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观后感(解读｜唐宋八大家如何展陈：三大展厅，始于文脉所系)

唐宋八大家观后感(解读｜唐宋八大家如何展陈：三大展厅，始于文脉所系)

唐宋八大家观后感文章列表:

• 1、解读｜唐宋八大家如何展陈：三大展厅，始于文脉所系
• 2、汉字书写之美
• 3、古诗词欣赏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
• 4、探究苏轼人生
• 5、【书香政法】全市政法系统读书分享第九期

解读｜唐宋八大家如何展陈：三大展厅，始于文脉所系

叶榕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文学是最值得自豪的瑰宝。12月2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分三个展厅，共展出含书法、绘画、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门类展品共计115件（组），辽博有30多件文物首次和观众见面。那么，这三大展厅是如何陈设与布展呢？

澎湃新闻获悉，其中第一部分的“文垂千载”即从“文脉所系”开始。可以说，无论是文物书画，还是古籍，“文脉所系”正是这一展览的核心所系。

展厅现场。第一部分

展出现场 沈阳网 图

步入辽宁省博物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厅，一张设计取材自明代仇英《赤壁图》的大幅海报，犹如一纸巨大的书画长卷缓缓铺展开来，无论是片纸片金的清宫旧藏唐代韩愈诗文集《宋刻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还是在书迹中品赏苏东坡与友人泛舟江上的诗画天地，都让观众一步步走近唐宋八大家质朴平实而又超逸的中国文化的境界。

宋刻 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12月2日的展览开幕式上表示，“唐宋八大家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峰，他们先进的古文运动，兼有文学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双重意义。通过文物展览的方式弘扬和宣传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生平事迹和家国情怀，对于展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意义。”

开幕式现场 辽宁日报 图

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唐代和宋代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分别为唐代柳宗元、韩愈和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苏轼、苏辙、苏洵）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洵、苏轼、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韩柳欧王曾三苏”概括。

“唐宋散文八大家”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介绍说，唐宋八大家是一个文学概念，这次用文物展览的形式把唐宋八大家呈现给观众，可以说是创新，“这次展览中我们在策展理念上有很多创新，辽博收藏有不少国宝级文物，有30多件文物首次和观众见面。”

“文垂千载”展厅现场

展览现场

澎湃新闻获悉，此次展览分为三个展厅，分“文垂千载”“德行笃定”“家国情怀”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下又设立若干单元，展出了含书法、绘画、古籍、碑帖拓片、陶瓷等门类展品共计115件（组），再辅以视频等多种方式介绍“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传递他们的精神世界。

对于此次展览的展品陈列，不少观众表示十分用心，展陈设计也赏心悦目，更主要的是名迹众多，“可谓大饱眼福。”

也有艺术界人士表示，用文物或书画释读“唐宋八大家”，难度很大，从呈现的作品看，策划确实用心，“不过个别展品的贴切性还值得再斟酌，如果展品选择更贴切一些或许会更加出彩。”

文垂千载：呈现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文学是最值得自豪的瑰宝。先秦时期，文学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概念也很多义、模糊。两汉以来，才渐渐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独立，其审美特质得以彰显。魏晋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地位逐渐被承认，“建安文学”引领一时。魏晋时期是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由于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文体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唐宋八大家”有感于魏晋六朝以来骈体文内容空虚、形式浮靡的不良文风，提出恢复古文文风，继承周秦两汉的散文文风，自由、朴素、不受拘束，文章不刻意要求辞藻华丽，而是求立意深刻，内容有益世道，从实际出发，主张文道合一，即“文以明道”。韩愈的理论得到了柳宗元的支持，北宋六家紧随其后，他们一起带领唐宋文风走进了新时代，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风尚，使散文重新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此后“唐宋八大家”古文熠熠生辉，影响直至今日。

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灿烂时代，李唐王朝开疆拓土，在国力强盛的大背景下，唐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兼容并蓄的宏大气象。这也是一个诗歌创作空前活跃的时代，可谓群星璀璨，照耀古今。与含义阔大、气象万千的唐诗不同，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宋代制瓷工艺也达到了繁荣昌盛的时期。

北宋徽宗赵佶《瑞鹤图》 局部

此次展览的第一部分“文垂千载”即从“文脉所系”“古文生辉”“雄唐雅宋”三个单元，以北宋佚名《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南宋《高宗赵构书马和之画唐风图》、南宋高宗赵构《章草书洛神赋》、宋刻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元刻苏辙《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北宋李成《茂林远岫图》、北宋徽宗赵佶《瑞鹤图》、北宋景德镇窑影青瓷刻缠枝花纹执壶等国宝级文物，辅以新媒体的形式讲述唐宋八大家倡导古文运动的文学背景、文学风尚及取得的文学成就。

其中，北宋佚名《摹顾恺之洛神赋图》绘人物、山水、龙鱼、车马、神物，小楷书赋文于画面空白处，本卷是目前所知六卷《洛神赋图》中唯一在画面中书写有赋文的宋摹本。人物细致生动，衣纹秀逸，山石以勾染为主，树木多夹叶，稍加点染，很大程度保留了顾恺之绘画的艺术特点。南宋初藏于内府，明代经叶钶、项元汴等递藏，清初经王铎、梁清标递藏，后入内府，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顾恺之（约345—409），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人，博学多才，擅绘画，人物画尤具点睛之妙。

《宋人仿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局部）

北宋李成《茂林远岫图》绘夏日山林景色，峰峦叠翠，叶茂林森，奇峰崛起，山林清旷。绘画技法以勾、擦、染为主，还未显现出典型的皴法。据南宋向水在跋文中叙述，此卷曾为宋英宗时枢密副使吕公弼所藏，后历贾似道、鲜于枢、吴用诚、项元汴、梁清标收藏，后入清内府，《石渠宝笈》著录。

