南善的文章《檀君否认

妄》，批评日本学者抹杀檀君朝鲜的历史。(92) 随后崔南善在1926年12月9日至12日，在《东亚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坛君

表诚》，对檀君在韩国历史上、精神上、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予以详细的讨论，盛赞檀君的功绩。(93) 与之同时，《东亚日报》、《朝鲜日报》都发表了许多与檀君相关的资料与消息。在日本殖民时期，因为国家灭亡，民族生存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檀君信仰成为韩国民众抗击日本殖民者的一种重要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得到极大的发展。箕子因为系来自中国的，对于韩国的民族独立并没有多大的凝聚作用，在追求民族独立自主的二十世纪，箕子信仰最终被韩国抛弃了。光复以后，韩半岛南北分离，但都认同檀君是民族的始祖，檀君信仰成为民族独立一种至高无上的形象。韩国官方用很多的方式强化了檀君作为始祖的地位。大韩民国成立以后，1948年8月5日第一次国会，就讨论纪年要用檀纪，以檀君诞生的公元前2333年为檀纪元年，由此下推。(94) 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于9月9日，通过采用檀纪的法律草案。9月28日，最后颁布大韩民国的公用年号为檀君纪元。一直到1961年12月，韩国国会才通过法律，改檀君纪元为西历纪元，用西历。1949年，又通过法律，宣布10月3日为开天节（将原来的11月3日提早了一个月），与三一节（3月1日）、宪法公布纪念日（7月17日）、光复节（8月15日）共同作为韩国民众的公共国庆日。同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修缮传说与檀君有关的遗迹。(95)

总之，进入20世纪，在西方与日本的冲击下，随着中华世界体系的瓦解，以民族独立解放作为历史的主旋律，韩国对于古史的认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被斥为荒诞不经的故事被奉为历史，因为它主导着民族精神。而发源于中华世界体系的箕子信仰与崇拜被弃之不顾了，成为一个“他者”，不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了。

五、结语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说过：“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96) 现在跟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与交谈，从而将过去的历史可以作出许多完全不同的解释。对韩国古史中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的解释，从肯定到否定，此消彼长，正可以看出现实的需求。正是现实中的某种要求从而关注历史上的某些侧面。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历史三调”，在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的问题上，也完全适用。

作为历史的真相，无论是檀君朝鲜还是箕子朝鲜，因为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都无法真正获得。因为口耳的相传，历代“层累”的堆积，使得韩国古史完全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样来自现实的需求，就决定了对古史的解释。

在以明朝为中心的中华世界体系之下，朝鲜王朝作为中华世界体系的“边缘”，箕子朝鲜与箕子信仰，给朝鲜王朝提供了一个提高自身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朝鲜加强与中华世界关系的重要媒介。因而对于箕子朝鲜历史的定位、对箕子的祭祀，甚至后裔的发现并予以重用，都是企图强化其在中华世界中的地位，进而强化其本国的正统地位。这个时候，对于檀君朝鲜的传说，朝鲜儒林还能正视其弱点，即便是认同檀君作为始祖的地位，但也批评最早的文字记载，直接斥之为荒诞不经之说。

在西方和日本势力的冲击下，中华世界解体，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也随之被打破。面对着列强的侵略，民族危亡之际，檀君作为民族始祖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成为大韩民族加强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灵魂，故而受到极大的尊崇，箕子则与此毫不相干，因而受到贬斥，最终被抛弃。因此，当下意识与民族认同成为朝鲜塑造与解释古史的最重要动机，这或许是我们审视朝鲜半岛古代根基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

注释：

①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 “根基历史”，乃是借用王明珂的说法，他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历史的特性。“一群体之成员，相信大家同出于一母体；这样的‘血缘或拟血缘认同群体’，是人类资源关系中最基本的结群方式。这样的群体，由家庭、家族（血缘认同群体）到族群、民族（拟血缘认同群体），都可包含于广义的‘族群’范围内。此种群体的凝聚，赖‘同出一源’的根基情感；也因此，成员们相信一共同‘起源历史’，这在群体凝聚上至为重要。”这就是“根基历史”。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血缘”、“空间”、“时间”。血缘定义并凝聚族群，空间“定义他们所共有、分享的资源范围”，而此二者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第46页）

③ 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58页。

④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九《年表上》，汉城：保景文化社，1991年，第281页。

⑤ 一然：《三国遗事》卷一《纪异》，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年，第34页。

⑥ 鱼叔权：《考事撮要》（汉城：南文阁，1974影印本），原书未标出页码。

⑦ 《朝鲜太祖实录》卷六，太祖三年八月己巳，第1册，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编刊，第66页。

⑧ 权近：《阳村集》卷十二《平壤城大同门楼记》，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1990年，第135页。

⑨ 权近：《阳村集》卷1《李氏异居》，第14页。

⑩ 郑道传：《三峰集》卷七《国号》，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5册，1990年，第414页。

(11) 陈尚胜：《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24页。

(12) 参见Han Young-woo,“Kija Worship in the Koryo and Early Yi Dynasties—A Cultural Symbo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China,”The Rise of Neo- Confucianism in Kore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13) 王明珂：《序论·什么是中国人》，《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4) 《朝鲜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四月辛巳，第3册，第126页。

