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tv在线观看(汶川震后十年：新城镇拔地而起 博物馆停留在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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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汶川震后十年：新城镇拔地而起 博物馆停留在十年前
• 2、外逃22年职务犯罪嫌疑人彭惠忠落网 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 3、央视七夕晚会录制完成 西安昆明池畔上演震撼视听盛宴
• 4、他出手又要颠覆电影了
• 5、四代人光影接力五十载影润水乡

汶川震后十年：新城镇拔地而起 博物馆停留在十年前

来源:中国青年报

遇难者头像浮雕

震后十年

这个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座钟、闹钟的指针都停在了14时28分，十年间没有走动过。

10年来，“汶川大地震”后，灾区昔日连片的板房挨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新城镇，以及蹒跚起步的新生活。地震的痕迹越来越淡，但在成都市建川博物馆的一角，“汶川大地震博物馆”还固执地停留在10年前的模样。

落地式大摆钟被震到地上，碎成了三截；挂钟的电池不知摔到了何处；闹钟灰不溜儿的看不清数字，像是刚从瓦砾里刨出。

在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食堂菜谱也停在了5月12日，那天的早饭是稀饭、包子和馒头，余下的表格空白一片。前几天的菜式丰富些，食堂师傅做了麻婆豆腐、土豆丝和酸辣粉，师傅还把豆腐写成了“豆付”。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一开始只想抓紧时间搞一个展览，留下记录。他派出了博物馆几乎全部男性馆员，每日往返灾区收集运送文物。

谁也没想到，文物越来越多，运输用的中巴车换成了吊车和卡车，属于很多个体的伤痛和回忆被运往此处。最后，建川博物馆辟出了3000余平方米，装下有关地震的记忆。

开馆10年了，逾百万观众到访这里。有人沉默驻足，有人平静地复述自己在地震时的经历，有人只匆匆走过不愿抬头，有人望着文物掉泪，还有人陆陆续续给博物馆送来文物。

有工作人员说，有关地震的记忆如果不妥善收集保管，也许只能存在几天、几十天，但在博物馆里，它们能保存十年、百年甚至上千年。

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地震时发生了什么

博物馆参观的必经路上，有一条通道，脚底是透明的玻璃。需要低头才能看到的展示柜里，放着灰扑扑的温水瓶、缺了电线的电饭煲、烂了扇叶的电风扇、破烂的箩筐和脏到看不清颜色的餐盒。它们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灾区徒手带回来的。

对建川博物馆讲解组组长刘小敏来说，认识“汶川大地震”可以从她的讲解词——“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8.0级强烈大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开始，也可以从这条通道开始。

比起数字和专业词汇，她更愿意让观众看到地震发生时一个个家庭、个体的遭遇。

映秀镇的牛眠沟村藏在山坳里，地震发生时，十几户人家、整个村落以及整个山沟几乎被填平。外乡打工的人归来时已找不到家乡，他们最后找来一个木牌，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安息吧，亲人”几个大字。

那块木牌如今就卡在博物馆的墙壁里，不远处放着黑色的裹尸袋。

博物馆工作人员还从灾区拉回了一个“家”。断壁残垣里，预制板摇摇欲坠。家里一堆废墟，门框斜了，墙壁脱落。吊车把砖块和碎片一点点拖回了博物馆，再由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复原。

每到此处，刘小敏会轻轻地说：“这个预制板、这个门框都是从现场带回来的。”

“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自己说话。”刘小敏说。

刚来博物馆的时候，刘小敏20岁出头，她一度抵触讲解地震博物馆，那些讲解词和文物让她“包袱很重”，地震时，她从新闻里看到的沉重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四川姑娘不愿再回忆那段日子。

她已经一点点忘记了帐篷和板房，逐渐尘封了地震时的无助和绝望，慢慢开启着新的生活。只是，在讲解间隙，她会突然问自己：“活着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幸福，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可那些死去的人呢？他们活该倒霉吗？”

刘小敏坚持在这里讲解了整整8年。

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肖波看来，这样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有一些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但很多人会选择性地忘记。”他认为，不管是好的坏的、快乐的伤痛的历史，“博物馆都应该尽可能去保存一段完整全面的历史”。

10年前，建川博物馆库房工作人员张体军，选择了奔赴映秀镇等地去打捞这段有些伤痛的历史。

这个四川汉子始终忘不了他在映秀镇看到的景象，瓦砾堆成了山，他不敢从那些“山”上跨过，因为总觉得废墟之下还有生命。他穿梭在余震和废墟之中，把车牌、火盆、旱冰鞋、笔记本带了出来。

那些灾区老乡的脸彻底失去了神色，“像莽子(四川方言，傻子的意思，记者注)一样，你喊他都没有反应，就是所有东西都失去了的那种感觉。”

余震随时会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交代在灾区”，但他确信，如果能拿多一点，再多拿一点，对那些深埋废墟之下的生命来说，也许就不算失去了所有。