北宋李成《茂林远岫图》 局部

南宋高宗赵构书、马和之画《毛诗唐风图》以《毛诗·唐风》十二首诗为题材，赵构书诗，马和之绘画，各幅相间。书法端谨有致，笔法老劲。绘画构图洗练，线条简洁。此卷南宋时为曾觌收藏，入明经严分宜、韩世能、项子京等递藏。清代先后归耿昭忠等收藏，后入内府，经《石渠宝笈》著录。

南宋高宗赵构书马和之画《毛诗唐风图》 绢本 设色 手卷 纵28.6厘米 横827.1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赵构（1107—1187），即南宋高宗皇帝，字德基，在位三十六年，留心书画，书法用功尤勤，对南宋君臣书法影响尤大。此次展览还展出了另一件赵构的书法作品《章草书洛神赋》。

《章草书洛神赋》为赵构退位隐居德寿殿时章草书曹植《洛神赋》全文，格调古朴，运笔沉稳圆厚，草法谨严又富于韵致。字间不互相连接各自成形，但笔意贯通，仍有浑然一气之感。曾经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珂玉《珊瑚网》，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及《石渠宝笈初编》等书著录。

南宋高宗赵构章草书洛神赋，绢本 章草书 手卷，纵27.3厘米 横277.8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刻韩愈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是韩愈诗文集，为韩愈门人李汉所编，全书散文三十卷，诗赋十卷，又宋人辑《外集》十卷。朱熹校理本韩集是韩愈文集中最重要、最权威的版本，此临江军学本是宋代军学本之上品，可勘明清传本之讹误。本集为清宫旧藏，经《天禄琳琅》著录。

“德行笃定”部分

德行笃定：讲述唐宋八大家的人生经历

“唐宋八大家”每个人都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在从容与自信中，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在浩如烟海的文学著作中，八大家的传记，对其成败得失的评价和论述，不计其数。但透物见史，八大家的文章、人生经历和遗留至今的书画，却刻画着他们的高风亮节和光明磊落，展现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与精神风貌，让人们领略他们的人生高度和人生智慧。

宋拓 苏轼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

“德行笃定”这一部分分别以“豪健雄放”“枯淡崔嵬”“一代文宗”“语不徒发”“触处生春”“汪洋澹泊”“超轶群妍”“不世之杰”八个单元，展现北宋徽宗赵佶《（传）王济观马图》、东晋佚名《小楷书曹娥诔辞》、元赵孟頫《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宋拓 苏轼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明仇英《赤壁图》、北宋苏轼《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2020.12.2——2020.12.22展出）、北宋苏轼《行书阳羡帖》、北宋苏轼《潇湘竹石图》（2021.2.2——2021.3.2展出）、元鲜于枢《行书王安石诗》、元赵雍《墨竹图行书王安石钟山即事诗》等国宝级文物，再辅以几件当代的碑刻拓片来讲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不尽相同，却又都饱经沧桑、几度沉浮的人生经历。

其中北宋苏轼《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作于北宋绍圣元年（1094），是苏轼晚年书法精品。前后总计680余字，为其存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正文单字大小约如古钱，结体略扁，呈左低右高之势，下笔从容，行笔流畅中见稳重，通篇精气内蕴，隐现汪洋浩荡之象。卷后有元张孔孙，明黄养正、李东阳、王穉登、王世懋、王世贞，明末清初张孝思等诸人跋，《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北宋苏轼《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局部

北宋苏轼《行书阳羡帖》此帖行书68字，记载苏轼与友人通信商量买田之事，字形结构虽锋芒毕露，但又不失敦厚朴实，尚有《兰亭》的笔意，又超越于刻意锻炼。略显刚柔相济之态，笔意婉转，格调淡然，恰好能体现作者意欲归退却怀揣不安的心境。此帖经元郭畀、陆友，明沈周、崔深、项元汴等收藏，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北宋苏轼《行书阳羡帖》

北宋苏轼《潇湘竹石图（传）》 以极富层次感的笔墨表现了近景拳石疏竹的雅逸清隽，远景山水的烟霭朦胧，让人在咫尺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是以竹石山水寄托文人精神情怀的典范之作。图左下位置有元代杨元祥题跋，拖尾有叶湜、钱复等元明题跋凡26家，题跋文字三千余言。

北宋苏轼《潇湘竹石图（传）》（局部）

1961年，邓拓以《燕山夜话》所得稿费，加上变卖了手中24幅古画所得的款项，从白坚夫手中购得，并写《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 1964年，邓拓将之捐献给中国美术馆。与此前拍卖场出现的苏轼《木石图》（传）一样，此图也一直存在真赝争论。

元鲜于枢行书王安石诗 纸本 行书 手卷 纵50.25厘米 横1024.7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元鲜于枢《行书王安石诗》行书王安石《题侍郎山水》《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示元度》《奉酬约之见招》4首古诗，是鲜于枢为方君锡所作，时年46岁。此卷字体结构严谨，笔力饱满，笔法清爽劲利，行笔潇洒自然，气势雄伟跌宕。原藏方君锡家中，后落入吴澄手，明初入藏兴化府儒学等处，入清后进入内府，经《石渠宝笈》著录。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号困学民，渔阳人，寓居扬州。官至太常寺典簿。能诗赋，精鉴赏，擅书法，行、草皆工，与赵孟頫齐名。

仇英《赤壁图卷》（局部）

明仇英《赤壁图》此卷以石青、石绿为主色调，画苏轼携友泛舟夜游赤壁。本幅布局爽朗、明媚，用笔工细绵密，敷色淡雅清丽，技法纯熟稳健，具有笔致墨韵，为仇英佳作。仇英（约1497—1552）字实父，号十洲，原籍江苏太仓，后移居苏州。擅绘画，尤工仕女，偶作花鸟，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