(15) 《国朝宝鉴别编》卷7，汉城：骊江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

(16) “文化秩序”，按照夫马进先生的说法，是与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同时存在的一种世界秩序。在传统的东亚世界中，朝鲜王朝认同以明朝为中心的文化秩序，但反对以清朝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参见夫马进：《朝鲜王朝燕行使申在植〈笔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其周边》，原载岩井茂树编《中国近世社会的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年。

(17) 郑麟趾：《高丽史》卷62《礼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580册，台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第556页。

(18) 《箕子志》卷三《祀典》，页2a。韩永愚认为高丽肃宗年间推崇箕子，乃是与高丽的北方领土扩张有关，增强平壤的地位，有利于高丽的北方扩张。见其上揭英文论文。

(19) 《朝鲜太祖实录》卷一，太祖元年八月庚申，第1册，第26页。

(20) 《朝鲜世宗实录》卷154《地理志·平安道·平壤府》，第5册，第682页。

(21) 《箕子志》卷三《祀典》，页4a。

(22) 同上。

(23) 同上，页5a。

(24) 尹斗寿：《箕子志·箕子朝鲜王位讳号世系》，页27a。

(25) 同上，页29a－b。

(26) 同上，页30a。

(27) 僧一然：《三国遗事》之《纪异》篇，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第33－34页。

(28) 徐居正：《四佳文集》卷四《三国史节要序》，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1990年，第241页。

(29) 尹以钦等编：《檀君－

理解

资料》，汉城：汉城大学出版部，1994年，第427页。此书收录了朝鲜历史上有关檀君的各种资料，清晰地揭示了檀君由神话传说变成韩国信奉的始祖的历程。

(30) 同上，第428页。

(31) 同上，第444页。

(32) 同上，第446页。

(33) 同上，第451页。

(34) 《朝鲜太宗实录》卷二十三，太宗十二年六月己未，第1册，第638页。

(35) 《朝鲜太宗实录》卷二十六，太宗十三年十一月庚辰，第1册，第693页。

(36) 《朝鲜世宗实录》卷四十一，世宗十年八月癸巳，第3册，第140页。

(37) 《朝鲜世宗实录》卷四十九，世宗十二年八月甲戌，第3册，第186页。

(38) 《朝鲜世宗实录》卷七十六，世宗十九年三月癸卯，第4册，第58页。

(39) 《朝鲜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八《五礼·吉礼序列·辨祀·中祀》，第5册，第176页。

(40) 《朝鲜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地理志·平壤道》，第5册，第682页。

(41) 《朝鲜世宗实录》卷二十九，世宗七年九月辛酉，第2册，第693页。

(42) 《朝鲜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地理志·平壤道》，第5册，第682页。

(43) 《朝鲜英祖实录》卷八十七，英祖三十二年三月乙酉，第43册，第616页。

(44) 《箕子志》卷二《录》，页62a。

(45) 《箕子志》卷三《祀典》，页1a。

(46) 《箕子志》卷八尹斗寿《平壤志序》，页1a－b。

(47) 《朝鲜世宗实录》卷三，世宗元年二月庚子，第2册，第303页。

(48) 《朝鲜世宗实录》卷三十九，世宗十年正月己酉，第3册，第112页。

(49) 《朝鲜成宗实录》卷二八五，成宗二十四年十二月壬午，第12册，第455页。

(50) 《箕子志》卷三《祀典》有曰：“箕子影殿在成川崇仁坊百灵山、又在龙冈乌石山黄龙国古基、又在黄州急囚门内铁岛立祠宇。”页1a。

(51) 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119－120页。

(52)《箕子志》卷六《论》，页13a。

(53) 《朝鲜英祖实录》卷九十八，英祖三十七年十二月癸未，第44册，第88页。

(54) 李穑：《牧隐集牧》之《牧隐诗稿》卷三十三《欲出》，第474页。

(55) 韩元震：《南塘集拾遗》卷六《杂著》，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02册，1998年，第453页。

(56) 《箕子志》卷六《论》，页14a－b。

(57) 《箕子志》卷八崔岦《洪范学记》，页16a。

(58) 《箕子志》卷八李珥《箕子实记》，页14b。

(59) 《箕子志》卷六《论》，页13b。

(60) 同上，页14b。

(61) 《箕子志》卷八李珥《箕子实记》，页13a－b。

(62) 李穑：《牧隐文稿》卷八《贺竹溪安氏三子登科诗序》，第61页。

(63) 权近：《阳村集》之许穆《阳村文集序·阳村权文忠公遗文重刊序》，第3页。

(64) 《箕子志》卷九李廷龟《崇仁殿碑文》，页5a－b。

(65) 《箕子志》卷八李珥《箕子实记》，页15a。

(66) 李滉：《退溪全书》卷十二《答仁甫书》，第7页下。

(67) 《增补文献备考》卷二一0，第9页上。

(68) 《箕子志》卷二《录》，页63a－b。

(69) 同上，页62a－63a。

(70) 《箕子志》卷八郑元容《仁贤书院藏修记》，页17a－18a。

(71) 《朝鲜太宗实录》卷二十三，太宗十二年六月己未，第1册，第638页。

(72) 崔溥：《锦南先生集》卷四《漂海录》，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02册，1998年，第449页。