建川博物馆的男性工作人员白天到灾区收集文物，夜里，女性工作人员就扎堆一起为文物消毒、登记编号、上架再写陈列大纲。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毅还记得那段加班加点的日子，她摸过黑黢黢的裹尸袋，也给碎成几截的钟摆和电器消过毒。有时候，一群人埋头整理着，突然就有人抱着一个笔记本小声地哭了起来。

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收集整理了上万件文物。

博物馆学者、曾任辛亥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的宋亦箫教授，看到了灾区文物背后的意义， “一方面是地震和防震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则是铭记并极力避免人祸在地震中所造成的不应当有的灾难”。

当成堆的文物摆到博物馆里时，建川博物馆副馆长吴宏远就决定了，展览要抛弃宏大叙事，回归时间顺序，只用文物告诉观众地震时、地震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给展览取名——“震撼日记”。

一次次地克制情绪，但从没压抑住

书写这本“日记”原则只有一点——要快。一开始，张体军在瓦砾里能发现遍地的文物，后来，该清理的清理、该焚烧的焚烧，他们肉眼所见的文物越来越少。

碰上被砸烂的汽车，张体军和同事就使蛮力，从螺丝处把焊上的车牌掰下来。回来时，顺手再捎上压得比笔记本还要薄的点钞机。石雕碎了他们抱起碎块就跑，不远处的废墟堆上还有人一边哭，一边徒手试图刨开瓦砾。

一次，他乘坐的车辆在山间行驶时，余震突然袭来，同车队的第五辆车被砸中，张体军眼睁睁地看着，滚滚而来的石块瞬间吞噬了一台车。

他会半夜突然做梦吓醒，感觉地震又重新发生了一次。父母后来才从电视里得知了儿子的动向，老两口也不敢说他，只拐弯抹角地求儿子一定注意安全。

10年过去了，张体军很少回忆这些细节。

博物馆开馆的那天，他负责把文物从库房送到馆内，一度累到“脚都迈不开、人也坐不下去”。自打那之后，他就不怎么愿意进馆了。

“感触太多了，这个事情你没办法用正常的思维去面对。”这个70后男人眼眶有些红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还是个心结”。

他很清楚自己不敢走进博物馆的原因——太真实了，真实的一面也许是力量，另一面则是沉重的包袱。

博物馆的入口处，“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几个大字是用钢筋编织而成的。那些钢筋都来自地震灾区损坏的房屋。它们中的很多根，张体军亲手摸过、搬过。

讲解员赵紫荣也不愿轻易走进地震博物馆，尽管，她来这里工作不到一年，还只是个24岁的四川姑娘。10年前，正在睡觉的赵紫荣被同学拉出宿舍，傻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当她从收音机电视机断断续续得知灾区的消息时，眼泪就停不下来了。

“我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有时候听身边的四川游客说起灾区的事情，赵紫荣就在一边强忍眼泪。

一个游客指着博物馆墙壁的灾区实拍照片说，自己跟随单位前往灾区救援，废墟里传出隐约的呼救声，他们跑过去，隔着缝隙给幸存者传递食物，鼓励幸存者等待救援到来。话没说几句，余震突然来了，废墟一阵响动，那人的声音越来越弱。

最后，声音消失了。

同行的女性哭了，赵紫荣的眼泪也跟着掉。

“就是一次次地克制情绪，但从没压抑住。”这个年轻的讲解员用这句话总结了自己的工作。

这个90后姑娘说，许多游客在参观地震博物馆时，听过一两个文物介绍后会要求她“快点讲完”。等走过出口的拱门时，阳光洒下，游客突然生硬地转换了话题，她在一旁默默听着也不打扰，她能看出来，“他们都是有感触的”。

也有人听到她介绍地震博物馆时，会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地震就不看了吧，我们都经历过的。”

检票员胡燕理解那些在入口停下脚步的人。她记得，很多人参观后走出来时面容很平静，但平静之下又有些忧伤，“毕竟过去十年了啊”。

更多的，是“百分之七十的参观者”愿意走进这个博物馆。据胡燕统计，平日博物馆每天都会有三四百名参观者，节假日这个数字会飙升到好几千。

肖波属于那百分之七十。这位博物馆学者很珍惜这栋3000平方米的建筑，“它给了我们一个空间，力求展示真实，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有关地震的一切”。

“博物馆该做的，就是无限逼近历史的原貌。”他并不担心过于真实的“文物”会让观众望而却步，事实上，“观众接受了这里，一参观就是10年，他们的选择说明了一切。”

肖波想到了位于瑞士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那里的展览甚至称得上“恐怖”，但来参观的观众依旧络绎不绝，“观众有选择的权利，他们选择了勇敢接受那些伤痛的历史”。

刘小敏能轻易地分辨，那些来地震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是否曾和地震产生过关联。曾经的志愿者、幸存者、亲历者、援助者，一旦来到这里，大多会静静地盯着不同的文物驻足观看，刘小敏准备开始讲解，有人扭过头摆摆手，轻声说：“别说了，我都知道。”