家国情怀：唐宋八大家对人文理想的坚守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对儒家道统的维护，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的坚守，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大义的维护上，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至今仍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家国情怀”部分以“文以明道”“修身以学”“孝慈齐家”“为政以德”“心忧天下”五个单元，展现南宋佚名《摹孝经图》、南宋朱熹 《行草书尺牍并大学或问手稿》、南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周颂清庙之什图》、北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元赵雍《澄江寒月图》、南宋马和之《月色秋声图》、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清王原祁《西湖十景图》等国宝文物，来呈现唐宋八大家对人文理想的坚守。

南宋 佚名《摹孝经图》(局部）

其中南宋佚名《摹孝经图》画根据儒家经典《孝经》所绘，计十八章，内容主要论述封建道德，宣扬宗法思想。此卷经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石渠宝笈初编》等著录。孙承泽及《石渠宝笈》皆以为褚遂良书、阎立本画，鉴定组定为南宋人作。从避讳字来看，“敬”“让”二字均未缺笔，而第十六章“慎”字缺笔，避南宋孝宗赵昚讳，第十七章“匡”字亦缺笔，可见此卷最早应为南宋孝宗时所作。

南宋高宗赵构书、马和之画《周颂清庙之什图》是传世的《毛诗图》各卷中较好的一卷，其人物的画法和形象特征与《唐风图》基本一致。每段高宗正书在前，马和之补图其后。由于卷中多以祭祀活动和场面为主，所以作者有意突出其庄严肃穆的气氛。宋元时收藏不详，元明之际曾入洪武内府，又先后归朱?和项子京收藏。入清经安歧和梁清标所收藏，后入清内府。曾著录于明顾复《平生壮观》、清吴升《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

南宋朱熹《行草书尺牍并大学或问手稿》由《复允夫纠掾书》手札和《大学或问诚意章》文稿组成，运笔迅疾，前后呼应，转折自如，行笔中稍敛笔锋，掺以隶意。卷前有佚名绘肖像，卷后有元朱公迁、明文徵明等11人题跋。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寓居建阳。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官至焕章阁待制，为南宋理学的奠基人和发扬者。书法早年学钟繇，善行草，尤善小字，书风沉着典雅。

南宋朱熹行草书尺牍并大学或问手稿，辽宁省博物馆藏

朱熹书翰文稿卷

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是马麟的传世名作之一，以传神之笔再现了南宋时杭州西湖的夏日盛景。图绘柳岸、横桥、游船，湖中荷花吐香，沁人心脾。桥上士人信步，碧波之上舟船穿梭，水鸟或飞翔或游弋，动静结合，情景交融。此图对景西湖写生，景物远近和谐，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卷后有清高士奇跋，曾经《石渠宝笈》著录。马麟（生卒年未详），钱塘（今杭州）人，“南宋四家”中马远之子，画承家学，用笔劲挺，画风秀润处过于乃父。

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局部

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局部

在展览的尾厅，还设置了“文创产品售卖区”，力求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意衍生品和品种繁多的展览出版物，让观众留住对展览的记忆。随着展览的开幕，面向公众的学术讲座，丰富多彩的社教活动、制作精良的展览图录、特色鲜明的文创产品也会陆续和广大观众见面。同时，还将举办“唐宋八大家”文创大赛，并拟于展览中期组织召开“唐宋八大家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展览由国家文物局与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辽宁省文物局）、辽宁省文化演艺集团（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辽宁省博物馆承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沈阳故宫博物院、旅顺博物馆、宋文治艺术研究中心、柳宗元纪念馆等单位协办。

据介绍，本次展览已入选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

展期将持续至2021年3月2日。

展览现场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栾梦

汉字书写之美

作者：祝勇（散文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研究所所长）

汉字是世界上最具造型感的文字，而软笔书写，又使汉字呈现出变幻无穷的线条之美。中国人写字，不只是为了传递信息，也是一种美的表达，于是在书写中，产生了“书法”。书法透射书写者的情感、精神，线条不仅是线条，更是世界。

只有中国人，让“书”上升为“法”

“书法”，原本是指“书之法”，即书写的方法——唐代书学家张怀瓘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周汝昌先生将其简化为：用笔、结构、风格。它侧重于写字的过程，而非指结果（书法作品）。“法书”，则是指向书写的结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书写的、可以作为楷模的范本，是对先贤墨迹的敬称。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卷（唐代冯承素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只有中国人，让“书”上升为“法”。西方人据说也有书法，我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到过印刷术传入之前的书籍，全部是“手抄本”，书写工整漂亮，加以若干装饰，色彩艳丽，像“印刷”的一样，可见“工整”是西方人对于美的理想之一，连他们的园林，也要把蓬勃多姿的草木修剪成标准的几何形状，仿佛想用艺术来证明他们的科学理性。周汝昌认为，西方人“‘最精美’的书法可以成为图案画”，但是与中国的书法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这缘于“西洋笔尖是用硬物制造，没有弹力（俗语或叫‘软硬劲儿’），或有亦不多。中国笔尖是用兽毛制成，第一特点与要求是弹力强”（周汝昌：《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与西方人以工整为美的“书法”比起来，中国法书更感性，也更自由。尽管秦始皇（通过李斯）缔造了帝国的“标准字体”——小篆，但这一“标准”从来不曾限制书体演变的脚步。《泰山刻石》是小篆的极致，却不是中国法书的极致，中国法书没有极致，因为在一个极致之后，紧跟着另一个极致，任何一个极致都有阶段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使中国书法，从高潮涌向高潮，从胜利走向胜利，自由变化，好戏连台。工具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人使用的是一支有弹性的笔，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性，点画勾连，浓郁枯淡，变化无尽，在李斯的铁画银钩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的秀美飘逸、张旭的飞舞流动、欧阳询的法度庄严、苏轼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的“树梢挂蛇”、宋徽宗“瘦金体”薄刃般的锋芒、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顿挫……同样一支笔，带来的风格流变，几乎是无限的，就像中国人的自然观，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亦如太极功夫，可以在闪展腾挪、无声无息中，产生雷霆万钧的力度。