(73) 《箕子志》卷三《祀典》，页3b。

(74) 《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卷七》中《氏姓篇》中，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67页。

(75) 《朝鲜宣祖实录》卷一六五，宣祖三十六年八月丙申，第24册，第518页。

(76) 《朝鲜光海君实录》卷四十六，光海君三年十月庚辰，第31册，第654页。

(77) 《朝鲜光海君实录》卷五十二，光海君四年四月辛卯，第32册，第53页。

(78) 《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十九，仁祖二十六年十月甲辰，第35册，第337页。

(79) 《箕子志》卷四《赋》，页28b。

(80) 参见Michael C.Rogers,“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the Trans- mural Extension:the Case of Chin and Koryo,”Korean Studies Forum 1978.4:1－22。

(81) 《朝鲜世宗实录》卷三十七，世宗九年九月己丑，第3册，第90页。

(82) 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七《高句丽本纪·东川王》，汉城：保景文化社，1986年，第175页。

(83) 李瀷：《星湖全集》卷二十六《答安百顺·丙子》，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198册，1998年，第518页。

(84) 安鼎福：《东史纲目》，汉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4年，《凡例》，第12页。

(85) 安鼎福：《东史纲目》第一上，第103页。

(86) 金正浩：《大东地志》卷二十九《方舆总志》，参见《檀君－

理解

资料》，第504页。

(87) 参见上揭韩永愚的英文论文。

(88) 今西龙：《箕子朝鲜传说考》，《支那学》（1922年6、7月），第2卷10、11期；又见今西龙：《朝鲜王朝古史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0年。

(89) 稻叶君山：《箕子朝鲜传说考を读みて》，《支那学》（1922年8月）。

(90) 梁嘉彬：《箕子朝鲜考》，《史学汇刊》，第10期，第1－32页。

(91) 会贞培，高岱译：《韩国民族的文化和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9－164页

(92) 参见尹以钦等编：《檀君－

理解

资料》，第540页。

(93) 同上，第544－552页。

(94) 参见尹以钦等编：《檀君－

理解

资料》，第602－631页。

(95) 1993年，朝鲜在平壤市郊东郡大朴山麓，修筑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檀君陵，同时还树立了檀君四子之雕像，认为长子夫娄掌管檀君朝鲜中央机构官员，次子夫苏掌管檀君朝鲜刑律；三子夫虞掌管檀君朝鲜医疗事业，四子夫余治理檀君朝鲜的一个地区。1994年，出版了一本中文版的《朝鲜建国始祖檀君》（平壤：朝鲜外文出版社，1994）的论文集，收录檀君陵的发掘报告，以及檀君神话的解释等方面的论文18篇。

(96)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2008年05期

长江商学院跑步小白仙女神奇7个月完成冲戈16A夺冠之旅

长江商学院陈丽仙（俗称仙女）曾是跑步“小白”，但凭着强大毅力与艰苦努力，7个月内神奇完成了戈壁挑战赛戈16A夺冠之旅程。下面是她冲A故事！

戈16结束回到生活常态中已有半个月之余，廖政委（廖彦淞）说要向对待戈16一样认真讲述自己整个冲A夺冠的心路历程，纠结了好几天才敢打开记忆尘封之门，因为有太多的经历回忆不敢过多被提起，甚至有些还是模糊不清的感觉，自己总感到不可思议。当每次回忆起这些时，过程是无比艰辛的，但结果是无比完美的。

7个月的时间，只为长江商学院把失去7年之久的冠军给夺回来，所有的煎熬都值，大家都觉得7个月就戈16冲A夺冠太不可思议，在这短暂的四天三夜中，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了自己的想象，能为团队贡献三天成绩，并且个人取得不俗表现给自己也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在这我就用流水式来分享一下整个梦幻历程。

从哪开始聊起呢，还是从我怎么稀里糊涂入金戈铁马营开始说起吧，记得2020年的7月28日我314班的肖晨（BB）戈12A队女神给我发了一个金戈铁马营的邀请函pdf，我当时一看选择要求其中一条是2019年马拉松成绩女子4小时29分以内的条件，我一个从不跑步的人连个全马都没跑过的人怎么敢进入，BB说有专业的教练，也是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金源教练，当时记得在千岛湖有加过她微信，我们相隔挺近的，但是因为怕被叫去跑步，从来就没敢联系过她，事后想想一切都是缘分，注定我这个小白菜是要落在金教那的，就像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

BB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先不用考虑上戈壁，我有跑步的天赋和潜力，让我相信她看人是没错的，跑步会让人健康，并且这次长江会把戈16冲A的同学组成一个班级像之前上课一样，一起跑一起玩，一说到玩我想这貌似不错，记得第一次金戈铁马营开营的时候我跟家人还在武夷山度假，跟家人商量之后他们同意我中途去一趟深圳大鹏，在BB、康凯召唤下，踏进了金戈铁马营，从此开启了戈16历程。