不是所有人的明天都会到来，所以，要去做想做的事，要好好地生活

从业8年，刘小敏坦承，一天要绕着地震博物馆讲上好几次，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她的情绪也好像一点点熬干了。

但她始终没能离开这个岗位， “困”住她的是一段关于球鞋的故事。

一次，她带着一群游客参观博物馆时，有人突然在照片墙前停下。照片里，一个母亲正在给遇难的孩子穿上球鞋。游客说，这个孩子一直想要一双耐克的运动鞋，可家里并不富裕，妈妈死活不同意，母子俩为这事儿还吵了一架。

后来，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下葬前，母亲哭着给儿子穿上了一双崭新的耐克球鞋。

“他妈妈一定很后悔吧。” 刘小敏已经是一个男孩的母亲了，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感同身受”。

她接待过很多来自地震灾区的中年人。她一度以为，会在这些脸庞上看到永远褪不掉的伤痛，可相反，许多逐渐苍老的中老年人面容平静，一路跟她絮叨着家长里短。

一位阿姨说，自己以前活一辈子就是为了挣钱养活一家人，买房买车，再供子女读书、结婚、生孩子，像一个轮回。但现在，“看开咯，人这辈子好短哦，哪个晓得明天会发生啥子事情，所以要去做想做的事情哦。”

博物馆的一角放置着曾任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遗物。10年前的地震夺走了冯翔年仅8岁儿子的生命，震后，冯翔走上了抗震救灾的一线，终日奔波忙碌。但熟悉他的人士说，冯翔一直未能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他写了无数纪念孩子的诗歌文章，却没能捱过一年。2009年4月，他在家中自杀。

有游客说，自己能理解冯翔为人父母的痛，也有游客说，冯翔恨的是没能保护好孩子的自己。这些说法都无法考证了，刘小敏唯一能确定的是，几年后的夏天，在北川新县城，夜幕低垂，散步的人陆陆续续走出了家门。

一切看起来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是，那些三三两两的人群里，有许多人都推着婴儿车。

“他们不是要忘记曾经的孩子，再生一个孩子，是要把曾经的遗憾弥补回来。这些新生儿是希望、是美好。”她说。

刘小敏觉得自己也变了。过去的她有些“愤青”，凡事都要追求“公平公正”，但现在她觉得，“人活一世，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分对错。”这个年轻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要求，她不热衷于报班，也从不拼娃，只盼望儿子“健健康康地成长，做个平凡人就好”。

博物馆的角落里并没有这样浓烈直接的表达，但张体军一直觉得，每一件文物看着看着，都会生出这样的感受。

2008年5月31日下午，成都军区某陆航团92734号米-171直升机在执行运送受伤群众任务中，因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于14时56分在汶川映秀镇附近失事。经过近10天的搜寻，失事的飞机残骸在映秀附近的深山密林中找到，5名机组成员和13名群众全部遇难。

一开始，机长邱光华的飞行日记被运来了，封皮上几个大字还勉强清晰，里面已是焦黑一片。运送人员告诉他，日记是在一堆黑色的残骸里找到的。

之后的日子，飞机的残骸和机组人员的工作及生活用品陆续被运送到了博物馆，有头盔、照片、勋章。

张体军慢慢拼凑起了这群军人的模样，“越想越难受，生命就这么戛然而止了。他们本该有光明的前程啊。”

地震发生那年，他是个有十岁出头孩子的父亲。在一堆飞机残骸面前痛哭的张体军，一点点想通了博物馆开设的意义，不仅仅是要警醒要反思，更多是要唤起无数颗感同身受的心，重拾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一位博物馆专业的研究生说，现在的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追求的都是“透物见人”，但实际上这也是博物馆最难做到的，“仅凭文物讲出来的故事终归缺少一点真实性和感染力，很难和观众的生活联系到一起。但地震博物馆毕竟仍然残留着使用者的信息，还保留着生者对这些物件的记忆，我想，这些对观众的触动都会更深”。

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随身物品，如今摆放在博物馆二楼的一处尽头，这里也是赵紫荣一定会带游客来参观的地方。

大多数时候，参观博物馆的学生很少开口，但出了博物馆有学生发一条朋友圈：“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人，活着就是最好的”

在3000余平方米的博物馆里，有关灾难的痕迹无处不在。吴宏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开始博物馆只是想尽可能多地保存文物、留下记录。可后来到了灾区，他们发现，博物馆想带回来的东西太多了，绝不只是断壁残垣里的遗物。横幅标语、志愿者穿过的衣服、医院的白板、军人的请战书，他们都想保存起来。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也是一面镜子，它们的存在反映了地震的另一面——比如，绝境中生出的希望的力量，比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的力量。

刘小敏总能听到一些游客讲起自己劫后余生的经历。有人看着一些参与过抗震救灾的军人的物品，就会忍不住摸心口，“要是没有这些人，我可能活不下去了”。

听的次数多了，刘小敏忍不住去捕捉更多的细节，地震时灾区通信交通中断，一群老百姓在绝望中迎来一次又一次余震，而足以支撑他们不垮掉的，可能也就是从天而降的军人了。“就跟渴了很久的人终于盼来了水源。”刘小敏说。