我想起金庸在小说《神雕侠侣》里写到侠客朱子柳练就一身“书法武功”，与蒙古王子霍都决战时，兵器竟只有一支毛笔。决战的关键回合，他亮出的就是《石门颂》的功夫，让观战的黄蓉不觉惊叹：“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这一路‘褒斜道石刻’当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观。”以书法入武功，这发明权想必不在朱子柳，而应归于中国传统文化造诣极深的金庸。

《石门颂》的书写者王升，就是一个有“书法武功”的人。康有为说《石门颂》：“胆怯者不能写，力弱者不能写。”我胆怯，我力弱，但我不死心，每次读《石门颂》拓本，都让人血脉偾张，被它煽动着，立刻要研墨临帖。但《石门颂》看上去简单，实际上非常难写。我们的笔触一落到纸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原因很简单：我身上的功夫不够，一招一式，都学不到位。《石门颂》像一个圈套，不动声色地诱惑我们，让我们放松警惕，一旦进入它的领地，立刻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书法作为艺术，价值在于表达人的情感、精神

对中国人来说，美，是对生活、生命的升华，但它们从来不曾脱离生活，而是与日常生活相连、与内心情感相连。从来没有一种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孤悬于生命欲求之外的美。今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名器，许多被奉为经典的法书，原本都是在生活的内部产生的，到后来，才被孤悬于殿堂之上。我们看秦碑汉简、晋人残纸，在上面书写的人，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对美的追求却丝毫没有松懈。时光掩去了他们的脸，他们的毛笔在暗中舞动，在近两千年之后，成为被我们伫望的经典。

北宋欧阳修《灼艾帖》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的秦汉碑帖，在这些碑帖中，我独爱《石门颂》。因为那些碑石铭文，大多是出于公共目的书写的，记录着王朝的功业（如《石门颂》）、事件（如《礼器碑》）、祭祀典礼（如《华山庙碑》）、经文（如《熹平石经》），因而它的书写，必定是权威的、精英的、标准化的，也必定是浑圆的、饱满的、均衡的。其中，唯有《石门颂》是一个异数，因为它在端庄的背后，掺杂着调皮和搞怪，比如“高祖受命”的“命”字，那一竖拉得很长，让一个“命”字差不多占了三个字的高度。“高祖受命”这么严肃的事，他居然写得如此“随意”。很多年后的宋代，苏东坡写《寒食帖》，把“但见乌衔纸”中“纸”（“帋”）字的一竖拉得很长很长，我想他说不定看到过《石门颂》的拓本。或许，是一纸《石门颂》拓片，怂恿了他的任性。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大量的汉代简牍，这些简牍，就是一些书写在竹简、木简上的信札、日志、报表、账册、契据、经籍。与高大厚重的碑石铭文相比，它们更加亲切。这些汉代简牍（比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大多是由普通人写的，一些身份微末的小吏，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字不会出现在显赫的位置上，不会展览在众目睽睽之下，许多就是寻常的家书，它的读者只是远方的某一个人，甚至有许多家书，根本就无法抵达家人的手里。因此那些文字，更无拘束，没有表演性，更加随意、潇洒、灿烂，也更合乎“书法”的本意，即：“书法”作为艺术，价值在于表达人的情感、精神（舞蹈、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莫不如此），而不是一种真空式的“纯艺术”。

在草木葱茏的古代，竹与木几乎是最容易得到的材料。因而在纸张发明以前，简书也成为最流行的书写方式。汉简是写在竹简、木简上的文字。“把竹子剖开，一片一片的竹子用刀刮去上面的青皮，在火上烤一烤，烤出汗汁，用毛笔直接在上面书写。写错了，用刀削去上面薄薄一层，下面的竹简还是可以用。”（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烤竹子时，里面的水分渗出，好像竹子在出汗，所以叫“汗青”。文天祥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源于这一工序，用竹简（“汗青”）比喻史册。竹子原本是青色，烤干后青色消失，这道工序被称为“杀青”。

面对这些简册（所谓的“册”，其实就是对一条一条的“简”捆绑串联起来的样子的象形描述），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毛笔在上面点画勾写时的流畅与轻快，没有碑书那样肃括宏深、力敌万钧的气势，却有着轻骑一般的灵动洒脱，让我骤然想起唐代卢纶的那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当笔墨的流动受到竹木纹理的阻遏，便产生了一种滞涩感，更产生一种粗朴的美感。

其实简书也包含着一种“武功”——一种“轻功”，它不像飞檐那样沉重，具有一种庄严而凌厉的美，但它举重若轻，以轻敌重。它可以在荒野上疾行，也可以在飞檐上奔走。轻功在身，它是自由的行者，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它的脚步。