3天深圳大鹏拉练，在那第二次见到了金源教练，当时她找我了解了一下跑步的相关信息，当她问到我月跑量的时候我傻掉了，我这还没开始跑步的人哪来的月跑量数据，金教用疑惑不解的眼神看着我，我看得出她脸上挂满惆怅，我理解她当时惊讶的表情换谁都会是这种表情的，怎么金戈铁马营会招进这么一个小小白。现在每每想起金教那无奈的眼神我都感到好笑，她怎么也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我成为了她最得意的作品。

三天拉练完BB告诉我大家给到我12个字的评价“品质优秀坚韧，实力潜力雄厚”，对于这三天拉练我对自己表现也是满意的，也是在这第一次认识了张丽萍、春梅、昌雄哥、秋瑞等等一批优秀的同学，在我看来他们各个都是跑神，完善的跑步装备和对跑步的认知，无一不是让我崇拜又崇拜，而我连一双跑步鞋都没有，带的唯一拿得出手的跑步装备苹果手表结果还不知道怎么使用，丽萍接机路上细心的帮我调告诉我怎么使用，凸显了她理工女严谨的一面，又会跑步又懂这么多，这女孩太优秀了吧，更没想到戈16走到戈赛最后一天我们姐妹两并肩携手作战，互相鼓励点赞，用无声胜有声行动支撑到终点，收获了一对生死姐妹情。

第一次训练计划从8月10日开始，金教给了简短的两句话：训练初期能做的只有靠自己多跑，只有贵在坚持多跑的情况下，才知道自己的优势、薄弱环节，才能对我接下来做训练计划，8月26日让我跑了人生中第一个25公里，那天在源深体育中心400米每圈的操场绕了60几圈加上那天还下起了磅礴大雨，康主席、胡队、金教、BB轮番上阵带着我跑，以2小时28分的时间完成，8月份20天总跑量147公里。

9月展开了第二个月训练，4-6号在青岛完成了第一次背靠背拉练，第一天25公里2小时26分完成，第二天21公里以1小时59分完成，青岛拉练的路况都是缓上下坡。我这个步都还没跑清楚的人来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跑，好在这次拉练中，314班的BB、熊熊，还有戈12A队的张霞美女三位戈壁玫瑰一路陪跑，指导我怎么跑上下坡，如何用核心发力，如何调整自己心率，自己虽然长江跑步圈大神都不认识，好在有她们在，自己深感荣幸，有这么优秀的大神们陪伴在左右，在青岛拉练不得不提到我的亲同学珍珍，2天的背靠背训练计划他都完成不太理想，之前他在我的印象中是跑的非常棒的，并且也是一位天赋型选手，怎么这次发挥失常，弄的BB对他的表现有所不满，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好好的执行教练给的计划。

为了后续能够继续督促我们的训练计划，为此我们314班单独成立了314班戈壁幼儿园群，群里一共五位成员、我、珍珍、熊熊、BB、莫映辉莫哥戈14A队的，指在身体力行的陪伴和监督我和珍珍同学冲A，这里对于我们班级的三位A神无私付出省略一万字……当时的我真没做好冲A的准备，只是给自己设定一个计划跑一个全马，戈壁冲A对我来说我还是不敢轻易下定决心，这不是小事，一旦决定要干就会全力以赴，在我眼里要么不去要去就是拿下冠军，正像老戈罗爷（罗德曼）说的夺了冠什么都是，夺不了冠屁都不是，这话说得话糙理不糙。

珍珍呢他特别期待能够冲A成功，为此BB跟我聊希望我能携手珍珍一起去体验这段不同凡响的旅程，当时我没敢答应，但是我说在没有决定冲与不冲的前提下我都会正常的完成金教给到的计划，也会一路陪着珍珍走下去，这个月以321公里训练量结束9月的计划，自己都吓了一跳，跑了这么多，再次让自己有跑下去的信心，青岛回来暗暗下定决心先把酷爱的酒给戒了，都说喝酒影响跑步的质量和心率，同时小马会幼儿园群也给我和珍珍设定每次少跑一公里罚1000元，少跑一次5000元作为处罚，我呢这么自律要求自己怎么有机会被罚呢，珍珍还真被罚过，不过之后他开始认真地按照李鹏教练给的计划一点都不拉的执行，才有了后来优秀的珍珍，在三天的比赛中他是最强拖拉机之一，一拖一、拖二甚至拖三，最后团队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位置，我们也成了最好的CP，一路相互陪伴和鼓励，刷新了长江戈赛以来同一班级两位冲A夺冠纪录。