那些劫后余生故事的后续往往伴着眼泪。博物馆展出了好几双手套，其中一双的主人是济南军区某部队的战士，那双手套已经磨破了，上面混合着黑色、红色、褐色的痕迹，旁边的介绍只有寥寥一句话，“这双手套曾经参与清理过废墟100多方、抢运粮食5000公斤、搭建板房245间”。

一双来自四川本地部队的手套也被安放在博物馆里。那双手套的故事复杂些，年轻的战士寇小凯为了营救一个5岁的小男孩，先用铁铲将水泥块掏出后，再徒手刨，手套很快磨破了，他取下来继续刨。

他赤手刨了4个小时20分，指甲盖最后被掀起，血和水泥灰结成血痂，一部分结在了手套之上，把棉麻的手套染成了黑红灰相间的颜色。

刘小敏很清楚这一切的原因。一位叫吴利的战士在纸上曾写下：“我看到有一名战士抱出一个孩子来，当时还有呼吸，但过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这美丽的人生，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能多救一个人。”

博物馆的角落藏着太多这样的文物，它们不显眼，看起来也脏兮兮的，但刘小敏知道，这些东西能让博物馆承载更厚重的意义。

有博物馆学者认为，地震博物馆在中国当下，更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类真实记录“当下遗产”的博物馆，是一面不折不扣的镜子。

刘小敏能准确找到藏在一个拐角的勇士壮行酒碗碎片。那时，部队30余名军人共饮壮行酒，准备奔赴因山体坍塌造成的“孤岛”营救。他们喝过壮行酒，酒碗碎了一地，建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这上百块碎片一块块地捡了回来。

碎片的隔壁住着另一个故事，这场营救的敢死队队长给妻子留下了一封手写遗书，“老婆：明天我要带队到小龙潭接受搜救任务，如果我牺牲了，不要难过，将来等我们的孩子长大，告诉他(她)，他(她)的父亲是一名军人！照顾好父亲，保重！”队长的妻子那时已经怀孕了，但这个父亲来不及守着孩子出生。

“这些当兵的娃娃好多也才十七八岁，他们也没经历过这些事情，但这是他们的职责。”张体军看着碎片叹气，“在父母眼中，他们也是小孩子，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经历这些。”

博物馆里保留下了当年部队使用的冲锋舟、请战书、防止迷路系在树上的红布条、打给酒店借桌子的借据，以及政府手写的加急文件、企业的捐赠支票单和物资，甚至老知青订制购买的蚊帐。

一开始，工作人员撕抗震救灾标语时，还被军人抓过。樊建川曾对人回忆说，后来解释了目的，对方同意让他们把用过的标语尽数撕走。

博物馆还保留了从灾区带来的纸条，被营救的老百姓拜托军人寻找自己的亲人，他们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无一例外地，会在纸条最后加上一句，“茂县家人都很安全”“你的弟弟xxx一家平安”“一切都好”。

四川省中医院骨科病房地震时立起的签名白板也被拉了回来，有人在上面写“今日我们共同祈祷”“感谢志愿者为伤员做的一切”“四川湖南是一家”。

“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这八个大字写在了白板的最上方。

张体军说，他最难忘的是一张比“V”的照片，照片的主人公是地震中被埋150小时后成功获救的虞锦华。双腿高位截肢后，她冲着镜头露出了笑脸，还用右手比了个“V”，一旁的医护人员也笑了，用戴着手套的手同样比了个“V”。

“如果是我自己经历了这些，我可能接受不了。可是看看这些照片，你又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张体军笑了笑，“人，活着就是最好的。”

这本“日记”写了10年依旧未完待续

博物馆正式开馆那天，是2008年6月12日，离地震发生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整个展览都仓促极了，布展是临时设计的，甚至还没来得及给文物写解说词，可张体军还是惊呆了，他们没有做任何宣传，汹涌而来的人潮却把他几乎逼到了墙根处。

不一会儿，啜泣声就冒出来了。隔得远远的，彷佛被传染似的，张体军和身边素不相识的游客都小声哭了起来。

哭声中，突然有人笑了起来，用方言戏谑道，“你们咋回事，咋个博物馆到处都是酒香哦？”

入口处摆着一座酒厂送来的瓦砾碎片，工作人员那几天太忙了，忙到没有留意碎片上都沾满了酒香。地震时酒瓶碎了，酒洒了一地，而气味还一直萦绕其中。

展览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始为文物一一撰写解说词，灾区民众也找上了门，有人看了他们的展决定把逝去亲人的遗物捐来，就这样写写新词又添文物，过了好些日子。

张体军记不清楚后续文物的捐赠持续了几年。后来，很多民众送来了许多遇难者的照片，他们在出口不远处给几百名遇难者做了面部的浮雕。

关于博物馆文物的故事还在继续。有媒体披露，开展前两小时，获悉办展消息的机构和人员还在送来自己的物品：武警部队抗震救灾的旗帜，“5·12”地震致残人士后援基金的广告牌，志愿者穿过的T恤……