那些站立在书法艺术巅峰上的人，正是在这一肥沃的书写土壤里产生的，是这一浩大的、无名的书写群体的代表人物。我们看得见的是他们，看不见的，是他们背后那个庞大到无边无际的书写群体。他们的书法老师，也是从前那些寂寂无名的书写者，所以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里说，那些秦碑，那些汉简，“行笔真如野鹤闻鸣，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如果说那些“无名者”在汉简牍、晋残纸上写下的字迹代表着一种民间书法，有如“民歌”的嘶吼，不加修饰，率性自然，带着生命中最真挚的热情、最真实的痛痒，那么，我在《故宫的书法风流》一书里面写到的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蔡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人，则代表着知识群体对书法艺术的凝练与升华。唐朝画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的理解是，所谓造化，不仅包括山水自然，也包括红尘人间，其实就是我们身处的整个世界，在经过心的熔铸之后，变成他们的艺术。书法是线条艺术，在书法者那里，线条不是线条，是世界，就像石涛在阐释自己的“一画论”时所说：“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

北宋米芾《盛制帖》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他们许多是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巨人，但他们首先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被记住的。在我看来，不以“专业”书法家自居的他们，写下的每一片纸页，都要比今天的“专业”书法家更值得我们欣赏和铭记。书法是附着在他们的生命中，内置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的。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笔迹的圈圈点点，横横斜斜，牵动着他们生命的回转、情感的起伏。像张旭，肚子痛了，写下《肚痛帖》；像怀素，吃一条鱼，写下《食鱼帖》；像蔡襄，脚气犯了，不能行走，写下《脚气帖》；更不用说苏东坡，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寒食节，把他的委屈与愤懑、呐喊与彷徨全部写进了《寒食帖》；李白《上阳台帖》、米芾《盛制帖》、辛弃疾《去国帖》、范成大《中流一壶帖》、文天祥《上宏斋帖》，无不是他们内心世界最真切的表达。当然也有颜真卿《祭侄文稿》《裴将军诗》这样洪钟大吕式的震撼人心之作，但它们也无不是泣血椎心之作，书写者直率的性格、喷涌的激情和向死而生的气魄，透过笔端贯注到纸页上。他们信笔随心，所以他们的法书浑然天成，不见营谋算计。书法，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是世界上最美的独语。一个人心底的话，不能被听见，却能被看见，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而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

他们之所以成为今人眼中的“千古风流人物”，秘诀在于他们的法书既是从生命中来，不与生命相脱离，又不陷于生活的泥潭不能自拔。他们的法书，介于人神之间，闪烁着人性的光泽，又不失神性的光辉。一如古中国的绘画，永远以45度角俯瞰人间（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离世俗很近，触手可及，又离天空很近，仿佛随时可以摆脱地心引力，飞天而去。所谓潇洒，意思是既是红尘中人，又是红尘外人。中国古代艺术家把“45度角哲学”贯彻始终，在我看来，这是艺术创造的最佳角度，也是中华艺术优越于西方艺术的原因所在。西方绘画要么像宗教画那样在天国漫游，要么彻底下降到人间，像文艺复兴以后的绘画那样以正常人的身高为视点平视。

我们有时会忽略他们的书法家身份，第一，是因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光芒太过耀眼（如李斯、李白、“唐宋八大家”、岳飞、辛弃疾、文天祥），遮蔽了他们在法书领域的光环。比如李白《上阳台帖》，卷后附宋徽宗用他著名的瘦金体写下的题跋：“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根据宋徽宗的说法，李白的字，“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与他的诗歌一样，“身在世外”，随意中出天趣，气象不输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黄庭坚也说：“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只不过他诗名太盛，掩盖了他的书法知名度，所以宋徽宗见了这张帖，才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原来李白的名声，并不仅仅从诗歌中取得。第二，是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还有亲笔书写的墨迹留到今天，更无从感受他们遗留在那些纸页上的生命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历代的收藏者，感谢今天的博物院、博物馆，让汉字书写的痕迹，没有被时间抹去。有了这些纸页，他们的文化价值才能被准确地复原，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整地重现，我们的汉字世界才更能显示出它的瑰丽妖娆。

人们常说“见字如面”，见到这些字，写字者本人也就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早已随风而逝，但这些存世的法书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真的消逝。他们在飞扬的笔画里活着，在舒展的线条里活着。逝去的是朝代，而他们，须臾不曾离开。

天下三大行书

永乐九年的兰亭雅集，王羲之趁着酒兴，用鼠须笔和蚕茧纸一气呵成《兰亭序》，后被列为“天下行书第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文字开始时还是明媚的，是被阳光和山风洗濯后的通透，是呼朋唤友、无事一身轻的轻松，但写着写着，调子却陡然一变，文字变得沉痛起来，真是一个醉酒忘情之人，笑着笑着，就失声痛哭起来。那是因为对生命的追问到了深处，便是悲观。这种悲观，不再是对社稷江山的忧患，而是一种与生俱来又无法摆脱的孤独。《兰亭序》寥寥324字，却把一个东晋文人的复杂心境一层一层地剥给我们看。于是，乐成了悲，美丽成了凄凉。实际上，庄严繁华的背后，是永远的凄凉。打动人心的，是美，更是这份凄凉。

唐太宗之喜爱《兰亭序》，一方面因其在书法史的演变中，创造了一种俊逸、雄健、流美的新行书体，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赵孟頫称《兰亭序》是“新体之祖”，认为“右军手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但主要还是因为它写出了这份绝美背后的凄凉。我想起扬之水评价生于会稽的元代词人王沂孙的话，在此也颇为适用：“他有本领写出一种凄艳的美丽，他更有本领写出这美丽的消亡。这才是生命的本质，这才是令人长久感动的命运的无常。它小到每一个生命的个体，它大到由无数生命个体组成的大千世界。他又能用委曲、吞咽、沉郁的思笔，把感伤与凄凉雕琢得玲珑剔透。他影响于读者的有时竟不是同样的感伤，而是对感伤的欣赏。因为他把悲哀美化了，变成了艺术。”