10月第一天有氧跑5:00，1公里间歇X2（430）的训练计划顺利完成，感觉自己又进步了一丢丢，这个月我总里程跑了332公里，这个时间戈15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关注着戈赛前方的动态，金戈铁马营有一部分营友都上戈15B队或者冲锋队去了，长江第一天获得了第四名，这次A队的平均年龄都在49 ，他们都行我为什么不可以，本次康主席为了知道戈赛跟路跑主要受力差距，身体力行的亲自上赛道去感受，就为了戈16，戈15中欧取得了冠军，长江因为导航失误跌到谷底拿到历史最差成绩第七名，这是所有长江人接受不了的，每位长江人不能在坐视不理，我给自己下定决心决定陪着亲同学珍珍一起冲A上戈16把属于长江人的冠军给夺回来，我们肩负一份责任和使命，当下我能做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相信戈16的战火会有多燃，冲A的路上就会有多苦，我还是愿意试一试，大家都说我有天赋，心里暗暗给自己发誓，我把汗水和泪水留在训练中。

当戈15结束之后，一瞬间，时光隧道穿越到了2019年的戈14，仿佛听到上长江时就是为了跑戈壁的同学们的声音，跑戈壁的院校有很多为何要选择上长江？我怎么就突然加入到戈14B队这支队伍中？以田宸铮为队长戈14八队队友们到达的那一瞬间，戈14才开始就结束了的感觉，我以为我这辈子不可能再上戈壁，为何瞬间会上戈14后续聊到拓展队就都明白了，2个月前的我被召唤到金戈铁马营学习训练才知道这是在为戈16夺冠做准备，我是长江人，长江需要我、我有这份责任，我没有拒绝的理由开始参加每日的训练，希望我能有能力为长江付出绵薄之力，戈16我来了。

11月6-8号在北京白沟迎来了金戈铁马营的第一次比赛，同样的背靠背比赛，第一天比赛距离是32公里，第二天是21公里后来增加到24.6公里，由于路线改变加了几公里好在我安全完赛，白沟这条跑道都是上下坡，白沟跑完再次让我意识到上下坡训练的重要性，也是这次让我看到我跟雅娴悠悠的差距，想要跟上她们我必须要加倍努力，雅娴是跑了8年的老跑者，平常还做器械训练，身上的肌肉杠杠的，对跑步也很有心得，悠悠本身从事的是体育行业，对于跑全马非常有经验的她来说我这个连全马都没感知过的人只有仰视膜拜的份，她的肌肉耐力跑速在我们女生中是最有实力的，并且一直默默的为我们服务，是一位话不多实干的女生。夏萍早就听说是玩越野、玩骑行的一位女生，每位都是如此的优秀。

在上白沟之前金教就提醒到仙女你不要着急，要耐得住寂寞做到完赛不受伤就可以，心里一下子就放心了，第一天还能不累的完成了比赛，第二天的比赛一开始前16公里有大A神们领跑，我只管跟着，剩下最后8公里自由发挥发现自己明显降速，还好一路上有熊熊和罗爷（罗德曼）陪着，最后三公里罗爷让提点速我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提，让我尝试用摆臂带动身体，心里想跑步用脚跑的怎么用手也可以借到力，当时真的一脸懵也不会，肚子又饿，在这重点提一下每个人个体差异不一样，记得当时发通知说让吃五分饱并且提前2小时吃完，实际后来经过几次证明这个在我这完全不行，我只要提前半小时吃到百分百的饱才不会有饥饿感，还好最终2天都完赛，看到队友们都穿竞速鞋，自己也想尝试，咨询了金教不让穿说我肌肉耐力不够容易受伤，结果就整了一双日常训练鞋，粗心大意的我跑完才发现鞋子是裂开的，这之后训练、比赛都会事先检查好装备。

收获也是有的，这次南哥教了我如何呼吸，回去之后花三天慢跑的时间把呼吸跟步频同步学会了，转眼上马11月2日要开始了，早早在10天左右的时候心里就有点小激动了，想想人生中的首马就要到来了，期待值特别高，结果赛前接到通知说考虑到安全不受伤和数据的保护不能跑全马，最多只能跑32公里就当一次训练，我当时接到这个消息整个人心情跌倒谷底了，辛苦训练了三个多月希望能通过首马来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然后实现自己首马的心愿、结果现在不让跑无异于把我所有继续训练的动力给打破了，苦恼了一天一夜不能释然，这期间好多人都来宽慰我，事后想想这是唯一一次冲A道路上任性的一次，还好经过了24小时之后自己把心态调整了过来，想着大家的目标是戈16冠军而我的目标是跑一个首马，不是谁对谁错，是目标不一致，在这个月跑了347公里。

时间转眼来到了12月，跟着训练计划有3个多月了，这个月我把不支持我的A几位思想工作给做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才可以全心投入，有推荐我进长江的师兄尹大哥（尹武宗）、还有拓展队的队长玉哥（王玉辉）和我家人，记得2017年被长江商学院EMBA录取、当时尹大哥告诉我上长江一定要上戈壁去感受一下，我不知道戈壁是什么，这位老哥一直给我强调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我当时并没在意什么戈壁不戈壁的，当下我的事业稳定，二宝也才养好，都说一孕傻三年就想着来长江充充电提升自己，进入长江之后真正让我上戈壁原因有二：