北川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日记及其遗物，在地震一年之后也被放进了博物馆。每一位讲解员都会在这里停留，然后讲述冯翔的故事。

“它或许会让人从另一角度去思考震后的心理重建，让我们更多关注对于人性的研究和剖析。”樊建川解释了这本“震撼日记”还要继续收集文物的原因。

“范跑跑”的教学用具和他的眼镜也被馆里收录，“之所以展示范美忠老师，是因为我们尊重范老师的言论自由……针对范老师的言行，社会公众褒贬不一，而这也证实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樊建川说。

肖波说，当下，人们对文物的认知在深化，过去，普遍都认为100年历史以上的才能叫做文物。但如今，革命年代的物件、改革开放时期的，乃至地震时的实物都成了文物的一部分，它们和历史博物馆之间谈不上取代与不取代，“这些博物馆都是对历史进程的一次记录”。

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博物馆，不仅记录历史，还能契合当代人的感情需求，源源不断地吸引观众前来参观。

“面对不懂的游客时，有一种感觉想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全部告诉别人，而面对灾区的人，我更想去了解，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刘小敏清楚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介乎于这种心理状态，坚持下来还是不难的。”

她很清楚，就像博物馆的主题“震撼日记”一样，写了10年，这本“日记”依旧未完待续。

外逃22年职务犯罪嫌疑人彭惠忠落网 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

2020年12月21日，冬至。

夜幕下的高铁无锡东站，寒意袭人。19时51分，5号站台G1510次列车的旅客步履匆匆。一个面容憔悴的男子在2名办案人员的押解下，低着头缓慢走出站台。

他叫彭惠忠，外逃22年后被抓捕归案，成为江苏省无锡市纪检监察机关追回外逃时间最长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彭惠忠曾任无锡中视影视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1998年12月，因涉嫌贪污犯罪出逃。2001年7月，被上网追缉。监察体制改革后，该案由无锡市纪委监委牵头负责。

“因为我会说俄语，就选择往黑龙江那边跑。”彭惠忠曾认为只要到了俄罗斯，就有了自由，可以和朋友合伙做生意赚钱，过不了几年就会东山再起。

然而，事与愿违。初到俄罗斯，人生地不熟，让彭惠忠难以适应；不敢联系家人，失去家庭的精神慰藉，更让他接近崩溃。为了生存，彭惠忠在满洲里、漠河的中俄边境口岸做起了“倒爷”，可好景不长，生意越来越难做，只够勉强糊口，最终他选择潜回国内。

一路向南，彭惠忠在河北、河南、湖南、江西等地，靠干苦力活潜逃藏匿，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漫长的22年。

“这22年来，对彭惠忠的追逃追赃工作从未停止。”无锡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孙英说，“在中央和江苏省追逃办的指导下，我们成立工作专班开展综合研判，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坚持追逃不松劲、工作不断档，专案组重新梳理当年案发情况，通过对彭惠忠家人的走访调查，全方位查找他藏身的‘蛛丝马迹’。”

经过综合分析，工作专班认为彭惠忠可能潜回境内活动，遂将视线转向国内，拟定了以境内摸排为主、境内境外双向用力的工作方案，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人脸识别等技术开展研判。

2020年12月18日，专案组与江西省九江公安机关协作配合，发现了彭惠忠的踪迹，并顺藤摸瓜，将其一举抓获。

“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我是过够了，其中的痛苦只有自己能体会到。”落网后彭惠忠哀叹。

逃到河北涿州农村，早出晚归种蔬菜；窜至河南洛阳郊区，顶着高温当烧窑工；潜入江西九江，靠在农民工市场揽活谋生，搬运、贴瓷砖、砌墙……最近几年，彭惠忠年龄大了，身体每况愈下，揽不到活的情况常有，生活十分窘迫。

“路上一看见警察或听见警笛声就会心里发虚，都要绕着走。”彭惠忠说，因为怕被警察抓，在九江时，他每到一个县城都不会超过半年。

办案人员搜查彭惠忠的租住屋时，发现其床头摆放着安眠药。长期的逃亡生活，让彭惠忠备受精神折磨，夜里经常做噩梦被抓，醒来后盯着天花板再也难以入眠。

追逃追赃的高压态势更加重了他的心理压力。“我在电视里看到不少外逃人员被追回来，看完后觉得外面真的越来越不安全，只敢在住的周边方圆一公里之内活动，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不断变换住处。”彭惠忠说。

不是没想过投案自首，彭惠忠的心里一直在激烈斗争。逃亡的日子每天都是煎熬，尤其是到了过年，听到窗外的爆竹声他总会流下眼泪，想家，特别想老母亲……可惜，他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回想这22年的外逃生活，真是吃尽苦头。外逃没有出路，被追回是迟早的。”回想当初没早点投案自首，彭惠忠后悔万分。