唐代李白《上阳台帖》（原件拍摄版，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苏东坡《寒食帖》，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三”，因此广为人知。自元丰三年抵达黄州，苏东坡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压迫着，以至于在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凄风苦雨、病痛交加中写下的《寒食帖》，至今让我们感到浑身发冷。时隔九个多世纪，我们依然从《寒食帖》里，目睹苏东坡居住的那个漏风漏雨的小屋：“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不仅苏东坡的人生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漏洞，连他居住的小屋都充满漏洞。风雨中的小屋，就像大海上的孤舟，在苍茫水云间无助地漂流，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寒食帖》里透露出的冷，不仅是萧瑟苦雨带来的冷，更是弥漫在他心里的冷。官场上的苏东坡，从失败走向失败，从贬谪走向贬谪，一生浪迹天涯，这样的一生，就涵盖在这风雨、孤舟的意象里了。

在我看来，《寒食帖》是苏东坡书法的转折之作，少了几分从前的流丽优雅，多了几分沧桑，但苏东坡晚年在海南写下的《渡海帖》（又称《致梦得秘校尺牍》），才是苏东坡的成熟之作。那是苏东坡渡海北归前，去澄迈寻找好友马梦得，与马梦得失之交臂后写下的一通尺牍，在那点画线条间随意无羁的笔法，已如入无人之境，达到藐视一切障碍的纯熟境界，它“布满人生的沧桑，散发出灵魂彻悟的灵光”（赵权利：《苏轼》，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是苏东坡晚年书法的代表之作。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著痛快，乃似李北海。”这件珍贵的尺牍历经宋元明清，流入清宫内府，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现在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四家小品》卷之一。

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二”的，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安史之乱”中，颜氏一门报效朝廷，死于叛军刀锯者三十余口。公元758年，即《祭侄文稿》开头所说的“乾元元年”，颜真卿让颜泉明去河北寻找颜氏一族的遗骨，颜泉明只找到了颜真卿的弟弟颜杲卿的一只脚和侄子颜季明的头颅，那，就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全部遗骸了。悲愤之余，颜真卿写下了这纸《祭侄文稿》。

在《祭侄文稿》中，我看到了以前从颜字中从来不曾看到的速度感，似一只射出的响箭，直奔他选定的目标。虽然《祭侄文稿》不像明末连绵草（以傅山为代表）那样有连绵不断的笔势，但我感觉颜真卿从提笔蘸墨起，他的书写就没有停过。《祭侄文稿》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书写完毕，一气呵成的。

这是一篇椎心泣血的文稿，文字包含着一些极度悲痛的东西，假如我们的知觉系统还没有变得迟钝，那么它的字字句句，都会刺痛我们的心脏。在这种极度悲痛的驱使下，颜真卿手中的笔，几乎变成了一匹野马，在旷野上义无反顾地狂奔，所有的荆丛，所有的陷阱，全都不在乎了。他的每一次蘸墨，写下的字迹越来越长，枯笔、涂改也越来越多，以至于到了“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之后，他连续书写了接近六行，看得出他伤痛的心情已经不可遏制，这个段落也是整个《祭侄文稿》中书写最长的一次，虽然笔画越来越细，甚至在涂改处加写了一行小字，却包含着雷霆般的力道，虚如轻烟，实如巨山。

《祭侄文稿》里，有对青春与生命的怀悼，有对山河破碎的慨叹，有对战争狂徒的诅咒，它的情绪，是那么复杂，复杂到了不允许颜真卿去考虑他书法的“美”，而只要他内心情感的倾泻。因此他书写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复杂的文本，不仅它的情感复杂，连写法都是复杂的，仔细看去，里面不仅有行书，还有楷书和草书，是一个“跨界”的文本。即使行书，也在电光火石间，展现出无穷的变化。有些笔画明显是以笔肚抹出，却无薄、扁、瘦、枯之弊，点画粗细变化悬殊，产生了干湿润燥的强烈对比效果。

苏东坡喜欢颜真卿的，正是他文字里透露出的简单、直率、真诚，说白了，就是不装。苏东坡少时也曾迷恋王羲之，如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者倪雅梅所说，苏东坡的书法风格，就是“建立在王羲之侧锋用笔的方式之上”，这一书写习惯，他几乎一生没有改变。但在晚年，苏东坡却把颜真卿视为儒家文人书法的鼻祖，反复临摹颜真卿的作品（其中，苏东坡临颜真卿《争座位帖》以拓本形式留存至今），甚至承认颜真卿的中锋用笔不仅是“一种正当的书法技巧”，它甚至可以被看作“道德端正的象征”（倪雅梅：《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我说它是“超书法”，是因为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颜真卿或许就觉得，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像初唐诗人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他，必须去面对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

我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12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古诗词欣赏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宋 欧阳修

词的上片叙事。“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意为端起酒杯，向东风祈祷:请你再多留驻些时日，不要这么早就离去。也让人们慢慢游赏，珍惜这美好时光。“垂杨紫陌洛城东”，是指洛阳城东的道路（洛阳为东周都城，当时曾用紫色泥土铺路故称“紫陌”）两旁已是柳枝满垂。“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这些都是我们去年一起游赏过的花丛，今年我们一定还要再重游一遍。表现出作者对朋友的情感的深厚和珍惜。

词的下片抒情。“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是说人生苦短，亲朋相聚本就不易，刚刚会面就要匆匆作别，所以，心中充满了遗憾和不舍。“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今年的花比去年更加繁盛，明年的花肯定比今年还要好，可是友人们却要天各一方了，到时会与谁一起游览观赏呢？