有缘拓展队分到了以玉哥队长的斯巴达拓展队，玉哥是一位有情怀、爱运动、热爱生活的一位大哥，从一开始入队，队里大部分队友都是爱运动的，队规要求队友都要跑，我跟丹丹不跑步的每天得走，累计满一万步就算打卡完成，就这样的要求我经常都完成不了，完成不了每周要乐捐888元，有一次队长为了让我乐捐打卡都亲自追到上海来，想想都好没面子，老大不小的人还得要人这么管制着，就慢慢开始完成每天走路打卡，在2018年底队里组织说一起上戈14,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A.B.C队，队友们说上B队就报B队，队里一共8位报了B队、创造了长江历届最多参加B队的拓展队，为了能上B队玉哥带着我到阳澄湖选拔赛上跑20公里，跑10公里处我就废了，10-15公里处脚都迈不动，最后的几公里队长陪我一路走走停停，总算在最后时刻到达终点，那次选拔赛风又大加上下着小雨把队长都整感冒了，其他队友或多或少都有全马、过往成绩，只有我三无，不跑就不让上B队，好吧，穿着唯一的一双休歇鞋就开干了，觉得自己真够没脑子的，做什么事都是说干就干，都不会犹豫一下自己行不行，永远都秉承着尝试就有50%成功率心态。

由于16年二胎养好之后我的脸一直过敏，中外求医治疗了几年都没有治好也查不出病因，在不停的用药的过程中导致过敏越来越严重，在几乎失去治疗信心的时候，玉哥正好提议上戈壁，他说仙女上次戈壁吧，你这么不爱运动，身体代谢功能比较差说不定虐一下自己你过敏脸就好了呢，万一过敏好了呢，真不能好也能陪拓展队队友们，我想想也对，反正都没希望了，试一试也无妨，已经这么糟糕了还能糟糕到哪里去，但是周边的亲朋好友无一不是认为我回来一定是脸过敏会进一步加重，记得上戈壁的时候，治疗医生让我带了好多化学冰块和中药，每天晚上待在小帐蓬花一个多小时给过敏脸敷药，戈壁回到酒泉之后好多同学就觉得我的脸明显有好转，回来之后经过一个多月不到的时间过敏脸就逐渐好了，三个月的修复完全正常，至今为止治疗的医生都没能说出是什么原因让我的脸奇迹般的好了。

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戈壁对我来说太神奇了，它是我的福地，我心存感恩之心，如果需要戈16夺冠了我可以把过敏脸跟现在正常的脸分享出来，2020年上海华东站举办了一个争霸赛，班级同学说女生不够希望我能参与跑一个400的拉力赛，我不知道什么叫拉力赛，他们就告诉我使劲的跑一个400米就可以，我想不就一个400米应该不难、那就参与呗，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要跑6个400米和2个800米，最终我们314班夺得了班级冠军，珍珍还获得了男子冠军，这之后就被看上召唤进金戈铁马营了，在这个月我的跑量是335公里。

2021年1月16-18日在美丽的珠海迎来了戈壁大A选拔赛，第一天是34公里团队赛，用453的配速跑完第二天是个人赛22.3公里用457的配速跑完、这次比赛的过程中第一次尝试能量胶结果问题发生了，吃完能量胶一路上让我不舒服恶心呕吐，再之后的时间里组委会都在给我找各种适合我的能量胶，吃了吐吐了吃，营养素也是遇上了同样的问题，老戈们都告诉我要重视补给问题要在赛道上连续作战几天没有补给身体是扛不下来的，为此我重复的试重复的吐，我觉得再难也要找到一款适合我的补给，不能因为补给拖累了整个团队。

记得1月26号的那个雨夜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第一次在训练群里发了一段感言，至今我还记载着“今晚感动太多，为了戈16我们迎雨奔跑，不言放弃，因为我们责任重大，三哥（江昌雄）不离不弃的雨中陪跑，甘愿放弃自己的训练计划；鹏教（李鹏）是早上、晚上一路陪跑，再厉害也是血肉之躯；黑哥（衷存皇）为了陪跑，袜子没穿磨破的一双后脚跟，血淋淋地望见那一刻我泪目了；金教站立在雨中一直到我们跑结束，当离开的时候我把她的羽绒服递给金教的时候我再次落泪了；因为她的羽绒服是全湿透的；最后看到康主席发的今晚视频我直接泪奔了……

一切看似简单实则真实地让我感受到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又有多少可爱的他们在后面默默无闻守护着我们，没有老戈的相伴和优秀的后勤保障团队哪有我今天的进步，为了圆戈16冠军梦，所以让我吐N次又何妨，我们要敬畏戈壁，为了万无一失，我必须克服在克服，在补给上黑哥（衷存皇）和胡队是不遗余力的帮我找到了适合的一款。也正因为能量胶才能让我连续扛下几天的比赛，正赛第一天吃了6个胶、第二天吃了5个胶，第三天吃了4个胶，弱小的身体就是靠着能量胶得以延续……一月的跑量突破到409公里。