“彭惠忠被成功抓捕归案，是我们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必然结果。”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唤春表示，将在中央和省追逃办的统一指挥下，统筹各方力量，内外“合围”、织密“天网”，持续挤压外逃人员生存空间，彻底击碎外逃人员“贪了就跑，一跑就了”的幻想。(本报记者 王卓)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

央视七夕晚会录制完成 西安昆明池畔上演震撼视听盛宴

七夕是中国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一段神秘而美好的传说，给人以无限遐想。近日，《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在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传说起源地——西安昆明池七夕公园顺利完成录制，晚会以极具创意的舞台呈现、群星璀璨的表演阵容和别出心裁的节目设计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2021年8月14日晚于CCTV-3综艺频道播出。

两千多年前，象征“牛郎”和“织女”的石爷和石婆隔昆明池遥遥相望，如今，象征着爱情的鹊桥在七夕公园里链接着两畔的无限风光。两千年多前朴素美好的爱情想象，在今天仍然闪闪发光，昆明池七夕公园已经不仅是青年男女宣誓爱情承诺的浪漫胜地，更承载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千年的底蕴与精髓。

今年央视七夕晚会来到昆明池七夕公园，以“爱·自有光”为主题，以“爱藏眸光流转间”“爱自时光翩跹起”“爱在百年荣光里”三个篇章为主线，在极具浪漫色彩的古韵与美景中，通过歌曲、舞蹈、音乐剧、情景表演、跨屏联动等形式，与观众一起探寻恋人之间纯真的爱、传统文化脉络中真挚的爱、家国百年荣光中炽热的爱，唱响关于“爱”的多元舞台！

夜幕下，昆明池巧夺天工，美轮美奂，精心打磨的舞台设计更是引人入胜。天为幕，水为台，《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采用多舞台录制的形式，主舞台、副舞台和水台的巧妙结合与多重变化为舞台赋予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抠像滑屏技术的巧妙应用实现了屏幕与舞台的时空穿梭，kinect动作实时捕捉让无形的音乐化为有形，AR XR的虚拟舞台技术手段打造虚实结合的视听大秀……

随着舞台空间的不断变化，现场观众得以穿梭于甜蜜的童话城堡、璀璨的浩瀚星河、复古的摩登街头、高燃的武侠世界、豪迈的山河之巅，近距离体验一场极致的视听盛宴。更有“水陆空三栖舞台”的黑科技加持，让观众仿佛能在光影变幻中以第一视角纵情穿越时空，一幕幕惊艳场景引发全场阵阵惊呼。

惊艳的舞台和惊喜的节目之外，更有引爆舞台的全明星表演阵容，气场女王蔡明与活力青春的华彩少年组合上演“高萌”反差；实力唱将张韶涵与新生歌手黄明昊开启另类舞台交锋；国民组合凤凰传奇突破自我完成高燃舞台大秀；更有来自“千里之外”的特殊嘉宾让全场观众为之沸腾……意想不到的搭档、破次元的组合、创意混搭的碰撞，本次央视七夕晚会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以光为引、以爱为名，8月14日晚黄金时间，让我们以音乐扭转时空，穿梭虚实之境，在西安昆明池畔，共赴一场与时光的浪漫约会。该见的总会相见！七夕来了！

摄影：贾宁旨

来源： 央视综艺

他出手又要颠覆电影了

（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前两天，Sir的2019最期待新片被预定走了。

因为一支预告——

天神组合。

卡神詹姆斯·卡梅隆改编神作《铳梦》。

虽然不是亲自执导，但也是由卡梅隆一手打造——

20年前慧眼相中，13年前买下版权，亲自担任编剧和制片人。

美术和特效制作也是交给自己的御用班底，将会沿用甚至改良《阿凡达》的专属拍摄技术。

说“沿用”有些不妥。

因为当初拍《阿凡达》，就是为它试水CG技术的。

都知道，卡梅隆的电影赏金猎人”制度。

杀掉犯人，提头来见，可直接领取丰厚奖金。

注册成为赏金猎人，更是简单，前后仅需3分钟。

以屌丝治理屌丝。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天，废铁镇的医生依德在垃圾山中，偶然发现了一具少女的机械残骸。