欧阳修，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这首词是作者春日与友人（梅尧臣）在洛阳东郊旧地重游时有感而作。上片由眼前之景想到去年同游之乐，下片则由眼前之景想到明年我们还会携手同游吗？全词将友人之间的相聚和别离融于赏花之中，将去年、今年、明年层层推进，对人生的聚散匆匆深怀怅恨。我们今天重读这首词，也深为作者珍重友情、但愿长聚不忍离别的率真而感动。

探究苏轼人生

探究苏轼旷达人的生境界的意义

——和中职学生谈面对人生困境的正确处理

陈航海（Chenhanghai）

南平机电职业学校 福建南平延平 350001

【摘要】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他的坎坷人生也是少有的。处在不同的时期的苏轼，做了乐观的对待。探究他性格的成长过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我们都要学习苏轼的乐观旷达，正确的看待人生的不同时期。对我们职专学生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苏轼 旷达 人生境界 练就 借鉴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所以后人又称他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是我国北宋中期的大文学家，在散文、诗、词方面都很著名。他还擅长书法、绘画，所以又是一位多オ多艺的大艺木家。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ー;在诗歌方面，他与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韩愈并称“李、杜、韩、苏”;在词方面，他是“豪放派”的开山祖，影响了代词风。他的书法，与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起，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论绘画，他是宗代文人画派的主将。总之，他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面又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

苏轼出身于普通中、小地主家庭，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当时著名文学家，世称“三苏”。他22岁中进士，曾任通判，知州、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务。他政治上主张革新，但又反对不体察民情的激进主张，因此多次遭到革新与保守两派的攻击与谄害，几次被贬，近花甲之年被发放海南。直至宋徽宗继位才被还。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北归途中死于常州。终年66岁。由于政治上失意，多次遭贬，使他更多地体察民情，了解时弊，忧国忧民，每到一处都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整治湖泊，兴修水利，不少地方对他的赞誉佳话，至今流传。苏轼政治上虽然失意，文学上却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为我们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以及大量的散文作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愧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学巨匠之一。他的历程对职专学生的成长或许有借鉴作用。

一、少年得志，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苏轼在年幼时，在书房门前写了一幅对联：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他从小就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每天废寝忘食的学习。因此，才能够有后来的从先秦百家，汉代大赋，再到唐代诗歌，无一不通，无一不精的苏轼。他深知：人的一生就是不断付出和收获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里会逐渐形成两种人，一种人因努力而成功，另一种因懒散而失败。只有志存高远，才能找到奋起的动力、前进的航标。

苏轼可谓少年得志，苏轼22岁苏辙仅19岁兄弟俩便进士及第轰动京师，五年后又双双同举制科入。苏轼的考试文章得到欧阳修的大力赞赏，欧阳修一度认为如此好的文笔，一定是自己学生曾巩的。欧阳修为了避嫌给了个第二名，苏轼也就阴差阳错的获得第二名，也同样因此这个噱头苏轼名声大噪，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少年才子。他成为“别人家的孩子”，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二、青年就立志为国家奉献，并且在以后岁月躬行。

苏轼青年为官后，实现了阶层跨越，掌握了大量优质资源，自身才华得以施展，成为影响历史的著名人物。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在文学艺术史上的成就更是不可估计。

从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到复入史馆权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再到“乌台诗案”?及其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这段时间?苏东坡躬行实践?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政治经验和改革方法?可以说是苏东坡政治思想形成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他立志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实践和证明自己报效国家的一些主张和思想?并十分希望将来有机会将这些经验融入到以后的治国方略中。

三、中年坎坷，重塑自我。

中年时期，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约42岁），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到任后，由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卢梭说，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锻炼，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苏轼能听到这句话，一定会点头称是。他为自己取号曰“东坡居士”，他一迈从苏轼成为苏东坡，这意味他精神世界的重建，意味他已成为全新的苏轼。

几年以后，苏轼重被启用，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朝廷要员，又几年之后，苏轼被放逐岭南，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他是否会想起黄州四年多的时光？我想，他一定会。因为他不再为荣辱而揪心，不再为名誉地位受牵绊。他已能坦然面对命运在他身上所做的事。借由黄州这场盛大的中年危机，他早已重塑了自我，寻找到生命的真正坐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突围。

四、老年学习陶渊明，达观旷达。

作为身处晋末乱世的隐士，陶渊明晚年常与庐山中的释道交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要说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志同道合，恐怕却未必尽然。 仔细地研读过陶诗和了解诗人生平的人，都会知道陶渊明是个外表恬淡静穆，而内心热情济世无神论者。他少年时曾胸怀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但在出仕了一个时期以后，现实使他感到失望，他不愿与当政的人同流合污，便选择了一条退隐归耕的道路。苏轼觉得要看淡世事，学习陶渊明的诗作能使自己旷达。

苏轼晚年,特别是贬官儋州期间,更加喜欢陶潜的诗。他说自已对前代诗人没什么特别爱好,唯爱陶诗,他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他不仅喜好陶潜的诗而且佩服陶潜的为人。陶渊明临终时说:“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オ拙,与物多忤。”苏轼一生也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所以他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追和陶渊明诗引》)。苏轼的“和陶诗”先后完成124首。早在颖州开始和这些 诗,在惠州已经完成109首,最后15首是在海南完成的。他请 苏撤写序,在一封信中说:“然吾于明,岂独好其诗也截。好其为人,实有感焉。”苏的超然自得,安乐道,高风亮节等诸多方面酷似陶渊明。

五、正确看待人生，养浩然气。

苏轼二十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中年以后，从北到南，却是接连被贬，直到被贬到遥远的海南岛。就是这跌宕起伏，四海飘零的一生，却被苏轼过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观其一生，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青年时看远，中年时看开，老年时看淡。这种人生态度，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学习。