2月逢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由于疫情原计划到云南拉练改到上海和深圳两地同步进行，队员们放弃春节假期都进入了最强度的训练中，功新大哥、贾力哥、珍珍都是从外地赶到上海训练，有些家属也一起相伴左右，我们跑南汇的土路、佘山的坡道、苗江路的拖带、闵体的速度课，一天两练，正是这次2周的集训让我的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8公里的距离跑出了420，2公里的间歇跑到了400，跑完金教说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早些时候我就可以跑这个速度的了，只是考虑到我的跑量太少担心受伤，一直压着训练计划，这个月我的负荷跑到8000多的高点，队友们都说我的手表不准，戈赛结束后我的负荷跌倒100多，把手表冤枉了好几个月，2月跑出了440公里是训练以来公里数最多的一个月。

时间转眼来到了阳春三月，这个月呈上了420公里的跑量，我们上了戈壁进行了10位正A的选拔赛，也正因为赛道上突发了各种原因让我再次把对于戈壁的敬畏之心再次加码上去，在戈壁的赛道上除了要有绝对的跑力还得要有强大的意志力和坚持到底信念，风大或者其他不可抗力的因素应该不能作为放弃（失败）的因素和理由，我觉得戈赛拼的不是输赢而是坚持、坚守，对于队员是否有一颗夺冠发心是（不够的）信念是不是很重要、还得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每次的拉练和比赛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比表扬和为了宽慰我们更重要，反思复盘才能成长，戈赛在我看来是自我修行的过程（背叛、放弃、意志力不够坚定、不具备狼性思维、不坚持）缺一都是不可的，一路以来我对于自己是相当苛求的，同时也是一个追求完美主义者，过去创业的艰辛让我拥有了超人抗压的耐力和巨大包容之心，也忽略了自己性别，因为我信只有在苦难中才能超越自己，当然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所抗压的能力也是不一样，未来戈赛对于队员心理疏导因素的重要性不可忽略。

4月我们整装待发，上半月继续训练，下半月进入赛前调整周期，在比赛前队友们克服各种困难在戈壁上前后呆了一个多月，把戈壁一系列需有适应的地方都反复的做了适应和调整，优化再优化，指在比赛中把失误减少到最小程度。赛前大部分队友都调到最佳状态，个别队友的伤痛问题也得以解决，一切准备就绪，静待花开。

5月2日为戈赛体验日，从阿育王寺跑往常乐驿，总里程29.2公里。

5月3日，正赛第一天，当日赛程共计30.77公里，从常乐驿一路向西跑到六工城，长江领先第二名12分钟完成比赛，前2后8战术在对于我们团队是一个完美的战术，前队8公里，后队10公里就超越了中欧，后队要求是445配速，头天晚上开会的时候我提了唯一的一个要求，由于我跟悠悠没有拖带需要独立跑，每次训练的时候都是我俩在最后面，我知道悠悠是位玻璃心的女生，外表看她坚强，实际内心还是有她脆弱的一面，她也同样需要被呵护和关爱，基于这个点，明哥（徐明）做出了后队两两并排，明哥拖带丽萍排在第一排，我跟悠悠随后，功新大哥拖带夏萍排在第三排，珍珍拖带雅娴盾后，从起步510-500-450-445。

后队按赛前的既定计划稳稳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康主席说我们必须第一天就要碾压似的把比赛赢下，把领跑衫拿回来，事实证明后半程由于比原先计划超中欧，考虑到后面还有两天比赛，前后队后半程均降低了配速，在最后的3公里处指示把后队年龄最小的丽萍放了让她自己跑，剩下的7位再继续往前，最后冲刺前的800米男生都把女生放了，让女生以最快的速度冲线，我、雅娴、夏萍、悠悠分别一一都过了打卡冲线，记得我们当时冲线后相拥大哭，这哭声和撕裂的吼声是我们对首战获胜的喜悦，也是我们对训练受的苦熬的情感抒发，更是对七年来，长江人早已无法按捺的那颗夺冠之心的强烈的表现，我们不忘初心、团结一心、厚积薄发，长江是最强大的没有之一。

5月4日总赛程是34公里，从六工城到黄谷驿，当天的赛道是三天中最长的距离也是最艰辛的，赛道路况有黑戈壁、碎石路、芦苇沟、盐碱地、小雅丹，戈壁荒漠中所有的地形差不多都占全了，今天我们打三三战术，最终，比赛第二天长江七年之后拿回领跑衫，排序第一位出场，今天我们是前三后六的打法，前队葛广、谢刚、谢功新，由于考虑到第一天后队拖拉机的能力消耗，把雅娴放了让她慢慢跑完成比赛就可，仙女、悠悠、夏萍、丽萍随后队男生一起，最终悠悠由于感冒体能下降，在22公里处把她放下，后队最后冲线取成绩分别是仙女，丽萍、夏萍，第二天以超越6分钟累计18分钟再次扩大了比分优势。