尽管受损严重，可少女的大脑并未死去，他将她带回家中修复，把她从休眠状态唤醒，并赋予她新的名字——凯丽。

故事，由此展开。

凯丽，天真烂漫得就像刚降生的孩子。

标志性特征是一双超级大眼睛，外加嘟嘟的香肠嘴。

但她在格斗上很有天赋，绝杀招式是 “火星机甲术”。这是一种专为改造人设计的格斗术，是已经消失了300年的科技。

但遗憾的是，她丧失了全部记忆，对于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一无所知。

为了搞明白自己到底是谁，她成为了一名赏金猎人，也目睹这座城市最为暗黑的一面。

在废铁镇看不到文明的荣光，只有赤裸的野蛮和真实。

而在《铳梦》中正义与邪恶的关系，多了一丝——

混沌。

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或坏，它们彼此交织。

或者它们从最初就是一体的。

依德，白天是一名救治改造人的医生，在凯丽面前是个慈祥的“老父亲”。

夜幕下却化身赏金猎人，借用这个职业赋予他的特权，享受杀戮带来的快感；

尤格，勤劳励志的小青年，深受周围人（包括凯丽）的喜爱。

私下却干着杀人窃取脊椎的勾当，只为存够去萨雷姆的钱。

格力西卡，滥杀无辜的反派。

却也从小被遗弃在下水道，全身溃烂后被改造才得以活下来，是个渴望受人关注的性情中人。

在《铳梦》里，赏金猎人和通缉目标，Sir说不好，到底应该站哪边。

大部分人处于灰色地带，对肮脏的城市感到麻木，个别有梦想的人想摆脱这里，却被世道摆了一道。

为什么《铳梦》的道德观如此灰暗和虚无？

这还要从《铳梦》的元设定说起——

人性机械论。

一个我们今天探讨了无数次的话题，它在1990年就提出了：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

废铁镇的机器人，有人类的思想和灵魂；

萨雷姆中的人类，脑中反倒插入了芯片。

如果灵魂不取决于肉身的质地，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人？

在《黑客帝国》里，人类以母体创建的虚拟现实作为能量来源，它引入了一个绝妙的概念：

缸中之脑。

由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1981年提出的假设。

假设，疯狂的科学家将你的脑子取出，放进盛满营养液的缸中，把你的脑神经与计算机连接，借此可以控制你对事物的一切感知。

当一个人的大脑所体验到的世界，用计算机输入信号便可实现，那么我们该如何辨别，自己是否生活在虚拟世界？

或许你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证明自己的大脑在颅中。

但你又怎么知道，你所做的一切证明，不是“缸中之脑”灌输给你的信息呢？

缸中之脑最早在动漫作品中出现，可以追溯到《攻壳机动队》。

人人都是移动WiFi，只要管子一插，就可以在虚拟现实中尽情嗨。

这两部动漫作品，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机器人如果拥有了灵魂会怎样？

只不过《铳梦》，从机器与人的界定中跳脱出来，聚焦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

这个肉体，可以是血肉之躯，也可以是钢铁之躯。

肉体可以被损毁、重建，灵魂却不可修复，无法改写。

当一个人丧失了记忆、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肉身与机器真的还有区别吗？

凯丽拥有战士的身体，战斗值爆表。

可她，不知道自己是谁。

唯有在战斗时，才有摸到“活着”的质感。

在《铳梦》中，战斗，成为肉体与灵魂结合的绝佳仪式。

身体或许被损毁，支撑人向前的始终是寻找自我的信念，以及叫嚣着蜕变与重生的斗士之魂。

这才是燃爆的场面背后，《铳梦》的精髓。

Sir发现，日漫总有种无处不在的悲凉感，与日本人物哀美学有脱不开的关系。

《攻壳机动队·无罪》用过一句能剧中的话：

生死去来，棚头傀儡。一线断时，落落磊磊。

出自日本著名能剧师世阿弥的《花镜》。

意思是：

木偶断了线，便不过是一堆木块。

那么对于人或机器来说，那根生命的提线又是什么呢？

谁能找到那条线？

谁能从缸脑的梦中醒来？

卡梅隆用了二十年试图去回答。

但或许这个问题从诞生之时，就被设定为了“永久机密”。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布拉德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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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人光影接力五十载影润水乡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6月30日，朱强在当晚电影开播前调试放映机镜头焦距。郑梦雨摄

江南梅雨歇。夜幕降临，水乡巷陌间，胶片投影机发出的光柱伴着蝉鸣，再一次照在黑瓦白墙上。

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小村里，王志华、朱文炳、朱生荣、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接力”放映电影50余年。“流动电影院”又开场，“哒哒”的走带声转出了光影老味道，也转动了整村人的文化生活。

数字时代的陡然降临“逼退”了胶片电影，而胶片放映的传统技艺和古老滋味，却在他们的双手中，在一帧一帧的胶片画面间，一代代承续着。

第一代

摇橹船上的“水乡电影”

浙江嘉兴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流成网、航道纵横。时光倒回60多年前，除水路客运和货运外，河道间时常摇来一条“电影船”。

船上载着一台百十来斤的放映机、几盘胶片、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徐徐靠向岸边的村子。几样物件看似简单，却寄托着当地村民日常劳作、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

1952年，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学习放映技术、电工、使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一毕业，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那时放电影很艰苦，每个县（当时仍为桐乡县）只有一支电影队，一支队伍要照顾20到30个村。”今年已85岁高龄的王志华回忆。虽然几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围上来，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个月才放一场电影。”王志华笑着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在桐乡崇福镇大操场放映电影时的热闹场景：“得有七八千人到场，相当于一整个县城的人都来了。”

为服务当时常在水路奔波的跑船人，王志华也会靠向岸边为他们放映“专场”。他回忆，50年代中期有次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时，河道里集聚了大概上百条船。