苏轼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对生活太珍惜，自然就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更明确的说，他只是取其所需以保持自己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已。而且他并没有放弃经世济时的儒家思想。

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

晚年苏轼虽然流放天涯海角，但是时时盼归中原。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前半年新太后神宗皇后 摄政,元佑大臣全部获赦;七月她还政给儿子,但一直庇护元佑党人,流放的学者大都内迁升官,至少可以获赦就地养老。五月观等人就带信给苏轼告之被放,不久,正式得知被命内迁廉州(广西合浦)。苏轼略做准备就离开儋州,于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还,渡海时充满了兴奋之情。他挥笔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胜平生。”他认为坎坷的生活,苦的遭遇使他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更深刻地认识人生,从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苏轼去了,结束了他坎坷的人生。正因为人生坎坷,使他有机缘飘游四方,历览山川,了解时弊,体察民情。从而加深了阅历,扩大了视野,同时,为他的文学事业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不幸的人生,培养了他的“浩然之气”,正如他自己所说, 这“浩然之气”“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虽然死了,但他的事业与名声却永远光照人间!

综上所述，苏轼的天赋堪称无人比拟，但是他豁达、乐观、顺遂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法，则是后人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人生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但是几十年的短暂人生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苏轼的一生正是如此，他的仕途充满坎坷，最终没能在官场实现理想抱负和自我价值，但他的人生又是成功和辉煌的，其之所以能够由隐忍而达观，正是由于他拥有不止一个情绪宣泄、价值实现的通道。他是一名伟大的文学巨匠，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四千八百多篇文、两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他是一位杰出的书画艺术家，留下了《寒食帖》这样的旷世佳作，即使在被贬谪的途中，沿途民众仍然向其索求书法；他是北宋学术史上“蜀学”的代表人物，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广成子解》等著作；他是一位可以托付情感的挚友，能够“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人高下”（《避暑录话》），各类朋友成为他有力的精神支撑……。他在十余年的贬谪生涯中，不但没有被官场险恶、生活困苦压垮，反而磨炼了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抗压能力，最终能够由“隐忍”而“达观”，原因即在于以上任何一项成就，都能够有效替代仕途，成为苏轼自我价值实现的阶梯。

逆境顺境看襟度。苏轼达观人生态度的关键在于，仕途成败和财富多寡不应成为衡量人生成败的绝对标的，世上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岂止爵禄和功名，每个人自我价值实现通道也各不相同。设法让人生不同时期丰富多彩，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方为应有的正确态度。或许这是苏轼留下的另一份宝贵遗产吧。作为中职学校的学生从中应该得到一些启发吧！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 千家诗新编. 中华书局. 2016.

［2］张国奎（主编）.宋词三百首. 哈尔滨出版社. 2016.

［3］萧涤非 周汝昌等撰写.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4］古诗文网.https://m.gushiwen.org/default_1.aspx.

［5］程郁缀（编著）. 唐诗宋词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吴楚材、吴调侯（编著）. 古文观止. 中华书局.

【书香政法】全市政法系统读书分享第九期

分享书籍：

《王安石传》

作者：崔铭

分享人：于洪区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马佳

读《王安石传》有感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的这首《梅花》语句朴素自然，我们自小学起便会背诵。但直到读了崔铭所著的《王安石传》这本书，才知道王安石是在何种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下创作的这首诗，这首诗又传递出他怎样一种心情。

时值宋神宗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虽然次年二月他再次拜相，但时隔两年之后，却再次罢相，他心灰意冷，放弃改革，退居钟山。此情此景下，王安石写下了这首《梅花》，通过对梅花不畏严寒的高洁品性的赞赏，说明坚强高洁的人格所具有的魅力。在当时北宋极端复杂和艰难的局势下，他积极改革而得不到支持，彼时孤独的心态和艰难的处境，正印证了梅花那“凌寒”的孤傲，“独自”的落寞，心有“暗香”，却终究无法传遍朝堂之上。

作为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王安石一生注重自我提升，推崇儒家思想，具有崇高的人生目标与政治抱负，他遗世独立，勤政爱民，致力于变法事业；作为享誉文坛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天资聪颖，文采斐然，诗词文章大放光彩。

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关于他的传记并不少见，而且有很多大家、名家之作，但这些传记无一不是聚焦于政治改革，在动笔之前已将王安石定位于一个比较单一的、确定不变的身份，固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却也难免会遮蔽一些历史事实。

而这一本《王安石传》不是一部政治家的传记，而是一个人的传记，它抛开固有的观念和常见的标签，从王安石的全部作品入手，从最原始的文献入手，通过对王安石心灵世界的体认和理解，结合对他同时代人与他的多层次互动的考察，还原了一个真实鲜活、有血有肉的王安石。

《王安石传》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循着诗词文章的脉络探寻了他青衫年少时，说他自幼聪颖，过目不忘，说他旁征博引，下笔成文。说他年少时的理想，说他投身举业的无奈，说他为官时的思考和实践，说他的自信与坚定，也说出了他与亲人挚友天人永隔的痛彻心扉；下册则着墨于他万钧雷霆的新政，讲他如何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推进了军队建设，但由于用人不力及执行出现偏差，变法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加之朝廷“新旧党争”，使得王安石变法受到不少朝臣的非议。

王安石那孕育在才华横溢中的勇于革新，是历久弥新的号角。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见贤思齐、向上向善，积极探索更高质效的工作模式，是每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前进方向，它能为平凡的工作注入新鲜活力，指引人们勇往直前。

这本《王安石传》写尽作者对王安石的崇敬，以及崇敬中无尽的心疼。“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是一名勇者，激流勇进，激流勇退，世罕其匹，仿佛一株遗世独立的寒梅，绚丽绽放，犹有暗香。

来源：于洪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