5月5日是长江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的比赛路程是26.92公里，虽说是三天赛事中最短的距离，但是却是最难挺过来的日子，这个赛程毕生难忘，这天给到我们前四后六的四二战术，后队要求只留功新大哥一人带队和导航，22.5公里之前原则上不拖带女生，作为组委会希望大家都能够携手冲线，十全十美，明哥、珍珍在后队贡献拖带了两天，最后一天也希望他们两打一天的成绩，理想都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后队出发以后近三公里夏萍喘得厉害开始掉速，康主席让我们正常速往前跑，约7公里左右悠悠也开始掉速，功新大哥陪着她在后面，9公里左右的时候雅娴的速度也明显跟不上，这时康主席发现功新大哥没跟着我们一起，对讲机呼叫又出现了故障，前队明哥也速度提不起来，中欧已超明哥和广哥300米左右，康主席看形式不对要求明哥就地等后队女生，再回头去追功新大哥让他加快速度到后队来拖带雅娴。

后来康主席2公里就回过头来追上了我跟丽萍，功新大哥最后是用8公里才追上我们，明显体能不支，跑到14公里左右我的速度也降下来，整个人是晕眩的状态，这时丽萍手不停的伸过来要拖带我，我非常清楚前队现在只有三人，后队也只有三女生，雅娴还不知道能否扛下，这时我如果让丽萍拖带势必会消耗她的体能，会把她拖垮的，不行一定不能借她的力，我要自己挺一挺等待明哥和功新大哥汇合才可以借上力，随后从降速20秒开始慢慢降到10秒再到慢慢跟上丽萍，16公里左右盼到了明哥，这时我跟雅娴都需要助力，明哥就轮番上阵的拖带我跟雅娴，18公里处功新大哥也追赶上来，开始拖带我，我明显感觉功新大哥跑不起来，他已经没有余力可以拖带女生了。

在跑到快20公里处看到一位戈友横倒在路上，我整个脑子当时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功新大哥已经拖不动，整个脸都发紫的，明哥拖带我们也是嘴角口吐白沫，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担心他们挺不住，一旦挺不住万一有队友到达不了终点又或者身体出现状况怎么办，女生还有男生可借力，如果后队男生出状况女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想着想着来到了最后一个打卡点，过了这个打卡点还有7公里到终点线了，这个时候我告诉自己我不可以在借明哥和功新大哥的力，因为他们两还得照顾雅娴，得确保两男生拖带雅娴之后还能安全完赛，这么一想我一路紧跟丽萍后面，功新大哥和明哥还有雅娴在我后面，这个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劲，凭着我跑过一次山谷的记忆沿着山谷一路跑，接下去的几公里我当时跑完是失忆状态的，脑子里是空白的，什么都想不起来，就记得脑子唯一的一个信念我要到达终点，丽萍还在我前面，我们要一起往前跑。

所有的记忆和片段都是戈赛回来十几天才慢慢地回忆起来，通过照片、视频还原了最后7公里所发生和经历的点点滴滴，非常庆幸自己小时候是山里的孩子，对于跋山涉水还有一点优势，我几乎没让自己趟水，一路都是围着山边跑，边上B队政哥（赵政）一直陪伴着我前行，我就像是机器人似的机械往前跑，不知道补给不知道喝水，隐隐约约就听胡兵说仙女喝水，我就喝口水，那感觉我后来一直说是用生命在跑步，跑到灵魂出窍，最后3公里处我追上了丽萍，姐俩继续往最陡峭的山崖方向奔跑，我们已经没有一点多余的力气可以说话，互相不停的竖大拇指给对方鼓励，我们彼此都非常清楚雅娴、功新大哥明哥都在我们后面。

我们在2公里处接到康主席指示我们三女生要一起冲线，前队广哥、刚哥、珍珍均已打卡，后队我跟丽萍和雅娴三人成绩才能确保前六成绩，我们必须挺到终点前等待雅娴，当距离终点一公里的距离我们听到了锣鼓声、呐喊助威声还有两边的旗子，都在告诉我们离终点越来越近了，在终点冲线前的100米处我们停下等待雅娴的到来，我们让自己一直在跳跃中，担心一旦停下来可能就启动不了，看到雅娴远处过来我们拉起雅娴就往终点方向奔跑，一切都还好有惊无险，随后明哥功新大哥、悠悠、夏萍也都一一的安全到达终点。

过了终点线掩面都是穿着红衣的人群，戈壁最强班314班的徐佳老师和同学们都来终点等着我跟珍珍，莫哥BB老戈队冠军和熊熊A 冠军，还有斯巴达队友和亲友团的小伙伴们，感恩所有人给予的助力和加持，是你们满满的爱让我发现了更强大的自己，在成就珍珍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在那一刻我被人群抛得好高好高，抛了无数次，大家都无比的开心和激动，我也特别的亢奋，一直在呐喊长江理想，生命飞扬！

说不完道不尽所有的感恩铭记于心，无论生活多富足，也愿精神上有所追求，给灵魂有所寄托，无论谁都希望自己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与故事，终于遇见最优秀的你们：广哥、明哥、功新大哥、珍珍、刚哥、雅娴、丽萍、悠悠、夏萍。是你们诠释了最好团队精神，我们豪情满怀地夺冠，让我们壮志凌云无极限，让我们继续传承陪伴，激情传递，接受每一次风雨的洗礼，戈赛结束了我们的故事才开始……

来源：长江高原户外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