在他印象里，放映的电影以国产片为主，也有部分苏联译制片。故事片《白毛女》以及被称为“老三战”片的《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最受百姓欢迎。“潜移默化中，看电影成了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需要。”王志华感叹。

1973年，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手把手教授3名学生。此后的25年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时至今日，他的学生遍布桐乡县市乡镇。

第二代

村村挂银幕，人人看电影

扁担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绳绑银幕，加上一台放映机、一部幻灯机和一个发电机，构成了第二代放映人朱文炳的“流动电影院”。1973年，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

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是一个大年初一，洲泉镇人民广场上聚了3000多号人，“连树上都是人”。电影里大雪纷飞，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120分钟的电影挤着站着看完。“当时观众太多了，生怕放映机出毛病，我紧张得不得了。”朱文炳回忆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电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笔写的电影海报贴上，一个月放三场，10个村轮着放，远近亲邻统统赶过来，“盛况空前”，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吃饭。村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对村民而言，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胶片一旦转起来，就要从头至尾放完，非极端情况中途绝不停机。“只要有人看，我们就放，这关乎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朱文炳说，一次放映时突然下起大雨，观众自愿帮忙抢救机器。

彼时一场电影票价6分钱，最旺时一晚要去三个地方放映，等第三场开始已是午夜2点，还有很多人满心欢喜地站着等。深夜电影放完，江南水道上起了一层白雾，那是冬天，到处白茫茫，行船找不到方向，大伙就在原地等雾散了再走——朱文炳说，亲历胶片电影的最黄金时代，何其有幸。

第三代

大树剪下枝，又生出枝繁叶茂

1986年，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三年电影。因为经验丰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为第三代放映人，背着机器继续奔波在各个村落。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乡里第一家影剧院建成，银幕从户外“搬”进了室内。乡亲们坐进宽敞电影院，再也不用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发愁。

有了固定放映场所，本不用再主动“送戏上门”。但朱生荣觉得，总会有一些村民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赶来看电影。他利用在影剧院工作的闲暇时间，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义马乡兄弟电影队”，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专门为偏远农村的老人孩子放电影，一放就是十余载。

“要想把村民重新拉回银幕前，就得了解他们的真切想法。”朱生荣说，以前村民娱乐休闲方式少，幕布一拉，不管放什么，附近十里八村都会赶来看。“90年代，很多村民虽然家里有了电视，但随着村子里留守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偏远地区，大家住得散，内心感到孤独，很想求个热闹。”

“平时难得打照面，其实就趁着看电影的机会，大伙儿聊聊天，交流交流，这是在家里看电视得不到的乐趣。”朱生荣说。

村里办喜事，乡亲们也会找来朱生荣的电影队。“有一户人家喜逢老人百岁五世同堂，我就给他们放了一部《五女拜寿》。”朱生荣说，虽然放映队的任务不再纯粹是放电影，但能给乡亲们带来快乐，繁荣农村文化阵地，他的工作就有意义。

“就像从大树上剪下一株枝条，把它扦插在土地里，又生出了枝繁叶茂。”从小在电影队里长大的朱强这么形容父亲的放映队，而这枝条也渐渐在朱强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

第四代

光影经年沉淀，再次光彩动人

严格意义上讲，胶片电影放映的使命在朱生荣手上已经结束了。

进入新世纪，国内影院开始大量普及数字电影，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2006年，朱生荣在隔壁村子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最后一场胶片电影后，默默将跟了他半辈子的“老伙伴”封存进库房。

朱生荣一度觉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

从小在电影幕布前长大，这位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朱强说，时至今日，他最爱的电影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城南旧事》，“胶片电影不管从故事内容、表现手法还是精神内涵，在电影历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朱强当即“救下”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

查阅资料，他发现这个放映机竟是“长江老五四”——1954年中国仿造的苏联“乌克兰”16毫米胶片放映机。那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放映机，数量甚少，深受电影发烧友追捧。

至此，朱强开始到处搜寻老式电影机和相关设备。“前几年，全国各地不少老影院倒闭，一般会对音响等设备进行变卖，他们出售的音响设备不仅效果好，而且价格便宜，我常去购买。”几年下来，光是购买各类电影机设备器材，花费就超过150万元人民币。

如今，在300平方米的电影机展示馆里，收藏着近百台各类经典放映机。这里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为几代放映员提供了“重温手艺”的地方。

“我要把老电影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今，朱强又重新拾起父亲的老行当，扛着机器走上广场、走进校园，讲述为中国人提供了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餐”的胶片电影背后的故事。

“小暑”过后，梅雨暂歇。朱强想利用难得的晴好天气，为离洲泉不远的乌镇乡亲放一场露天胶片电影。

卸设备、架放映机、调音响，朱生荣父子熟练认真地操作着每一个环节。很快，两台珍藏的老式35毫米电影胶片放映机就转动起来。

“哒哒哒……”经年沉淀的光影，在白色的幕布上，再一次光彩动人。（段菁菁、郑梦雨、席玥）